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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兼 陈之宏: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2-09-18 01:37:49
作者: 陈兼   陈之宏  

  

  一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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