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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银良:转基因论争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更新时间:2012-09-20 22:09:04
作者: 刘银良  

  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30]针对我国没有转基因玉米专利权以及绝大部分转基因作物专利为国外控制的不实报道,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部有关负责人通过媒体予以澄清,批评如此没有依据的说法不负责任。[31]知识产权研究人员也认为,我国批准的两种转基因水稻的技术方法、生物材料及品种,均属我国研究单位所有,其商业化不会陷入国外公司的“专利陷阱”,不会面临专利侵权指控,水稻种植者尤其是个体稻农不会受到侵权指控,我国也不会失去对水稻的控制权,并且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和农民留种的例外规定可有助于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避免受制于国外专利。[32]研究者还对转基因水稻的专利申请和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其商业化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及解决方案做出论证。[33]

  比较分析绿色和平报告和批驳者的论述,笔者对于后者的论证及结论均予以认可和支持。关于绿色和平报告,其虽然看似利用了详尽的数据,检索、分析了相关转基因水稻的专利权和技术产权,得出了宏大结论与建议,但其本身并不构成严谨的法律分析报告,因为其并未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法规等有效法律文件,结合实际进行分析论证。其所做的仅是在罗列与中国转基因水稻可能相关的多个国外专利之后,就得出上述结论,认为会“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而不顾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性。[34]从报告的逻辑和表达看,报告撰写人似乎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学训练,不知道法律分析报告或法学论文的基本写作要求。从报告的内容及结论看,报告的研究者或撰写人似乎不具备必要的专利法或知识产权法知识,似乎不知道知识产权最基本的地域性和时间性特征,或者说虽然可能知道但却在故意误导读者。从这两方面看,绿色和平报告得出的结论不具备基本的可信性。

  专利侵权现象在各国、各技术领域和各历史时期都普遍存在,为什么转基因反对者对于中国转基因产业化可能面临的“专利侵权”如此热心呢?正如“绿色和平”组织所承认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否侵犯国外专利权,并非它所真正关心的事项。它所真正在意的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尽可能阻止中国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在被问到如果中国完全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从而不可能侵犯跨国公司的专利权,它是否继续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时,“绿色和平”组织表示仍会“旗帜鲜明地反对”。[35]这表明宣称我国转基因作物侵犯跨国公司的专利权,从而可能被诉侵权并由此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等的言论,仅是“绿色和平”组织用来吓阻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工具,它背后所反映的正是该组织“对遗传工程说不”的概括性反对态度或策略。[36]

  在世界各国,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知识产权已渗透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各环节,知识产权纠纷也日渐增多。如果一个律师告诫他的客户要在厘清相关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前不能从事商业化运营,那么他的客户就可能永远等不到开业的那一天,因为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会长久存在,正如当今发生在苹果与三星、诺基亚等跨国公司之间的手机专利混战一样。一个合格的知识产权律师应当认识到,在现代产业的运行中,即使在当事人之间存在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也基本可以在专利法等法律框架内,经由商业途径加以解决;如果符合专利法规定或者涉及公共利益,人们还可诉诸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等。一些机构或人士之所以敢预言中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可能导致“专利侵权”,正源于其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无知。在这一点上,转基因反对者远不如我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清楚—他们均不认可绿色和平报告的结论,认为没有它“想象的那么严重”。[37]农科院转基因抗虫棉专家表示,专利不是我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的障碍,但人们应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既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也要注重发展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38]这是很中肯的认识,也是我国科学家历经20年转基因抗虫棉研发和产业化得出的经验之谈。

  

  四、以侵犯知识产权作为反对转基因产业化的理由不能成立

  

  在历经近四百年的发展后,现代专利制度已臻完善,其在保护专利权、激励聪明才智从事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对专利权做出必要限制,以促进技术信息及时向公众传播,避免社会资源的重复性投人,维护公共利益。在制约专利权方面,最直接、最有效的限制来自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在我国专利法中,除规定不授予植物品种发明专利外,还有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之例外、强制许可、无过错经营者不负侵权赔偿责任、现有技术抗辩等规定,均可被援引以对抗侵权指控。[39]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还赋予农民特权,使之可以自由留种而不构成侵犯他人植物新品种权。[40]如果认为相关专利权不符合专利法规定,人们还可依法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如果人们认为权利人因滥用知识产权而涉嫌排除或限制竞争,还可向有权机关举报,由该机关对其行为实施调查和依据反垄断法予以处罚。[41]多方面的措施可有效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较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任何跨国公司试图以一己之专利阻碍技术发展或控制一个国家产业的做法,都不可能成功。

  当这些知识产权制度及相关制度的设置应用于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或产业化时,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其会失灵,从而可能因为一些转基因方法专利或产品专利(或相关的技术产权)握在或曾经握在跨国公司之手,就会“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42]如果是那样的话,专利制度就会沦落到认为“专利权控制一切”的地步,而非在专利权人和公共利益之间维系良好平衡的无形财产权制度,这当然与专利制度的宗旨相违背,也与专利制度运行的现实不符。更何况基于地域性的限制,由绿色和平报告所声称的多个“国外专利”在我国就根本不可能主张权利,并且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它所援引的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加拿大诉油菜种植户的案例在我国也不可能重演。[43]

  事实上,涉及知识产权的攻防战略有极高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远非法律及知识产权领域外的人们所能理解与掌握。例如,专利权人有专利也未必代表其能够胜诉,因为被诉侵权人使用的产品或技术未必全部落人专利权人的权利要求范畴,且涉案专利也未必是不可挑战的。如果转基因反对者仅凭专利法知识的一鳞半爪,就试图扮作转基因知识产权问题的“先知”,在缺乏必要证据的前提下,煞有介事地下一些耸人听闻的断语,动辄上升至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就只能给人留下“强不知以为知”和试图“狐假虎威”的印象。若以后果论视之,来自发达国家的绿色和平人士或其他人士对于“专利侵权”话题的热衷,实质上相当于使用跨国公司未必有效的专利吓阻发展中国家发展其所需要的转基因技术,就可能让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领域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来自西方且已部分本土化的机构似乎充当了跨国公司在占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市场过程中的“帮手”,这些机构及其追随者认识到了吗?

  有研究者称,由转基因反对者所发起的反对转基因的运动是一场虚假的战争(Phony War)。[44]笔者认为,在这场虚假的战争中,转基因反对者诉诸的“专利侵权”理由也只是一种“想象的武器”。反对者杜撰难以出现的知识产权“侵权”后果,得出危言耸听的结论,这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扰乱公众视听,延迟或阻碍管理者决策,但在长期视野下,它终究是无效的,似乎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换句话说,反对者不可能藉此“想象的武器”在一场虚假的战争中获胜。

  关于生物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作为国际知名公共研究机构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总干事有独到的论述:“技术过去曾是人类进步的基石,将来仍然是。获取节省劳动力并增产的新技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民和消费者脱离贫困和保证食物安全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知识产权在此停留,但它们既非问题也非答案。知识产权本身仅是工具(它们有时有力和有效,有时却没有),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所需新技术(尤其是GMO)的人道主义努力中使用。关键是让恰当的知识产权与特定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技术、商业和管理条件相匹配,并把它们管理好……知识产权纠纷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是走向可利用的知识基地的新的、非凡的机遇。”[45]

  综上,在看到不自然、不安全(包括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理由不能有效阻止转基因研发和产业化后,转基因反对者尝试把侵犯知识产权当作第三种理由,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产业化。然而如此一来,反对者反对发展中国家从事转基因产业化的理由,竟然是它可能侵犯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跨国公司或为此窃喜:转基因反对者竟然在利用其未必有效的知识产权,削弱或阻止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这听起来似乎充满了反讽。因此当转基因反对者祭起这“想象的武器”时,无论如何都会陷人尴尬的道德悖论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个想象的理由尽早幻灭和终结。

  

  刘银良,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

  [1]关于阿西洛马会议的介绍,参见刘谦、朱鑫泉主编:《生物安全》,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6页。

  [2]See 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 (1980).

  [3]See Walter W. Powell and Jason Owen-Smith, Universities and the Marke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Life Scienc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Vol. 17, No. 2, pp.253-277 (1998).

  [4]See Greenpeace, What’s Wrong with Genetic Engineering (GE)?, http: //www. geenpeace. org/international/en/campaigm/agriculture/prob-lem/genetic - engineering/, 2012年1月17日访问。

  [5]参见张安立:《敬畏自然:拒绝转基因食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16日第4版。

  [6]See Andrew W. Torr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he Third Dimension of GMO Regulation, 16 Kan. J. L.&Pub. Pol’y 257, pp.259-260(2007).

  [7]参见“绿色和平”组织、“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 , http: //www. greenpeace. org/china/Global/china/-planet - 2/report/2008/5/ge-patent-report.pdf,2012年1月17日访问;《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Global/china/-planet - 2/report/2009/2/3045095.pdf,2012年1月17日访问。

  [8]See Jon Sandelin,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U. S.:History, Status and Trends, http: //otl. stanford. edu/documents/JSUSHistory-Trends.pdf,2012年1月17日访问。

  [9]See Wendy D. Streitz and Alan B. Bennett,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 A University Perspective, Plant Physiology, Vol.133, pp.10-13(2003)

  [10]See R. David Kryder, et al.,The Intellectual and Technical Property Components of Pro-Vitamin A Rice (GoldenRiceTM):A Preliminary Freedom-to-Operate Review, ISAAA Briefs N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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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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