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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健:诽谤罪、批评权与宪法的民主之约

更新时间:2012-09-14 09:46:07
作者: 侯健  

  

  摘要:公民批评屡屡引发诽谤罪公诉案件,暴露了批评权利的法律困境。这一困境并非由于刑法第246条诽谤罪违反宪法或者抵触宪法第41条有关批评权利的规定,而是由于在制度规定上一些关键表述含糊笼统,界限不清;司法体制的不完善为这些缺陷被利用提供了条件,导致诽谤罪的滥用。在这些因素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制度运行过程中欠缺对宪法批评权利的价值关怀。为了保障公民的批评权利,应对有关规定予以严格解释,降低诽谤罪追诉的不确定性;改革司法体制,加强程序制约,防止诽谤罪的滥用。

  

  关键词:诽谤罪;名誉权;批评权;民主之约

  

  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重庆市彭水诗案、山西省薛志敬案、《法人》杂志社朱文娜案、四川省邓永固案、内蒙古吴保全案、河南省王帅案、山东省曹县青年发帖案、宁夏王鹏案等。这些案件的结局不尽相同,但是有两个特点是一样的:都与批评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有关;都以诽谤罪公诉案件立案。第一个特点关涉到一个宪法条文,即第41条。它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第二个特点关涉到一个刑法条文,即第246条。它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又规定“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类频频发生的案件令人不由地想到诽谤罪与批评权的关系问题。诽谤罪规定是否违宪或者抵触宪法有关批评权利的规定?如果不抵触的话,问题出在哪里,又如何加以解决?学界一般认为,既要保护公民(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名誉权,又要保障公民的批评权,但是细致、深入的分析仍然不够。本文将循着上述思路展开探讨,首先讨论的是诽谤罪的合宪性问题。

  

  一、诽谤罪的合宪性问题

  

  诽谤罪的合宪性问题是不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是一个伪问题,便没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到对宪法第41条批评权规定的两种不同解读。第一种解读使这个问题成为伪问题,第二种则不会。第一种解读认为,宪法第41条对批评权的规定有正反两个方面,正面是确认公民的批评权利,反面是为这一权利的行使规定界限:“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诽谤罪的规定完全符合议一但书,这是清晰、明确的。第二种解读是宪法第41条仅仅规定了批评权利,没有规定界限。两种解读的关键区别在于对宪法第41条但书的适用范围的理解不同。第一种解读认为但书的适用范围包括批评权利,第二种解读认为不包括批评权利。笔者认为,第二种解读是正确的。宪法第41条规定了两组权利: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它们都具有监督的功能,所以一般合成为“监督权”。也许由于它们功能相似,立宪者将之规定在同一条中。在具体表述上,这两组权利用分号分开,但书与第二组权利之后,其间是逗号。从语法逻辑来看,但书是针对第二组权利而言的。从内容逻辑来看,但书的内容“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也是与“申诉、控告、检举”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批评和建议”联系在一起的。

  在宪法中,可以引为批评权之界限的是第38条。它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1]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宪法作了两种不同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划出一条明晰的界限。宪法既保护公民的批评权,又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公民,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同于一般的公民,他们被委托行使公共权力,批评权利正是基于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的需要而设立的。刑事和民事诽谤法可以看作是在法律层面上调协名誉权和批评权之关系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界限规定得是否合适呢?这里我们不涉及现行民事诽谤法是否符合宪法。一项符合或至少不违反宪法的制度应当符合或不违反相关的宪法条款。显然,现行诽谤罪规定是有利于保障名誉权的,我们可以假设它符合或不违反宪法第38条,但是它是否不利于保障批评权,抵触宪法第41条呢?至少从常识来看,如果诽谤罪定得宽泛,就会缩减批评权;如果诽谤罪定得狭隘,批评权就可以扩大;如果废除诽谤罪,公民批评便不会面临刑罚威胁。所以,在刑法中设立诽谤罪这一条款,便不能不从公民批评权的角度来考量其合宪性。

  批评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民主观念的核心是公民与政府的关系。这种观念认为,政府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与授权的基础之上,政府是人民的代理人或人民的公仆。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或“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公民福祉。同时民主观念认为,广大公民对于影响到他们利益的公共决定都有发言和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权力。既然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由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所以人民批评政府理所当然。任何一个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人都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一权利源于他作为其中一份子的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由于人数太多而不能亲自行使权力,不得不把权力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这种监督和批评是公民为了制约所委托的权力的一种必要措施。这种必要的措施,对于全体人民而言,是其民主权力的一部分;对于个体公民而言,是其民主权利的一部分。所以,批评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是民主的题中之义。

  那么,诽谤罪是否抵触宪法上的批评权利?这涉及到批评权的宪法意图。批评权的宪法意图在于保障公民可以自由揭露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不当行为,为公民的政治评判奠定真实的信息基础。事实的真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丰富的真实信息不仅是作出明智、健全的政治评判的依据,而且是公民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基础。公民掌握有关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真实信息,有助于作出明智、健全的政治评判,有利于对权力实施有效的制约。为了防止有人捏造事实,法律处罚是必要的。在利益衡量中,人们普遍认为,为了民主监督的需要,相比普通公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限制国家工作人员的名誉权。笔者也主张这种观点。[2]但是容许故意捏造虚假言论,除了损害国家工作人员名誉权之外,对民主监督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按照现行刑法,诽谤罪旨在惩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就此而言,是不与批评权的宪法意图相冲突的,是不违反宪法的。

  那么,批评权利是否意味着以正确的事实指控来批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如果是这样,这一宪法规定就几乎没有意义。这一宪法规定并非仅仅强调可批评这一点。它的意义应有更多。它还意味着,即使是不正确的批评也是受保障的,只要这种事实不是批评者捏造的。换句话说,这一宪法规定保护过失的批评者。一个可比照的例子是,宪法第41条在规定批评和建议权利之后,继续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在这里,“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体现的是故意的主观状态。也就是说,借检举、控告之名陷害他人,应负法律责任,而过失地提起不实的控告或者检举,不负法律责任。刑法第243条规定了诬告陷害罪,并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刑法第243条仅惩罚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行为,与刑法第246条仅惩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前者并不抵触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后者并不抵触批评的权利,在精神上是不违背宪法第41条的规定的。

  我们从事实与主观心态两个方面分析了现行诽谤罪规定并不抵触宪法有关批评权利的规定。但是仍然可能出现一种反对意见,即虽然在制度规定上诽谤罪不抵触批评权利,但是既然是犯罪,就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而刑事诉讼程序并非完全可靠,可能使无罪的人被定了罪,又因为诽谤案件自诉人或被害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程序的运作可能会受到非法干预而更加靠不住。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1}(P81-82)如果是这样的话,批评者的民主监督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其他公民也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不过,这种不可靠性存在于任何(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并非仅存在于刑事诽谤诉讼程序中。适当的做法是尽可能完善诉讼程序和司法体制,减少出错的概率。

  我国近年来,诽谤罪的运用有增多的现象,因公民批评引起的大多数诽谤案件,都是控告批评者犯有诽谤罪,以刑事公诉的手段来处理。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制度规定上一些关键表述不够具体明确,含糊笼统,界限不清。例如刑事诽谤与民事侵权的界限是什么,自诉与公诉的区别在哪里,诽谤诉讼中证明与推定的关系如何等,法律规定语焉不详,司法解释也未曾澄清。司法实践中国家公权机关对这些关键表述理解得不够准确,运用存在偏差。第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完善又给被批评的国家工作人员干预司法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制度规定的上述潜在缺陷被利用和放大。第三个方面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即在这类案件中,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欠缺对宪法批评权利的价值关怀,使法律的天平朝向名誉权发生了不适当的倾斜。由于这些原因,诽谤罪的现实运作妨碍了批评权利发挥其应有的宪法价值。[3]

  

  二、刑事与民事

  

  根据现行法律,侵害他人名誉,既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行为,也可能构成诽谤罪。[4]但并非所有妨害名誉的行为都会构成诽谤罪。刑法第246条所规定的诽谤罪构成条件也是刑事诽谤与民事侵权之间的界限。就防止诽谤罪的滥用而言,厘清这个界限很重要。何谓“捏造事实”?《现代汉语词典》把“捏造”解释为“假造”、“编造”、“故意把非事实说成事实”。{2}(P930)刑法学著述一般解释为“无中生有”、“凭空杜撰或编造”。捏造的事实源自言论者的主观愿望,而不能够反映客观世界。但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客观,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包含一定的偏差。只要基本事实是真实的,在细枝末节上有所出人,不应认定为捏造事实。捏造也不同于推论。行为人从已知的事实中推论出未知的事实,这一推论有基础,结论就不是凭空产生的。当然,作为推论基础的事实必须是真实的或被信以为真,而且被明确地揭示出来。[5]何谓“事实”呢?所谓“事实”,是有关曾经发生或现时存在的客观事态的描述性言论。事实不同于评论,也不同于发抒性言辞。评论是指根据某种价值标准对事实的评价,表达的是主观意见。发抒性言辞旨在表达内心的感受、情绪、态度等。评论和发抒性言辞可能关涉到事实,或由事实所引起,但不是对事实的描述。当然,评论和发抒性言辞都可能包含或暗含一定的事实,但是把事实问题剥离之后,纯粹的评论和发抒性言辞不应招致诽谤罪。

  “捏造事实”意在“诽谤他人”。“诽谤”指散布虚伪事实、毁人名誉的行为,这一点没有疑义。“他人”是何人?现行刑法条文中有多处“他人”,有的指自然人,有的指法人和其他组织,有的则兼指这两种含义。理解第246条“他人”一词所指,必须结合刑法语境。第246条诽谤罪属于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条的“他人”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可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以,即使是捏造事实,但是如果指向法人或组织,不构成诽谤罪。不过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虽然批评对象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但是该项工作是在国家工作人员领导下进行的,或者是由他们具体实施的,他(们)声称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害,并要求以诽谤罪追究批评者的行为。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承认他们的诉求,那么几乎所有针对国家机关的批评都可能被转化为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并面临诽谤罪的威胁。这样的话,宪法上的批评权利就会受到不当的限制。笔者以为,既然诽谤是以不实言论贬低他人的名誉,那么如果在言论传播的范围内普通理性人能够从批评性言论中看出具体指向,这就存在被批评者名誉被贬低的可能性,被批评者也就获得了诉讼主体资格。如果在言论传播的范围内从普通理性人的角度看不出言论的具体指向,自然就不会导致具体特定的自然人的名誉降低,也就没有谁可以获得诉讼主体资格。[6]

  把“捏造事实”与“诽谤他人”这两个表述结合在一起,并置于第246条的语境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含义。第一,诽谤罪是一种以捏造事实的方法诽谤他人的犯罪行为。就如同该条规定“以暴力或其他方法”作为侮辱他人的限定语一样,“捏造事实”也是诽谤他人的限定语。“暴力或其他方法”、“捏造事实”是“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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