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震:“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更新时间:2012-09-27 09:50:12
作者: 王震  

  为西方国家按照自身意愿改造并控制中东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阿拉伯世界意识形态的内核始终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并且二者间具有一系列“天然联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开展全球反恐战争的过程中,通过夸大极少数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极端活动来抹黑整个穆斯林世界,使伊斯兰成了落后、愚昧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从而压缩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空间。受此影响,大量学术和文化资源被用于西方社会所偏好的领域,直接服务于全球反恐战争或是所谓的“民主化”建设。在此背景下,部分当地精英在民族传统和西方主流价值之间出现认知混乱,甚至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沼,丧失了对自身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判断,不自觉地认同西方鼓吹的民主政治理想。例如,埃及籍、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在《金融时报》上公开称,要在埃及建立“社会公正、机会均等、尊重人权以及其他普世价值基础上的民主”。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世界“革命英雄”的谷歌前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也公开表示,他为谷歌公司服务的目的就是因为这“有助于改变中东”。二人的观点代表了不少知识精英和“脸谱抗议者”的呼声,却忽视了阿拉伯国家“国情”和多数民众的想法。在这次中东剧变中,阿拉伯知识精英的“集体失语”,使阿拉伯抗议民众内容广泛的诉求被简化为“民主与专制”之争,而一味要求“民主”和“改变”的狂热情绪,又使这些国家简单地将实行“民主”视为解决阿拉伯国家自身困境的灵丹妙药。在这场社会剧变的大是大非面前,阿拉伯知识精英的“集体失语”并不是因为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个体差异”、“历史传统”和“长期政治压制”等因素,恰恰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混乱的表现。

  进一步看,阿拉伯精英的思想混乱不仅加剧了国内政治动荡和社会失衡,而且也为西方国家利用政治与社会转型之机控制中东、按照西方意愿改造中东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有西方学者指出,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市场经济,不仅可以“赋予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力”,而且还能够“促进导向民主的社会、文化、宗教和心理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公开呼吁西方应加强对突尼斯的援助,他认为在推动民主事业方面,西方国家援助突尼斯的投资回报率“比伊拉克战争高出百万倍”,而且他毫不讳言,西方国家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突尼斯,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由此不难理解,在中东剧变后,西方国家为何热衷于帮助阿拉伯国家推进“民主转型”。美国政府不仅减免了埃及10亿美元债务,还向埃及提供了10亿美元贷款担保,以期引导埃及朝西方设定的政治轨道转型。国际开发署用于埃及民主与治理的援助资金也增加到6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以“支持选举和政治进程”。2011年5月底在法国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上,西方国家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和部分海湾国家一道提供400亿美元援助,用以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转型。

  

  三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意识形态渗透,不过是冷战时期“和平演变”战略的变种。只不过在新形势下,这种“和平演变”在手段上更为多样化,在内容上更具欺骗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更加赤裸裸。它以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矛盾为切入点,充分利用所在国执政当局的软弱和国内反对派势力,通过官方施压和非官方渗透互相配合,制造社会舆论、放大社会矛盾、操控当地政治走势,使其向着西方国家所期待的方向演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渗透过程中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其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事实上,许多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不仅公开将“阿拉伯之春”比作当年的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也从不讳言它们在意识形态渗透过程中的利益诉求。美国《新共和》杂志在题为“开罗的教训”社论中指出:民主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这不只是出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哲学或道义原因,还在于其他一些具体的原因”。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不仅公开承认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坦言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它在能源供应、反恐和保护地区盟友等方面的利益诉求。“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更是采取了典型的“双重标准”政策:一方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施加强大压力,乃至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另一方面,它们对海湾君主国内部的政治抗议和武力镇压活动却视而不见。在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问题上,西方国家对埃及频频施压,甚至以“取消”军事援助进行威胁,可是对海湾国家的类似举动却不置一词。

  西方国家出于私利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鼓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乃至直接干预阿拉伯世界政治转型,并未给阿拉伯民众带来期望的结果,相反却使一些国家陷入了内乱、动荡和衰退之中。政治上,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秩序迟迟无法建立,国内政治派别林立,各种力量间分歧和矛盾凸显,内斗不已。安全上,国内治安形势快速恶化,恐怖活动、暴力事件迭出,一些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借机卷土重来。经济上,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能源出口或旅游业等支柱产业受到破坏,一些经济发展势头原本不错的国家也陷入了停滞,国内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依旧居高不下,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大幅下滑。

  阿拉伯国家在这次中东剧变中的遭遇,也为其他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在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面前,非西方国家必须提高警惕,既不能被西方国家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所蒙蔽和误导,更不能对那些披着西方“援助”与“合作”外衣的隐性意识形态渗透掉以轻心。非西方国家要规范和引导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本国的活动,使其能够成为本国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有益补充而非颠覆性力量。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也要加强自身“免疫力”。一是要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加快改革与发展进程。二是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自主设置改革议程。不管是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促进”项目,还是其他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援助,其本质都以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为前提。一旦让西方国家的援助与合作主导了改革议程,使改革脱离自身国情,本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瓦解反而会加快。三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强调经济、科技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要重视精神层面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尤其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2.6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774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