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鹏程:为文学批评招魂——读李建军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

更新时间:2012-10-14 12:12:28
作者: 王鹏程  

  

  十多年前,我还在乡村中学执鞭舌耕的时候,偶尔读到李建军的批评文字,顿有凉水浇背、当头棒喝之震撼。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诚挚恳切、洞察敏锐、见解精辟,既有勇猛精进的批判锐气,亦有充满智慧的理性思辨;既有宏阔深厚的学养,亦有深沉博大的关怀;既有文本上的咬文嚼字和细致剖析,亦有理论上的摧陷廓清、疏通致远。其视野之开阔,学养之深厚,思虑之精纯,用力之扎实,当代批评家中罕有人匹。在我看来,他的文学批评,一丝不苟、持论谨严、卓有识见,是真正将文学作品本身当成一件极有价值的东西来对待的文学批评。他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马修·安诺德、利维斯、别林斯基、布斯等批评家的伟大传统和中国以司马迁、刘勰为代表的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熔铸贯通,以人性、道德、伦理、诗意、平等为核心,对当代文学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和体味,形成了自己立场鲜明、热情峻切、精湛淹博、深邃醇美的批评风格。复旦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收集了他近年来的批评文章,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批评的收获与功绩、“理念与愿景”。

  

  一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及其叙述态度的审美判断、道德考量和精神审视,是一项独立但又贯彻着自由平等理念的精神活动。作家有创作的自由,批评家有批评的权利。文学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来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是要相反的。”[1]反之,一味地吹捧或夸赞,文学批评也就名存实亡。文学批评的使命,一方面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在无论何时何地所写的一切作品中发现最重要和最优秀之作,并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最重要的书和最优秀之作;另一方面,是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或如蒂博代所说的,充当文学的“猪舌头检查者”,揭示出作家的病象和病理,给普通读者以指示,并引导文学创作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灌溉佳花”和“剪除恶草”。但就文学批评的本质而言,更偏向于“剪除恶草”,正如李建军所说的,批评“首先意味着尖锐的否定精神”,在“追求内在的‘深度’”的同时,“致力于激活人的质疑能力和反思能力。”[2]在他看来,严肃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严格的尺度和严谨的态度,要对作家的不成熟的创作和不可靠的思想,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对话性的质疑,从而向社会提供负责任的判断和有价值的‘批判性话语’。”然而,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差序格局”和熟人文化,养成了中国人讲关系、看面子、讲客套的陋习,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人情型文化”,而不是与人较“真”的“批评型文化。”[3]因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只有历来附骥于集部之尾的“诗文评”,而无独立成体的文学批评。[4]“先天”不足加上当今中国社会大行其道的“拜权教”、“拜名教”、“拜物教”的麻醉和劫持,使得我们的批评界“雅声浸微,溺音沸腾”——“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5]究其原因,那就是缺乏或者没有文学批评的“独立之精神”,缺少讲真话的传统和勇气,缺少李建军所深刻阐述的批评家应有的精神气质。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披沙拣金,改变了文学批评真言噤声、假话盈宇的局面,将活的精神吹进萎靡的现实,唤回了文学批评的尊严和魂灵,在荒芜败落的批评园地里播撒下充满生机的种子。

  

  在李建军看来,“一个人能否成为批评家”,取决于“是否具有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一种由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构成的堂吉诃德气质”。这种气质,“意味着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的爱,意味着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勇敢而执着的精神。为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些真正的批评家的内心里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激情和冲动,很少考虑直言不讳的坦率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6]他本人正是当代为数极少的具备了这种精神气质的批评家。对于文学,他将之视为“一个高贵的生命体,对它充满爱的情感”,近乎一种“宗教情感的爱”。[7]没有这种热烈和纯粹,那么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正如普希金在《纯批评》中指出的:“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对艺术的纯洁的爱,那么不管他在批评中奉行什么样的原则,他就必然会沦入被卑鄙、自私的动机所任意摆布的人群中去。”[8]正因为他对文学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因而“他敢于直言,含着血性和理性的直言,不左顾右盼,不扭捏作态,批评谁就批评到当面。”[9]《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的第二辑里,就是这种“含着血性和理性的直言”。莫言的《檀香刑》出版后,封底的广告词中赫然印着:“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喜大悲的激情,高瞻深邃的思想,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东北高密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他细致地分析了《檀香刑》的文体效果和语法修辞,指出了其语言上的病象和问题。更严重的是,作家在叙述描写上的随意放纵,以及道德感和人性关怀上的缺席,使得小说缺乏“分寸感与真实性”——“它的叙述是夸张的,描写是失度的,人物是虚假的。作者漫不经心地对待自己的人物,为了安排场面和构织情节,他近乎随意地驱使人物行动,让他讲不土不洋、不今不古的话,因此,人物的关系和行为动机经不住分析,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合理性也经不起细究。总之,从这部小说中,你找不到一个有深度、有个性、有活力的可信、可爱的人物。作家不负责任的随意和失去分寸的夸张毁了一切。莫言用自己的文字碎片拼凑起来的是一些似人而非人的怪物。”[10]对于被媒体和某些评论家誉为当代“金瓶梅”的《废都》,他锐利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其在艺术形式、精神视镜存在的严重问题,分析了这种“私有形态”的写作的极端主观随意、缺乏真实性的拟古作派以及反现代的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敌意和误解,击中了贾平凹写作的致命问题——“他不仅认同旧小说的趣味格调和道德情操,而且还极其幼稚、拙劣地模仿旧小说的语言文体和修辞策略。这使他的写作成为被古人的幽灵纠缠的写作,成为被前文本奴役的写作,并最终成为缺乏内在的价值和持久生命力的反现代性写作。”[11]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荣膺茅盾文学奖。然而,李建军通过精湛细致的分析,指出这是一部在叙述者、语言、女性态度、主题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小说。就叙述者而言,白痴或者傻子是不可能提供任何价值判读的,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和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都是经典的例子。但阿来既想“赋予‘我’这个叙述者以‘不可靠’的心智状况,又想让他成为‘可靠’的富有洞察力和预见能力的智者。”[12]这种含混矛盾的处理,导致“我”的形象苍白无力,虚假分裂,说到底,是作者缺乏对人物的充分了解和尊重。“我”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缺乏起码的人性关怀,“小说中的女性几乎从未被当做正常人尊敬过、爱过、对待过。与‘我’有过关系的几个女人,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工具意义上的雌性动物而已。而作者阿来似乎也只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的意义上来叙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不,应该说,男‘主人’和女‘下人’的关系。”[13]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看不到,能看到的是“‘我’与几个女人的缺乏情感内容和精神内涵的关系,叙述了几个土司围绕麦子、罂粟、土地和权力的勾心斗角,叙述了土司政治在‘汉人’政权的更迭中不可避免的瓦解命运”;“作者的叙述,从根本上讲,是封闭的、混乱的、破碎的。他仅仅满足于叙写‘我’的飘忽的想像和怪异的行为。他没有将人物放置到一个具有广泛的关联性的生活场景里和寓言结构里”;我们从能“感受到一种茫昧的怅惘,但却无法把握到有价值、有‘普遍性’的主题。”[14]

  

  辣手的批评家,少不了怨敌。李建军这种“秉持公心”、“言人之不善”的批评,在与人为善、难得糊涂、恭维逢迎主宰的中国文化里,难免被人误解。比如作家莫言对李建军说,“陈忠实跟你李建军关系好,给你帮过一次忙,你就写文章说他好,人家贾平凹跟你关系不好,你就到处骂人家,搞人身攻击。”[15]按照这样的逻辑,文学批评就成了一种“关系批评”,那么李建军和批评过的张爱玲、魏巍、刘震云、阿来、残雪、池莉、孙皓晖等都有过节了。实则不然。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没有比遭遇批评缺席更糟糕的事情了。批评家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的师友。作家不必担心学理性的批评,“严格的批评无法毁灭真正的、强大的才能,正像捧场的批评不能抬高微小的才能一样。”[16]作家如果不能及时地倾听批评家有价值的批评,那么可能会给自己的作品带来致命的创伤。作家倒要提防那种尽说好话的“捧杀”,这类简单随意的夸赞不但不能延长作品的寿命,而且易使作家处于盲人瞎马的飘飘然状态。但是,我们的作家听惯了好话,无力承担也不愿倾听即使有价值的批评。我们试想,曹雪芹如果不接受脂砚斋的建议,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有所删节,那么恐怕也难以摆脱曹雪芹本人极其厌恶的“皮肤滥淫”。批评家以事实判断为基础,进而进行价值、意义估量,并不需要考虑作家的职务级别、名声威望。这种“批评家所必须具备的高度发达的事实感”,“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它也不是一种容易获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17]正是因为对文学纯粹而虔敬的感情,李建军才抗颜分席而无愧,表现出勇敢而执着的捍卫精神。而且,他的批评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并不是随意任性地品评某个作家,而是一种认真考察分析的学理性批评。比如,他诚挚地肯定阎真《沧浪之水》的优点和贡献,同时对于其“不成熟的讽刺”、“过度化的议论”,“人物被遮蔽在作者的因应该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陈忠实早期创作存在的问题,他也是非常客观地予以批评,其尖锐程度并不亚于他批评过的莫言、贾平凹等人。在他看来,陈忠实的前期创作,是一种“随顺的平面化写作”,是“对生活的浮泛的表象化记录”,有“情节解结的简单模式”;在精神和思想上存在“双重匮乏”,对人性之恶“缺乏了解乃至盲视”;人物“大多是扁平的、缺乏生气的,没有深刻的人性内涵,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好人,虽然也写有缺陷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到最后大多都曲终奏雅地转化成了好人,完成了从恶向善的转化。……这种经过提纯的、僵滞的心理——性格结构,并不是人性的真实状况,即一种由两极因素二元补衬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18]正是出于对文学炽烈的爱恋,他才能够遗世独立,毫不在乎误解、污蔑乃至攻击,率真自由地品藻作家创作的得失。当作家创作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当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时候,他毫不吝惜地给予鲜花和掌声。

  

  二

  

  具有批评家的精神气质,是成为批评家的先决条件。然而,单有对文学的挚爱和质疑反思的精神,还不能成为一位批评家。如果没有扎实深厚的学养,那么,批评不是流于不着边际的悬空,就是落入逞快的谩骂,或者肉麻的夤缘吹诈。因而,良好的学养是成为优秀批评家的充要条件。批评家,不但要做文学的卫生检疫员,同时也要做一个科学的分析者,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灵魂的深处。李建军无疑是当代少数几位具备扎实而深厚的学养的批评家。这种能力的形成,源于他对古今中外经典文艺理论、经典作品的敏锐感知、精细研读和熔汇疏通。在好多人看来,文学批评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为其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法郎士甚至说过,“天下无客观的批评”。其实不然,文学批评完全能够设法屏除主观的偏见,建立客观中正的标准。我国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指出,通过他的“六观法”,可以建立客观的评判标准:“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六观”的造成,刘勰以为在博览:“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在刘勰看来,批评家如有“博观”的学力,又能用“六观”的方法,循“按文以入情”的途径,“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19]博览尤其是经典的阅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808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