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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我成于思毁于思

更新时间:2012-09-18 16:28:52
作者: 刘红庆  

  

  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获得爱情后结出了第一个“果实”——儿子出生了!这一年,沈从文32岁。他给儿子取名“龙朱”。2011年夏天,77岁的沈龙朱坐在北京城南家中接受采访时,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已经回到湘西凤凰的泥土中,成了泥土中永远的一分子。

  我发现,沈家人、张家人,都平和而可亲,不争不事,克己而谦让。他们家族传承的“温和的美”、“自醒的美”、“贫寒中高贵的美”,成了越来越稀缺的东西。

  2011年初夏,我开始实践我多年前的一个愿望:听沈从文的儿子来讲讲沈门往事,于是有了《沈从文家事》。

  听沈龙朱聊往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的故事,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隐约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从细节中,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恍惚也是命该如此的一个与沈从文的约定。

  沈龙朱的讲述,让我明白了一个真正思想者的孤独境地。沈从文在政权易帜后,因郭沫若等人的杯葛而不被信任,倔强的他不愿向组织交心,因此精神陷于崩溃,先后自杀两次。妻子和孩子其实也不理解他,他们只是在他离世数年后,在整理遗作日记时,才逐渐理解了他。

  由沈龙朱的讲述,我终于知道了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的心路历程。

  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在多年后由儿子沈龙珠说出来,依然令人震惊。

  他死后,把他作为摇钱树的凤凰县,进行了一系列伪民俗建设,彻底断送了人们对“边城”的念想,让热爱沈从文先生故乡的人悲叹不已。

  

  父亲的两次自杀之谜

  

  在北平解放前不久,沈从文去了清华大学,在金岳霖家休养,在梁思成家吃饭。一个对新社会抱了热情的真诚的人,感受不到对自己的包容。从清华大学回到家里,沈从文自杀了两次。

  第一次,沈龙朱亲自经历了。他看到消沉的父亲用手反复去触摸插销,觉得不对头:“啊?是要中电的呀!”龙朱顺手把插销拔了就走了。

  一两天之后,沈龙朱的舅舅张中和到家里来,沈从文一个人在家,从里面顶着门,中和着急之下破窗而入。一进屋发现:沈从文用很锋利的刀片,把手腕、脖子都割了,血到处都是。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到了医院。沈龙朱记不清有没有缝针,但解决了伤口问题。包扎好伤,沈从文就被送到北郊神经病医院——安贞医院了。

  沈龙朱说:

  这时候,我们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了,只要自杀就认为你有神经病的倾向。没有人直接威胁你,虽然外头的政治压力肯定有,并且也确实有恐吓信,后窗还有人往里边看。但父亲总是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有人要逼他,他自己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事实上,我们认为没有人要他怎么样,很容易转变的事情,为什么转变不过来?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沈从文两次寻短见的时间间隔很短。那怎么没人专门看着他?沈龙朱说:“没有想到他会频繁地做这些事。”

  我追问:“那家人没看见父亲情绪有变化?”

  沈龙朱说:“反正他那几天一直就很低落,老是唉声叹气的。头一次之后,我们还照样去上学,妈妈也在革命大学上学。第二次之后,妈妈才停下了,不得不回来照顾爸爸了。第一次的时候大家都没在意,没察觉他的严重性。直到他割了手腕才让大家警惕起来。”

  沈从文自杀发生在阳光即将普照大地的时候,虽然后来自杀的文人学者很多,但是在新中国即将到来的日子里自杀,这一行动多少让当时的人不能理解。他的朋友们是后来逐渐明白的。沈从文1949年5月30日写道:“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这是一句多么有预见性的话啊!这句话却被那时的人认为是“疯话”!

  沈龙朱感觉过去社会太糟糕了,能够改变一下真是太好了。沈龙朱充满热情地去迎接解放,那时的年轻人差不多都一样。他们的情绪从王蒙的《青春万岁》里可以感受得到。

  沈从文是过来人,他的思考比大家更超前。但他的观点被朋友、家人视为落后。包括张兆和在内,也不能完全理解沈从文。

  沈龙朱说:

  我母亲也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化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父亲其实也是希望社会变化的,他并不是向往国民党,他从来就没有对那个感兴趣过。但他对所有的政治都怀疑,他对政治,对集权,对拿权了以后干什么,整个历史、历代的变化,在政治上争权夺利是个什么东西,他大概理解的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认为他不能轻易表态。

  父亲一个是不轻易表态,一个是他觉得照这样下去,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我本来是写东西的,要这样的话,我就没法写了。这笔没法写了,只好放弃。

  沈龙朱说:“当时确实有些吓唬人的东西。因为我们家在中老胡同32号院北大宿舍,后墙外就是小胡同,而后窗是很细的木头格子,就好像现在的铁栅栏一样。夏天开窗的话,外头的声音、东西都能进来。有人就爬上窗子往里头看。而且,父亲确实也收到过恐吓信,不知道是谁写的,我都没看到过这些东西。”

  沈从文精神上有很大压力,尤其是郭沫若的文章,沈龙朱说:“那就是先下个定论,那等于先行划到那边去了。”

  

  “在一切作品上我的社会预言大都说中”

  

  沈从文只能以沉默向现实学习,和家里人还比较和谐,落后归落后,他不生气,而是努力适应新的生活。但是他内心的不甘,还是留在了文字里。他说:“看看十年前写的《昆明冬景》,极离奇,在一切作品上我的社会预言大都说中,而一些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弱点极其相互关系,以及在新的发展社会中的种种,我什么都想到说到过,可是自己不意却成了一个冻着了生命活泼性,发展性的知识分子。……我成于思毁于思。思索能力亦因之而毁,真是一种奇事。能够好好地来真正为人民工作多好!能够做的因头受伤而失去思索和用笔能力,根本无什么思想的,在技术上还不能毕业的……各以因缘在那里浪费纸张篇幅,能做最高宣传的笔在手上冻着,什么都无法写。这就是人生。”

  1949年11月18日,沈从文像日记一样的文字这样说道:

  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

  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许多事!

  这一年,沈龙朱才15岁。他不能理解爸爸的“落后”,力图说服爸爸。因为自己有“信”,而爸爸一定说“思”。这使得15岁的沈龙朱很委屈,很着急,所以辩论还哭着辩论。很多年后,77岁的沈龙朱对我说:

  关于父亲,我们总觉得,你看那么多人都因为写了篇文章,马上就解放了——后来才叫解放,以前不叫解放。我们和父亲这样说:“写篇文章从报上登出来这件事,你怎么就那么难呢?”

  我们理解很简单,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这就行了。他不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不懂政治”。他老是用这个词。

  家人,尤其是两个儿子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和沈从文脑子里固有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两个儿子的行为,让沈从文经受着心灵上的巨大创痛。十三岁的儿子沈虎雏不理解爸爸,沈从文不主张把自己和妈妈的讨论说成“斗争”。

  沈龙朱说:“家里头怎么谈得上斗争的问题呢?但那个时候它是有这个问题,教育你的就是这样,即使在家里头也有阶级斗争的问题,也有思想斗争的问题。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库藏实物等着霉烂,我自然说不上什么了”

  

  1953年历史博物馆在东堂子胡同给沈从文分了宿舍。“文革”横祸袭来,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不得不把东边的两间腾出来让给一个姓张的工人师傅使用。本来就紧张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让出去呢?沈龙朱说:

  这全是我惹的祸。我戴着帽子,摘了帽子也还是“摘帽右派”。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押着我回去抄家。他们押着我,大家都是骑车去的。回到家里,一边批判,一边到处搜。搜的目的,主要是想搜出点房契、地契之类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家里根本就没有。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觉得:眼皮底下的“反动派”,自己不去抄家,反而让别的单位的革命派抢到了前面。于是,他们也组织起来,到沈从文家来抄家、造反。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接连抄了六七次家。有些书信就搜走了,大量的书被封存了起来。

  历史博物馆造反派认为,像沈从文这样的“反动派”,不应该有好的待遇。这些房子应该让那些受苦的工人阶级来居住。于是,家里只好把两间连在一起的屋子腾出来。这样,就更没有地方搁东西了。

  “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1969年秋天,沈龙朱的母亲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干校。67岁的沈从文在张兆和下放两个月之后,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向湖北出发前,沈从文给虎雏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们收到这个信时,有可能我已上咸宁的车了。这是馆中昨日通知决定的。妈妈走时,还比较从容,我们可不免相当忙乱。这时正下午六点,一桌文稿,看来十分难过,虽允为好好保存,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这一切了。比较难过,即近廿年搞的东西,等于一下完事,事实上有许多部分却是年青人廿卅年搞不上去的。也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搞的。但是库藏中却还有十万八万实物等着霉烂!我自然说不上什么了。

  ……大致将老死新地。一切看条件去了。

  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恶劣也罢,稍好也罢,沈从文最惦记的是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各项研究中,尤其惦记《历代服饰研究》。沈龙朱回忆说:

  到丹江口住了有半年,在这当中父亲几次要求回来整他的《服饰史》。包括给我写信,让我当面向王主任提出来他要回北京来搞研究。他亲自给王主任写信,人家不理他,就给我写信,多次让我转信,我就正正经经地交给王主任,王主任说:“他那东西还没有批判呢,现在还搞什么呢?”

  我知道这话对父亲会有刺激,但是我还是原话告诉他了。

  

  “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

  

  想以工作的名义回北京根本没有人搭理,而沈从文颠簸几年之后,身体也明显地更坏了。不得已,他向干校请了病假回到北京,理由是回北京看病。只要不工作,不从事被批判的那些事情,回北京还是可以的。沈从文的要求在干校获得了批准。

  1972年8月,张兆和退休了,从干校回到北京。但是东堂子住家实在太小了,没有办法住下。怎么办呢?作家协会给张兆和在小羊宜宾胡同安排了房子。

  东堂子与小羊宜宾胡同隔着两里路。小羊宜宾胡同是作家协会的大院。在院里,给了张兆和东房。一大间,一小间。

  母亲还没到北京,沈龙朱就先去刷房子、打扫。他认为自己做这些事情是行家里手。小羊宜宾住处,厨房是公用的,大家在外头一起烧饭。

  沈龙朱回忆说:

  妈妈住在离爸爸两里远的地方,这样她就每天去爸爸那里给爸爸送饭、照顾爸爸。有时候过去给爸爸打扫一下。

  后来爸爸一般是晚上过来小羊宜宾吃饭。吃完,带着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再回东堂子胡同。爸爸晚上不在妈妈这里住,因为他晚上要工作。每天晚上提溜着一个小兜,走两里路,也等于是运动了。

  家庭生活的温馨不足以温暖72岁的沈从文。按理,一般的退休人员,这个年纪有个和睦安乐的家庭也就够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也就不是沈从文了。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中写道:“‘文革’渐近尾声,1974年72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我不知道《沈从文全集》里怎么没有这封长信。但是陈徒手的文章引用了沈从文的长信。沈从文写道:

  因为留在馆中25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的用在这样或那样常识积累上面,预备为国家各方面应用,为后来人打个较结实基础,觉得才对得起党对我的教育、信任和鼓励。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一兵”的工作态度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就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世界的唯一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特别是早就预见到馆中少壮知识上差距越来越大,才近于独自为战的。

  说了这么多之后,沈从文最后说:“……馆长,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72岁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

  历史博物馆也做过一些努力,比如解决一下房子问题。但是这些努力都不足以解决沈从文的实际困难。1977年8月,为了住房问题,沈从文给邓颖超写了信。在信中详细阐述了周恩来是如何重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自己在不断的运动中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们不知道邓颖超接到这封信了没有,也不知道她此后做了点什么。几个月后,还是为住房问题,沈从文再给统战部长乌兰夫写信,说因为住房紧张正浪费着自己的生命,“对于国家来说,未免太不经济”!

  在历史博物馆,可能房子问题终于无法解决,最后不得已,沈从文选择了离开。

  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后,他的骨灰回到了故乡,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埋在山上。15年后,2007年5月20日,张兆和的骨灰来到了沈从文身边,两个患难一生的情侣,一个只爱过一个最好年纪的人的沈从文,永远和这个最好年纪的人在一起了。

  沈从文的骨灰融为了泥土,那块五彩石上只刻着:“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从文自己的话。把这句话刻在石头上,是全家讨论的结果。

  我问:“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考虑过写‘沈从文之墓’吗?”

  沈龙朱说:“没有。就没有‘沈从文之墓’这个词,没有这个标牌。后来县里在底下做了个说明性质的东西,说是‘沈从文之墓’。”

  张兆和与龙虎兄弟选择了“照我所思”这句话,肯定了沈从文思考的一生,是否也表明了家人对沈从文的理解过程呢?沈龙朱说:“对。我们后来逐渐理解了爸爸,觉得爸爸这个话很重要。他坚持:我不管人家到底认识我到什么程度,我自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别看我父亲表面软哩咕唧的,但他的性格还是很倔、很犟,非常犟,软硬软硬的,软犟软犟的。有些不想做的事情,他就不做。”

  

  来源: 《凤凰周刊》2012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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