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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为文学批评招魂——读李建军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

更新时间:2012-10-14 12:12:28
作者: 王鹏程  

  对于批评家鉴赏力和判断力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鉴赏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培养必须先行于我们的文学,换句话说,在我们这里,起初必须先有读者,dilettanti,然后再有文学。”[20]鉴赏力的形成,自然也先于文学批评。任何人都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鉴赏力和判断力。批评家和一般读者不同,必须博览群书,尤其是熟悉经典,从而建立自己敏锐的鉴赏力、可靠的判断力及公允的批评尺度。

  

  经典阅读的意义,勿需反复论证。用马修·阿诺德的话说,文学经典能让公民知道“世界上已知和已被想过的最好之物”,“最好之物”,就储存在《荷马史诗》、《圣经》到歌德、华兹华斯的经典作品中。[21]经典作品对人类生活有着深刻周彻的肯认,对个体内心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能使人类透过喧嚣纷杂、破碎浮泛的社会表象,判断真假、剔析伪善,弘扬人性和正义,从而直抵生活的本质,洞彻历史的原貌和真实的人性。同时,其能够使个人静心返观、思考醒悟,更为深刻地了解自己,并从中生发出博大的人性关怀和崇高的社会担当。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偷懒”阅读快餐文化,放弃经典的烛照和指引,必然会导致感性对理性的超越、心智的慵懒与偷惰,并带来对追求深邃思想的缺席、对美好事物眷恋珍爱的缺失、对人类精神处境及出路关切的遗忘,整个社会的文化也必将表现出颓败的趋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况。

  

  对于批评家而言,经典可以帮助其了解人类文学攀登到达的高度,明确其所在时代文学到达的位置。否则,就无法有效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作出评价。艾略特有着这样的论述:“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人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22]文学批评,实际上就是以“现存的不朽作品”作为参照,对文学创作进行分析和纠正,判断其是否提供了新的东西。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在功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我们大学的文学教育,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空对空”研究,缺少阅读经典形成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深刻的审美体验、博大的人文关怀和积极健康的道德伦理,“只有‘告朔之饩羊’的意义,很少有学术上、文化上的意义。”[23]对于经典,我们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24]我们的教授学者当中,具有深厚经典阅读经验的寥若晨星,即使极少数有经典阅读背景的教授学者,也纷纷转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等,其教学、写作和思维的方式常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如此以来,文学的感受力、鉴赏力、判断力严重迟钝乃至萎缩。而大多的教授学者,缺乏坚实的经典背景,单凭某种理论或者提要简介来搞所谓的“研究”。这样难免居人胯下,误己误人。更重要的是,批评应该十分注重精神的健康,正如任何医生注重身体的健康一样。但是,我们的批评,如李建军所言,学院化“把‘学术规范’变成了僵硬、刻板的教条,把批评异化为冷冰冰的‘尸体解剖’——这种教条主义的‘解读’与批评家的精微的感受是脱离的,与具体作品是不相干的。有的批评家更是削足适履地把外国的最新‘理论’与当下的文学作品强行对接,常常为了迎合他者的‘理论’而曲解甚至肢解作品。”[25]这种批评的风气和倾向导致当下批评失去了活力和生机,有形而无神。如果再不改观,文学批评将遭遇到巨大的危险,甚至走上死路。那怎么办呢?回到经典。鲁迅说过,一切伟大的作品都会告诉作家怎么写。我们也可以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会告诉批评家应该持有怎样的标准。

  

  李建军读书之广博,思考之深刻,不敢说当代批评家之最,最起码也排在前几位。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广泛地开始阅读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都德、歌德、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其中,俄罗斯文学对他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俄罗斯文学为我理解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判断尺度和标准体系,它告诉我,理想的文学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视爱和悲悯为具有核心意义的心情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反讽性;不仅充满孩子般纯洁的道德诗意,而且到达了高度成熟的伦理境界;具有‘教育’读者的自觉意识和崇高理想,充满了精神上提高人和拯救人的宗教热情,致力于人们的文化气质,为人们克服懒惰、怯懦、势利、贪婪、残暴、冷漠、僵化等人格病变提供道德启示和精神支持。”[26]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为建军理解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判断尺度和标准体系”。同时,他也形成了敏锐的鉴赏力、精准的判断力,以及自己思虑周详的理论体系。但在一些人看来,李建军“文学批评标准似乎还一直停留在更为久远的年代”,“小说世界本质上是伦理世界,只有那些包含伟大的伦理精神的作品,才能有持久和巨大的影响力”[27]之类的说法都是已经过时的理论。殊不知,李建军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以来伟大小说经验的吐纳之上,以深厚的人性为依据,以成熟的伦理标准,以伟大的精神为灯塔,真诚地帮助人们认识心灵的最高旨趣,并形成自己的批评观念的。这些经典,经历了时间的淘洗和读者的辨别,是人类走向光明和美好的最为宝贵的营养,岂能简单地用时间的尺度去衡量!这种思维的内在依据,还是那种庸俗的生物进化观念。我们知道,艺术并不一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早超过古希腊时代了。那么,马克思所云的希腊神话和史诗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岂不成了欺世之言!

  

  对于批评家而言,其对作品优劣的评判源于判断力和鉴赏力,终而落到对其理论的支援和确认。R·韦勒克指出,批评家的文学观点,“需要得到其理论的支持和确认,并依靠其理论才能得到发扬;而理论则来自艺术作品,它需要得到作品的支持,靠作品得到证实和具体化,这样才能令人信服。”[28]李建军在认真研读中外小说叙事理论的研读基础之上,以十八、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尤其是俄罗斯小说为参照,以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为中心,以谱系学的方法梳理了中外修辞理论,阐述见解,批驳错谬,如钱塘之潮,举重若轻,波澜叠起;显幽阐微,爬罗剔抉,如扁鹊行诊,明辨要眇,屡有发明。他肯定了布斯的理论贡献,修正了其小说修辞学的偏颇,批评了其“没有把人物和情节这两个对小说来讲极为重要的因素摆到中心的位置”、对小说“介入的、否定的、批判的精神”的忽视、“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缺乏对制约小说的修辞的语境因素的考察”以及没有彻底摆脱当时影响极大的“新批评”带来的负面影响。[29]进而,他阐述了自己理想的小说修辞学——“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作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重要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性交流关系这一目的。”[30]同时,他批评了“新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将人物符号化、抽象化、物态化、理念化”的弊病,指出“只有当小说家把人物当作有自由、有个性、有尊严、有思想的高贵的独立个体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才能产生。”[31]对于小说修辞的研究而言,李建军无疑作了一件钩玄提要、疏浚致远的工作,正如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所言:“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32]正是因为他对经典小说和经典理论有着精细的感知和研读,才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修辞理论,才能对当下文学创作作出精鹜八极、鞭辟入里的剖析,才能轻易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取得平衡,展现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因而,丁帆将《小说修辞研究》称为“李氏修正定律”[33];王兆胜则称之为“一本努力解决重大问题的‘正本清源’之作”[34];被李建军批评过的小说家阎真先生则发自肺腑感叹《小说修辞研究》了却了他多年为研究生的“小说理论”课程寻找一部“既有体系上和理论上完整性,又能结合中国的文学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中国的创作实践”的合适教材的心愿,作出了“一本好书,做教材”[35]的评价。

  

  三

  

  殷海光先生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36]是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恪守着人类的良知,体现着人类的良心,守护着精神的灯塔。他们敢于愤怒、向权势说不,他们的使命在于将人类摆渡到“光明与美好”的彼岸。如萨义德所言,“在受到内心和真理的感召时,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且不顾忌自身的利益与安危,他坚持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气质以及根据自己的学识而认为的真理。也只有这样,才会使得社会恶势力产生畏惧与不安,从而抑制恶的横行。”[37]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沉潜了、消隐了、堕落了。他们要么有学问而无操守,有虚名而无实归;要么有空言而无行动,有身形而无魂灵,绝大多数是 “‘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38]或者出卖了自己尊严和灵魂的“通融人”。因而,我们时代才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精神堕落、文化虚脱和价值紊乱。

  

  李建军属于极少数“要使这双眼睛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的批评家,他之所以能在当代批评家中卓然独立,也正是由于他强烈的责任伦理和鲜明的人文关怀。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承担的责任伦理,是为自己的时代文学提供真实、可靠的判断,从而将这些判断转化为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话语力量。具体地说,就是有助于帮助读者了解真相,同时有助于读者了解真相,同时又要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对作家的写作进行价值评估和质量监督。”[39]令人失望的是,当下中国的创作和批评,被权利把持,被市场绑架,消解了真实、意义和价值,缺乏对个体生命、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怀,缺乏精神的擎举和建构,鲜有对国家、民族、历史使命的关注,几欲完全沦为消费的愉悦和平面化的狂化,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严重而普遍地混淆颠倒。对此,我们的文学批评不是付诸阙如的盲视与无视,就是廉价的进行吹捧或者颂扬,文学批评沦为精致的“屠龙术”、夸大的 “广告语”、印证洋理论的“试验场”和博取名利的“菜篮子”,完全成了工匠手中的技术活。这种虚假浮躁、极不负责的风气不但误导了读者,而且毁坏了艺术,给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知道,“生活中撒谎固然下流,但还不至于毁掉生活;它玷污生活,但在其污秽之下终究不能掩盖生活真实,因为总会有人或苦痛地或欢乐地渴望着什么。但在艺术领域内的谎言却毁掉现象之间的一切联系,把一切弄得灰飞烟灭。”[40]我们的文学批评中遍布这种极不负责的“谎言”。有的作品只不过是“甲虫”,却被批评家说成了“大象”;有的作品只是“萌芽”,却被批评家捧成了“大树”;有的作品患有精神上的痨病,却被批评家颂为“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时候,必须要有知识分子担当的真正批评家出来荡涤误秽,拨云见日,作出价值判断或者重大甄别,形成一种得当的“差别意识”。可惜,这样的批评家若凤毛麟角。李建军不辱使命,踽踽独行,决绝地为文学批评招魂。他批评姜戎的《狼图腾》“通过赋予狼以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质,来完成自己的虚幻的文化乌托邦建构。这是一部具有侵略性质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以狼为师,率狼食人,只求成功,不讲道义。它把强权和蛮勇当作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却忘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41]批评李安执导的《色·戒》,迎合市场消费,完全沉于娱乐,是一部“用欲望瓦解精神”、“用美感撕碎伦理”、“用‘深刻’摧毁常识”的电影,还是“一部伤害中国人民自尊心的电影”,是一部胡乱涂抹历史的“汉奸电影”[42];批评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缺乏历史质感和批判意识,“不遗余力地为封建皇帝树碑立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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