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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古拉格群岛》到《红轮》——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历史

更新时间:2012-09-24 15:27:57
作者: 金雁 (进入专栏)  

  自己的作品就可以"不朽"。

  俄罗斯人习惯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寻找一个"先知"般的人物来引领精神生活,而20世纪非他索尔仁尼琴莫属。你可以不认同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和他的"傲气"与"豪气",但是的确无法忽略俄罗斯民间的这股思想潮流。至于《红轮》是文学、是历史、还是纪实?你把它当作什么作品来读,它就是什么,完全取决于读者个人。而且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沉"下心来、对大自然虔敬的人、关心精神生活的人、对俄罗斯命运既熟知又关注的人,才能够与他的作品产生相互的共鸣,他压根就没指望那些在城市生活中忙碌而浮躁的"逐利者"和"猎奇者"可以理解他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以他特有的"俄罗斯精神思维"认为,他的作品从来就不是以文学性见长的,他的写作,既不是为了取悦读者,更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凡以这二者为指导思想的写作者不过是"无根基"的浅薄文人"混饭吃"的行为,是不配做俄罗斯的精神传人的。实用主义的泛滥早就遮蔽了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东西出现,迎合了凡夫俗子的人自己也就是"一俗人",是不可能理解追求精神升华的救赎性重要意义的,满足了市场的人就等于取消了自己内心追求的人,是那些抵抗不住现代理性工具诱惑的人,功利主义的写作不过是西方"文化垃圾策源地"贩卖过来的"舶来品",随波逐流的"世俗"生活,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想要体现人类命运的"苦难者"所要考虑的内容。与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的整个写作过程看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赴难"的体验。在他看来,《红轮》既是为俄罗斯寻找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也是为自己寻找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

  起初老索认为这项工作需要7-10年的时间,可是越写规模越大,越写越远远的超出计划。他自己说:这部作品"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下一步如何全然不清楚。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部书已经完成,也可以同样说没有完成,可以甩掉它,也可以继续写下去,只要还活着,直到牛犊顶橡树被折断了脖子倒地为止"。索尔仁尼琴一生中很少妥协,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和他的作品,他要的是为俄罗斯留下一份文字的遗产,而且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这就是俄国"弥赛亚"的逻辑,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我们应当使历史成为未来的纪念碑"。索尔仁尼琴自己把《红轮》定位是--"全景历史"的"大叙述"。

  索尔仁尼琴"对历史的重新诠释"

  索尔仁尼琴在二战以前就开始构思自己心中的"大产品",起初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庞大,也没有以《红轮》定名,无疑历史的构思增加了写作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延伸,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入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档案、笔记,通信、证词以及口述资料,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不断扩大,写作的篇幅越来越庞大,战线越拉越长,工程浩大到任何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地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这三本书是在1965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当时出版的各集都是以年代而命名的,比如第一集的题目是《1914年8月》,第二卷的三本是1983年出版的,第二卷的题目是《1916年10月》,仅从标题看没有一点小说的文学色彩,倒象是一套纪年体的历史书着。索尔仁尼琴出国以后对已经完成的第二卷又做了大量补充,同时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翻阅了大量在苏联国内无人关注的白俄侨民资料,他在国外的拓展阅读更加坚定了索尔仁尼琴此种写作方式的决心。此后的写作与出版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先期推出的三卷八本,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与剧变后的语境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文学创作"来阅读,尤其第三卷的四本里面涉及到二月革命和列宁的种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内容,在"冷战"年代的西方这些虽并不意外,但其细节的描述和逻辑延深仍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的爆炸,其震撼力之大超出想象,索尔仁尼琴预设的"颠覆性"原本就不打算局限在文学领域里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埋头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此时他提出的"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不能虚妄地生活!"对苏联知识界有很大的鼓舞。当然,也有人指责他"站着说话腰不疼",自己在国外名利双收地享受着民主国家自由空气和巨大荣耀,有什么资格充当反对派运动的"教主",对国内的倍受压抑环境下的艰难抗争"指手画脚"。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索尔仁尼琴《红轮》出版而对苏俄历史的全新"解释体系"的冲击波,对苏联国内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正统史学"造成的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同是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罗伊·麦德维杰夫对索尔仁尼琴的很多观点并不认同,即便如此,他也承认,索尔仁尼琴的书给这个体制"致命的一击",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无人能比"。加之戈尔巴乔夫后期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人们发现那些俨然已成金科玉律经典片段的历史,有太多的虚构和伪造的成份在里面,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解说(当时苏联国内接触到索翁海外作品的人并不多)以及从档案中批露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于是苏联国内的民间"历史热"大行其道,填补"空白点"和"写真实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发展成了推动苏联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面对由索尔仁尼琴发起的这种挑战,在正统意识形态训练下庞大官方史学界竟然没有一点招架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联民间要求填补"历史空白点"大项目多达150个。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有一百多万人被平反,苏共历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名列其中,而过去这些人毫无疑问地都被塑造成"面目狰狞"的反面形象,人们质问道: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作为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的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评论为"一个人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越大国的极权制度"。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作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15、16两卷问世,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10卷30册的计划虽然早经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3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3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汹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着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1917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而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其实,根据索尔仁尼琴的生前的遗愿,他死后被埋葬在自己事先选好的墓地--莫斯科顿河修道院,这个墓区埋葬着许多反斯大林统治的重要人物,索尔仁尼琴死后也要与他们在一起,这表示了他对这个体制的决裂丝毫也没有发生动摇。索尔仁尼琴之所以把他的这套鸿篇巨着命名为《红轮》,本身就有"倒转红轮"的含义在内。"倒转俄罗斯所走的道路"出自于俄罗斯哲学家罗扎诺夫(1856-1919)和"路标派"的看法,他们都认为"红色车轮"这条路,"最终使俄罗斯走进了政治社会的死胡同,俄罗斯走进了不应该进去的胡同",在那里,俄罗斯"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于是他们发出"倒转吧,回转吧,国家"这样的呼声。

  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着名的"索-萨论战"。后来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是列宁背弃民主的"致命错误才导致了斯大林专制的罪恶大泛滥"。这二人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像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有些人认为,索尔仁尼琴即反西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专制,对两者的反感是同等的,他说,"不对,索尔仁尼琴主要的激激恰恰是用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资本主义他只是不满,"共产主义才是他主要的敌人"。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认为从它诞生之日就是违背人类文明的,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20年前他为《红轮》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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