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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南生:野田“购岛”战略的胜算与失算

更新时间:2012-10-08 12:15:41
作者: 卓南生  

  

  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透露东京都有意购买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计划。

  7月7日,野田首相宣布中央政府“购岛”(即“国有化”)的决定。

  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岛主”签署购岛合约。

  “4·17”是1996年4月17日日本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日子,也是美日安保条约变质,从两国的双边协定扩大为共同关注与防卫“周边事务”,将两国的假想敌从旧日的苏联转为中国的重要里程碑。

  “7·7”是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不祥纪念日。

  至于“9·11”,则为201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受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造成严重伤亡的日子。以“9·11”反恐为名,日本国会通过诸多为自卫队松绑的法令。“9·11”无疑是战后日本军队借船出海,走出国门大显身手的重要日子。

  一心一意图谋修改宪法,热心行使“集团自卫权”的东京都知事石原与日相野田一唱一和,在串演这幕“购岛双簧剧”时,选择上述三个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日子宣布其购岛的进程表,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述“购岛”紧凑的日程表,人们不能不为两者合作无间演出的精彩和当局决策之神速叹为观止。

  

  舆论诱导与外宣活动

  

  当局之所以能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便对“购岛”的重大动作拍板,既可以解读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杰作(而非仅仅是心血来潮的“闹剧”),也与几个月来东京的舆论诱导奏效,及其对北京底线的试探与估计不无关系。

  所谓舆论诱导,既有面向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也有对外展开的宣传活动。

  仔细观察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对“购岛”的反应,不难发现从石原公布“购岛”构想的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朝着(或者说迎合着)官方既定的“国有化”方针大步迈进。

  其间,虽有一些日本媒体对石原“唐突”宣布的计划感到“迷惑不解”乃至斥之为“跳梁小丑”的闹剧(如《朝日新闻》中文版),但如果因此就轻易得出“日本舆论界反对购岛计划”,或者“日本传媒视购岛计划为闹剧”的结论,则无疑是上了日本大众传媒的当。说得轻一些,是一厢情愿地解读日本大众传媒的真意。因为翻开底牌,一部分日本主流媒体之所以对石原构想发出“哗然”之声,并不是对“购岛”本身持有任何异议,而是认为:一、由东京都出面购岛名不正、言不顺,身为地方长官的石原不该越俎代庖;二、东京都市民缴纳的税金,应该用在市民的社会福利工作上,而不是去购买与市民生活没有直接相关的岛屿。(《东京新闻》便是坚持这个观点。)

  那么,购岛工作应该由谁出面才合适呢?倒是力斥石原“偏激言论”之不当、貌似公允,以“自由派”为标榜的《朝日新闻》率先对“国有化”政策大开绿灯。在野田首相还未正式宣布“国有化”决定之前,该报就表示:如果是国家购岛,还说得过去。在野田内阁决定购岛计划之后,该报的社论则劝诱中国;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其简单的道理是,与其让右翼政客石原借题闹事,不如由日本国中央政府管理来得更为和平和稳定。

  有趣的是,如此这般旨在促销“国有化”计划的舆论诱导很快在海外找到了市场和分销商。

  有曰:“这是一小撮右翼冀图绑架中央政府,纯为闹剧,不必重视。”弦外之音是,多谈了反而是中了爱闹事的石原之计,变相壮大其声势。

  有曰:钓鱼岛原本就控制在日本手里,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将之转为国有化,只是产权的转移,与“主权”丝毫不相关,不必有过度的反应。

  两者的共同结论是:“处之泰然,可也。”

  有曰:地方右翼政府首脑石原与中央政府首相野田并非铁板一块,前者猛“攻”,后者位处守势,双方各有自己的立场和打算。两者相权取其轻,“国有化”不失为阻止右翼政客夺岛制造争端,从而缓和中日摩擦的一项选择。

  意思是说,“开明”的《朝日新闻》等的主张,也不无道理。

  

  掌握时机 一次到位

  

  正是在上述“纯为闹剧,不足为惧”“野田首相左右为难”,和“国有化也有其正面作用”等舆论诱导的攻势声中,不少日本鹰派战略家纷纷出谋献策,主张当局把握时机,得寸进尺。其理论根据是百病丛生、难题堆积如山的北京此刻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政策,更遑论允许民众上街示威抗议。道理很简单,对于当局来说,特别是在十八大召开前夕,没有什么比维稳还要重要。

  针对这些谋士的冒进主张,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同样出自日本“国益”的立场,也不反对行使“集团自卫权”,但却担心过于偏激的做法将使日本在外交上从主导地位转为被动的官僚和学者(例如前外务省条约局长东乡和彦等)。

  他们认为当局一口否定中日两国之间存有领土纷争的说法,未免过于勉强,在国际社会欠缺说服力,也与日本要求韩国对竹岛(韩国称之为独岛,并否定日韩之间有领土纷争)问题进行谈判的立场自相矛盾。

  但这些相对“稳重”与“洞察国际形势”的“国际派”(实际上也是“国益派”)保守人士的看法并未受到重视。因为在野田政府及其智囊们看来,正如一名已故的日本“中国通”数年前鼓动小泉首相大胆参拜靖国神社时所持的立场与献策一般:只要日本事前进行周密的安排,并做好心理准备,忍受得起与邻国在一定期间关系的恶化,问题不会坏到哪里去。

  

  “大局为重”与“斗而不破”

  

  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和结论,自认为摸清中国底细的“中国通”深信,中国对日问题的思考,归根结底,离不开“大局为重”与“斗而不破”的套路。所谓“大局为重”,在东京看来,其实就是能忍则忍,即“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也”;至于“斗而不破”,则被他们解读为隔靴搔痒,坏不到哪里去的理论依据。

  为此,这些谋士建议在领土问题(或者历史问题)向前迈进一步的同时,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并加强外交与文化交流(渗透?)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三管(经济、外交与文化)齐下,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石原、野田双簧剧之所以越演越逼真,“中国通”的上述调查与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不过,在这回“9·11”的购岛(“国有化”)之后,北京当局及中国各地民众的强烈反应不能不说是远远超乎野田政府及其智囊的意料。原本试图游说北京相信“国有化”对中国也有好处的《朝日新闻》,不得不惊呼“日中面临最大的危机”,呼吁日本政治家在采取“毅然”态度的同时,倾其全力搞好外交工作。与此同时,不少日本主流媒体在刻意突出“反日”群众“暴徒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愤怒的中国这回“真的生气”。中国海洋局派出海监船巡航是一个例子,当局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理性爱国”的群众游行示威,以表达其不满情绪是另一个例子。至于商务部官员表示“中国消费者有以理性方式表达其看法的权利”,更被敏感的日本评论家视为迄今为止日本占尽便宜的“政经分离”美好时光可能就将一去不复返。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经济制裁是“双刃剑”,认为中国不致于动用这武器,但却掩盖不住他们对战前“抵制日货”时代的恐惧感。毕竟,已经“丧失了20年”的日本经济经不起新一轮的经济战。

  

  抨击爱国教育与民族主义

  

  为此,就像以往发生“反日”游行时一样,原本深信北京会以“大局为重”,采取克制态度的日本大众传媒齐声声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读卖新闻》的社论在归咎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不禁向北京发出如下的警告:

  “不买特定国家的产品,既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也对中国没有好处。”同样的,《东京新闻》也发表类似的论调:“反复地说,利用爱国意识煽动反日是十分危险的,从大局着眼,也不符合中国领导层的利益。”

  不仅如此,同家报馆的一篇专栏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无法将反日感情镇静化,自己也会被自己培育出来的怪物从内部腐蚀与破坏。中国领导层对这恐怖的后果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说白了,期待北京“克制”的日本媒体此刻真正要说的话是:“怕乱”的北京怎么这回忘记了“怕乱”的重要性及其道理,真令人百思莫解!

  

  东京如何检讨“失误”

  

  但在明白了北京已将领土问题定位为“大局”及确认其态度并非儿戏而是十分“认真”与“严肃”之后,也有部分日本媒体在检讨野田外交之失误。

  有曰:失误之一是“国有化”时间选择的不当。一家大报的社论写道:“日本政府也有应该反省之处。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但在国有化时间的选择上,却不能不说是欠缺深思熟虑。”

  一来是,两天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才向野田首相表达其强烈反对“国有化”的态度,但野田首相一转身就签署“购岛”合约。二来是,“国有化”签约的日期与中国的“国耻纪念日”(“9·18”)太过接近,容易点燃反日之火焰。这是当局事前应该预想得到的事。

  换句话说,在某些日本媒体看来,“国有化”政策本身并没有错,错只是错在不给胡主席面子,及“9·11”一周之后就是“9·18”。

  有曰:失误之二是在外交努力方面不到位。

  在这一点上,呼吁当局加强展开外交工作的不仅仅是主流媒体和专家学者,日本政界人士当中持此看法者也不乏其人。其中,也许最令人感到意外,或者感到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来自自民党总裁热门候选人石原伸晃的下列一段谈话:

  “说政府(的国有化手法)‘踩了老虎的尾巴’也许有些过分,但显然并未与中国有充分的对话。当局应该在事前好好地和中国沟通。”

  在这里,说话态度和遣词用字一向比其出口必伤人的老爸石原慎太郎柔和的石原伸晃,俨然忘记了购岛双簧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此刻在替他撑腰的乃父。也许,伸晃真的相信,只要好好向中国说明,说不准有人会同意“国有化”对中国也有好处的说法。(正如《朝日新闻》所期待一般。)

  不过,从“9·11”到“9·18”中国官民通过各种方式强烈抗议,充分表达其卫土的决心之后,越来越多重视中日关系的日本人士不得不承认野田外交的失败。它具体地体现在如下的两个新动向。

  其一是不少熟悉中日关系的日本人士,包括前高官,如自民党政府前官房长官野中广务,民主党最高顾问、也是前财相藤井裕久等终于打破沉默,表达他们的忧虑。特别是对于当局一口否定中日两国上一辈领导人“搁置争议”的共识,并进而否定两国间存有领土争议的说法,不少发言者认为此举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明智。

  但认真分析,在批判野田的拙劣外交及承认两国存有领土纷争的日本人士当中,也有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是真心希望中日回归到1972年和1978年两国领导人达致“搁置争议”共识的原点,并主张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邻国间的领土纷争,从而化解这场危机者。二是在承认两国“存有领土纷争”的基础上,主张以毅然态度坚持钓鱼岛是日本之国土,从而展开外交谈判者。在领土问题上一向比任何政党(包括自民党和民主党)还要“前卫”与“爱国”的日本共产党,这回表态承认两国存有领土纷争,便是出自这样的立场。

  

  新“搁置争议”论所争何事

  

  其二是试探与摸索新“搁置争议”论的可能性。

  所谓新“搁置争议”论,是指日本在北京默许其“国有化”的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同意进一步加强实效统治的某些措施。倡议者多为日本的“稳健派”精英。据日本时事通讯社8月28日放出的风声,针对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北京曾一度同意采取相对柔软的对策。即只要日方答应在“国有化”之后维持现状,遵守不登岛,不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资源调查及不在岛上进行开发的“三不原则”,北京虽然会提出抗议,但将采取默许的态度。然而这个有可能被日方解读为默许“进一步,退半步”的三不条件(其情况正如前年日本以“国内法”拘留中国渔船与渔民,最终则连船长也被迫释放的措施一般),据说并不被决心一次到位的野田政府所接受。

  但在“9·11”迄今诸多正面冲撞的博弈中,中日两国可以说是已经撕破脸皮,各自做好最坏局面出现的心理准备。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积极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担心日本在外交上位处下风的日本“稳健派”说客们正在试探北京接受“新搁置争议论”的方案(包括此前日方刻意放出风声的“三不条件”)的可能性。

  针对日方以默许钓鱼岛“国有化”为前提的诸多“新搁置案”,长期以来习惯于“斗而不破”战略,并将中日关系恶化的主因归咎于“一小撮右翼势力”的北京,会否轻易被东京“以柔克刚”的说客们所迷惑和打动?抑或借此良机换个思维方式,以“大局”(领土问题)为重,突破“斗而不破”(反正脸皮已被撕破)的框框,反守为攻,坚持外交部反复发表的声明和原则,不承认“国有化”的所谓既成事实;即让中国海监船的巡航与渔船到相关海域从事打捞渔业活动正常化、日常化,促使日方单方面宣称的“没有争议”的东海纷争,成为“有争议的领土纷争”的不争事实。这显然是接下来各方视线之所在,也是双方这回过招,何者更胜一筹的试金石与分水岭。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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