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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峰:公民维权与社会整合

————民权论之二十八

更新时间:2005-02-16 00:04:37
作者: 范亚峰  

  民族、民权、民生、中道、外交的契约整合而成中国社会的多中心秩序。

  

  (一)公民维权促进社会三种建设性力量的联合

  

  互联网、家庭教会和自由主义是中国社会近二十五年发育形成的三种完整的社会力量。民间社会的力量实现全局化与整体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互联网、家庭教会与自由主义的沟通与互联。

  

  中国式宪政民主的特色是,第二共和之后的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需要清理和消化。党治秩序的等级制有机体逐渐崩溃,而下降为多中心秩序中的一个中心,如果其拒绝这一转型,甚至连其中之一也不能保证。自由主义的转型战略是先建立别的中心,如互联网、家庭教会、自由主义,以降低转型成本,实现和平转型。这需要运用中道方法论理解中国社会两域五系统的基本状态。而理解中国社会的中道思维,其核心是两域五系统的整体辩证观。

  

  互联网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复杂系统,难以从根本上消灭,互联网观念、操作、规范和程序已经相当成熟,已形成强大的技术基础,并与公众日常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互联网系统与文化、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耦合已经实现,互联网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扩展、政治运作、经济积累、人才培养、社团整合等都已形成强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极大扩展了民间社会的组织资源,且互联网已促进媒体实现网络化,二者之间出现趋同的趋势;10互联网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新民权运动的基地。互联网的规模效应已经形成,当局对互联网的打击恰恰不是进攻性的,而主要是防御性的。

  

  家庭教会的兴起根源于民间社会的分化与整合过程,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中共的组织资源因乡村村级政权和城市单位制度的衰落而大量流失,中国公民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乡村已经初步生成替代性的宗教组织家庭教会,城市也在迅速扩展之中。家庭教会是中国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堡垒,其扩展不断积蓄中国社会的自由元素。主要因印尼华人牧师唐崇荣的影响传入大陆的加尔文主义成为温州教会的正统教义,进而向全国扩展。11家庭教会作为一个亚功能系统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整合作用,家庭教会的公共领域化的12可能性之一是,当局的打压反面促进了这一功能的实现。目前互联网、自由主义、家庭教会都已告别弥散状态,但还未成系统,处于部分自治状态,远未建立超循环。互联网、自由主义、家庭教会正在日趋一体化,从而使民间社会的交往权力能够更为有效地抵御政治权力的压迫。社会建设初步形成了互联网、家庭教会、自由派的基本积累,这推动自由主义多中心秩序的生成。

  

  (二)作为准政党政治的公民维权为政党政治奠定组织基础

  

  台湾1984-1990年的自力救济运动,与大陆2003年以来的公民维权运动既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可视为准政党政治运动。自力救济运动“虽然没有像以后的政党政治的运作那样制度化、程序化和理性化,其效果也没有政党政治那样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影响深,但是,毕竟作为‘准政党政治’和较低层次的非组织化、理性化的民众街头性运动,是政党政治的替代,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政治参与过程,‘自力救济’运动表达并实现了民众的政治和经济等利益要求,学习和实践较低层次的政治民主,获得政治参与的经验,并使台湾最终走向宪政民主化改革之路,其效果、意义不可忽视。”“社会运动使得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无核心领导的自发性街头抗议演变为联合性、跨区域、跨行业的团体性活动,最后变为组织性强、有纪律、有规律的政党政治。这些组织在活动中能够不仅起着利益表达、利益聚合和利益输入的功能,还起到力量整合的作用,为社会运动提供物资、通讯、器材,提高"自力救济"运动的声望和影响力,打破地域等自然因素的限制。‘自力救济’运动也被称为‘准政党政治’运动,是合适的、合理的过渡性政治运动,为以后政党政治时代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13

  

  (三)公民维权促进中国社会理性的成熟

  

  当下政党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互动:党国一体的金字塔结构已经趋于衰落和解体,社会呈现出平面化和多中心趋势。公民维权促进中国社会理性的成熟体现在,它帮助工农大众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初步把握正确理解的权利和利益(托克维尔语),学习为权利和利益而斗争。互联网、家庭教会、自由主义的三者合一促进了中国社会理性的逐渐成熟,自由传统、正义观念、司法中心逐步引入,以能动理性、多元理性、有限理性为核心内容的程序理性在逐渐生成。

  

  自由主义相对低谷期的关键是深化自由主义的社会化过程。宜先动员有产者的权利意识,后动员无产者的权利意识:多给无产者以利益而少给他们以权利。农民的补偿和土地私有化十分必要,目的是促进中国社会能动理性和多元理性的形成。民间社会理性在逐步成熟,社会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使中国政治转型可能和平进行。中道路径的真实可行性体现在,低成本政治转型的原则及和平转型的核心思路,它有可能为中国精神和中国政治走出一条新路,甚至开拓出一个新的文明。衡量中国民间社会的成熟与否,要看其能否把握正确理解的利益,社会立宪的可能性和已有成果,能否把握和引导社会公共议题等;泛自由派阵营是否已经实现规范封闭和认知开放,是否理解了主要的维权策略,避免落入错误运作方式如划分左右等的陷阱之中。14而问题化和中道整合为中道系统的两个基本权力策略。15

  

  社会理性真正走向成熟,第一是要认识到知己知彼的必要性:加强对政党国家体制的研究;第二是加强自我反思,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第三是善于学习,实现自主性和开放性、规范封闭和认知开放的动态平衡。自由主义社会化的问题化策略体现为公共议题的寻找和引导,如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南都案等,问题化策略的基础是公民政体建设的问题解决模式,由此带来政治转型路径与政治转型模式的深刻变化。

  

  (四)公民维权有助于生成中国的程序宪法

  

  广义宪法乃是生活的模式,所以立宪意味着生活模式的转变。“古宪法(或普通法宪政主义)体现了三项弥足珍贵的常规(conventions):相互承认、延续以及同意。”16古宪法传统也就是普通法传统,它不仅指涉欧洲历史中比较宽广的宪政传统(如英国古宪法、辉格主义以及公民共和主义),也包括世界各地原有的释宪传统(如北美原住民的习俗,澳洲土著的生活惯例、甚或西藏的宗教信仰)。古宪法与现代宪政最大的不同是尊重文化差异,愿意以“仔细聆听”的态度让所有不同意见发声。17普通法注重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即道德规范、政策和经验的一致,它包括两种模式,即不仅遵循体系一致性和社会一致性标准的双重一致模式,还注重规则稳定性标准的现实世界模式。18普通法宪政主义和基督教圣约传统有深刻的内在关联。19

  

  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与刑事法治、民商法治过程告一段落之后,需要用宪法的构造来整合中国社会,由此基于英美宪政经验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中国宪政建设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20这种影响的一例是在近期国企改革的讨论中,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普通法宪政的原理分析国企改革问题,遵守隐性契约的主张彰显了正义观念;呼吁司法更多介入国企改革的纠纷和冲突是司法中心的运用;同时不同意新左派对经济改革的否定,应尊重26年来乃至近代以来微弱、有限但弥足珍惜的自由传统。

  

  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观念、操作、规范、程序在逐渐改造中国法的秩序与规则,更新中国社会的政法秩序和道德的关系秩序,而伦理秩序统领政法秩序和关系秩序,普通法宪政不断整合新的伦理秩序和宇宙秩序:互联网、自由主义、家庭教会的多中心秩序确立了中国社会自由传统的根基,家庭教会成为中国人的自由的堡垒;正义观念和司法中心则还没有根基。在政法秩序和道德关系秩序之间,程序可起到中介作用,程序沟通政法与道德、整合事实与规范。而在作为政体程序的立法行政司法之中,确立司法中心具有守护正义观念、化解社会冲突、确立正义规则、维护自由秩序的意义。

    

  在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法框架中创造性地引入普通法宪政的观念,需要对中国的私法做创造性的思考,运用政体编辑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法材料做创造性的重组与理性合成,关键不是理性的构造,而是促进创造性的观念、操作、规范与程序的生成。普通法宪政是生成性的,所以中国宪政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所以不是败局已定,而是仍然有创造性学习和选择的可能性。当代中国宪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刑法思想的贫血体现在对于中国精神和民情的陌生,很少关注中国社会活生生的道德、经验、政策。   

  

  公民维权具有程序宪法的演进和生成意义,因为民权运动从权利和利益的观念到操作,在操作中积累规则与规范,观念、操作和规范经由反思性而不断实现与更高系统的联结,从而逐渐从弥散的法演化为部分自治的法,进而生成超循环的法,即中国的程序宪法。

    

  三、公民维权和民族整合、文化整合

    

  (一)公民维权有助于民族整合,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危机

  

  横向的公民维权运动和纵向的联邦制运动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五阶层实现共和,不是一党训政,也不是联合政府,而应缔结契约、制定约法。21在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关系格局中,第二共和有以大压小的心态,和为统一一战的准备。第二共和能否成功演化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已经受到质疑:毛泽东路线已经失败,邓小平路线正在遭遇重大危机。明智而审慎的现实出路不是局限在第二共和的政治语境中整合毛泽东与邓小平路线,而应通过学习第一共和民主化的成功经验,引导大陆走向民主化的坦途。大陆民主化宜避免苏联路线,而主动地、有计划地、灵活地学习台湾经验。大陆难以做到台湾那样的平稳转型,而呈现出危机转型的模式,因为政治改革是避免两极分化和腐败恶化、走向自由平等正义社会的唯一出路。

    

  台湾经验的要点是威权体制和自由经济的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当局不断顺应时势,民间则使抗争的容忍成本明智地低于镇压成本,从而实现了宪政民主变革模式的和平转型。22香港和台湾经验之市场经济和法治宪政的成功,使中国人在近代的社会试验中积累了政治社会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台湾经验是第一共和现代化海洋路线的演进成果,英美模式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路径已经产生重大的甚至可能为方向性的影响,是台湾经验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背景。台湾经验简化了中国政治转型的选择复杂性,使国情论和中国特殊论丧失了实践依据。台湾经验的不足是民粹主义的盛行、族群分裂、台独势力坐大。大陆民主化不宜向苏联学习,而宜学习台湾的经验教训,提升大陆自由派的政治智慧。

    

  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为宪政联邦制模式提供了机会。中国社会存在两重互约,即国家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它表现为治者与被治者之约,以及政治与宗教的契约关系,即天人之约。中国的公民维权运动宜用圣约和契约观念统领中国社会的两重互约,即天人之约,和治者与被治者之约,以契约包容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样性。违宪审查以司法审查立法与行政,联邦制模式力图用契约模式包容大陆、台湾、西藏、香港的文化多样性与政治多样性,二者都是通过政体程序对于政治与宗教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合。违宪审查中高级法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张力体现在立法行政与司法、统治和审判的张力上,联邦制模式则可以有效整合等级制模式和有机体模式相结合的党治秩序的政法遗产。

    

  (二)公民维权有助于生成中道自由主义的社会想象与文化符号

  

  自由主义系统初步成局的基本条件是实现规范封闭,即民主宪政、人类基本价值、苏奥学派,认知开放。而成局的标志有,观念言说初步完整;实践操作初步展开;规范方面,民间解释法律、修改法律和立法能力方面有初步积累;程序上,则是人格修养程序、天人神人沟通程序、社会沟通程序(民间内部和官方民间之间)、民间政体程序有雏形;以及形成基本完整的新社会想象。自由主义表意的符码、符号系统的创新至关重要。

  

  第二共和的新中国的社会想象由中华民族、愚公移山、人民英雄纪念碑、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镰刀麦穗的国徽等构成,邓的改革开放则是一个中心、两手抓、三步走的根身想象。23胡温新政的社会想象以民粹主义为要点,包括新民本、人权、财产权等。自由主义的社会想象用新的编码方式:中和与极端,以及接近呈现的方法逐渐实现新的程序化,形成新的个体人格修养程序、社会沟通决策程序和政体程序,以及天人神人沟通程序。新的社会想象的生成超出了个人的设计,是行动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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