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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更新时间:2012-09-23 16:22:04
作者: 张太原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相对于中国以前崇尚“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胡适称之为“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这种文化潮流的转移,与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从地下到公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无孔不入”:面向基层社会,力图使文化大众化;结合实际斗争,保持“政治的优位”。如此种种,显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盛。而能够引领时代思潮,或许正是中共领导革命胜利的最重要原因。

  

  1933年11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维新变法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疑义”,“那时代的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玷污了。”“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①对这种“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胡适显然十分感慨,似乎很不认同,但又无可奈何。

  20世纪30年代,在自由知识人的视野中,“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而在革命家的眼中则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②,“文化革命”得以“深入”③。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同一历史现象,但是同一种历史现象又隐含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一是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这两个问题,以往的学术界都分别有所研究④。与此前不同的是,本文试图在一些新的史料基础上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察。

  

  一、“一般知识界之主潮”

  

  社会主义的流行源于五四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危机,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向来为士人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体系崩溃了,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精神支柱;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也“破产了”,人们又失去了并未根深蒂固的精神寄托。这两种精神危机就为社会主义的风行预先准备了土壤。一时间,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竞相涌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⑤。在“各派学说”演进的过程中,即使反对中共的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⑥。

  特别是到了30年代,这一潮流已变得相当普遍和深入。从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来看,无论是论战的哪一方,所使用的话语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⑦。难怪当时有人说:“现在的人一开口便说什么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等名词;并且时常用这些名词去解释中国原来的社会。”⑧这表明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⑨。时人真切地体察到,“目前中国流行的共产学说”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11)。有“旁观者”说,“近年来唯物史的研讨颇为活跃”,并“呈一面倒之势”(12);“翻阅上海出版刊物,竟看到不少的千篇一律之鼓吹新唯物论的文章”(13);“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它比臂的”(14);“因为马克思学说既然在现代思潮中有他的地位,故一切学术思想上,暂时不可解的问题,一般学者遂都要引马克思学说来试试,全部恰可应用,自然再好没有”(15)。因此,“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16)。

  马克思主义之深入,使那些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张东荪指出:“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马克思的可怕不在其主张而在其范畴。人们于无意中不期然而然把这些范畴套在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好像孙行者永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17)其实,张东荪即使在有意识层面也不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比如他在一个批判唯物辩证法的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因为本书著者数人可以说差不多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倘共产主义一辞与社会主义有一部分相同,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反对共产主义。”(18)“批判唯物辩证法”,却“赞成社会主义”,或“不反对共产主义”,这尤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威力。

  至于30年代的“一般青年学生”,更是“并非少数的喜读马克思”(19)。大学生不说,即使中学生谈起马克思主义也能头头是道。陶希圣在山西这样一个内地省旅行时,真切地记载了“马克思主义的格式流行”:“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学去讲了一回。随后几位很努力研究政治社会尤其是文学的十五六七的学生来谈话。他们提出的问题有:1.中国革命应当由那一个阶级领导?2.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20)马克思主义的喜好之普遍与深入由此可见一斑。难怪有人慨叹:“吾国今日青年学子似已尽在若辈(指马克思主义者——引者注)掌中教育陶铸”(21)。当时青年学生思想的“左”倾大多是受了文学的影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论,竟披靡全国,普罗文学刊物,亦如雨后春笋般的到处皆是,国内青年,在这样狂澜巨涛中,失去了思想的中心”(22)。

  清华大学一次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清华大学入学试验,平沪两处参加的共二千二百多人……这回的题目是《苦热》、《晓行》、《灯》、《路》、《夜》,考生只要选作一个,文言白话均可。但作文言的很少。五题中选《苦热》的似乎最多,其次是《夜》,又次是《晓行》;选《灯》、《路》的最少。”这表明当时的青少年对于现实的主要观感是苦热和黑暗,而很少人能看到光明与出路。再看做《苦热》这个题目的,北平考生“总是分两面立论:‘阔人虽也热得难受,但可以住洋房,用电扇,吃冰激凌,还可以上青岛,北戴河去。‘穷人’的热可‘苦’了,洋车夫在烈日炎炎的时候还得拉着车跑;跑得气喘汗流,坐车的还叫快走,于是乎倒地而死”。上海考生做这个题目,“也分阔人穷人两大段,但多说到洋车夫气喘汗流而止,不再说下去”。“做《夜》的也常有分阔人的夜与穷人的夜的;做《晓行》的……也常将农人的穷苦与苛捐杂税等等发挥一番”。可见,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大部分青少年的头脑中。朱自清在判完试卷以后感到:“这种恨富怜穷的思想,是这回南北试卷里的普遍思想。我不说根本思想,因为看出来这并不一定是考生诸君自己真正相信的思想。凡相信一件事,必知道得真,议论得切;但卷子里只是些人云亦云的门面话,像是那儿捡来似的。”一考生注解说,“读诸杂志上谓时代渐趋于普罗(23)文学,生遂追时代潮流”。“‘时代潮流’这一句话,我想可以说明这回卷子里大部分恨富怜穷的思想。我们知道这是近年来最流行的思想,‘诸杂志’确是多说的这个。青年人不怕落伍?怕,便非追不可。”(24)作为生长在当时中国两个最繁华城市的中学生,竟也有这样的思想,或者没有这样的思想而为了怕落伍却不得不追随这种思想,足以说明一个时代的“主干思潮”。

  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的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25)“左”倾之世风,竟使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国民党大员也不得不跟着跑,表明30年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热情确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此外,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那么严重,中国共产党却总是能够不断地扩大力量,不断地获得发展。其实,在30年代,胡适自己仍对社会主义抱一份热情。胡适晚年回忆说,“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26)。所谓“一班知识分子”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从他说这话时的“当众忏悔”也表明确系如此。

  1936年11月苏雪林在致胡适的信中还曾谈到:“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侵略,政府态度不明,四万万人都抱有行将为亡国奴的忧惧。不但青年感到万分的苦闷,我们中年人也感到万分苦闷。左派理论,恰恰指引我们一条出路。于是大家如饮狂泉,如中风疾,一个个左倾起来了。”其本人也差点“为汹涌的时代潮流扫卷而去”。(27)这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之流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基础,二是宣传方法。其实,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生存的社会土壤,恰是“左”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由。由此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思潮与宣传方法的关系最为密切。

  

  二、“左翼文化运动”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系统,具体称谓常因时间、地点和语境而有所变化。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种:

  一是“革命文化”。1927年中共刚刚决定进行武装革命后的一个文件提出,“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28)。而到1935年关于“苏区文化教育”的报道也有这种用法:“革命文化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革命文化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无比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29)

  二是“普罗文化”。比如,1930年二三月间,在中共顺直省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北平“普罗文化运动大同盟”。茅盾曾指出,鉴于“普罗文学”运动的错误,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名字只称“左翼”而没有再称“普罗”(30)。

  三是“苏维埃文化”。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要求,“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其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31)。另一个文件指出:“在苏区进行文化工作,就是要尽量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和理论。”(32)

  四是“无产阶级文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中说:“我们为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理论,必须参加目前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势必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底一翼!”(33)一位左翼知识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是在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它是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实践的活指导。”“目前无产阶级文化——无论其为文字,艺术,社会科学或教育,它的中心任务,应该努力成为无产阶级及被压迫大众参加这些政治斗争的一件精锐武器。”(34)

  五是“左翼文化”。“目前中国左翼文化一天一天的在开展着,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35)“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就是担负当作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之一分野的文化斗争。文化斗争的目的,是在阶级的革命的实践中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文化。文化斗争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和教育群众,使群众有阶级的革命的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指示,自动的参加中国社会的改造过程,就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也是世界文化革命的一个原素。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必须拥护苏联,摄取苏联及其他国家文化斗争和文化革命的经验”。(36)

  左翼文化是30年代以后在白区的环境中最常用的一种用法,因为不但可以公开这样说,而且外界也以此相称。不过,无论何种用法,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所以又称“社会主义的文化”(3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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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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