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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黄埔一期”考研记

更新时间:2012-09-09 09:56:21
作者: 金雁 (进入专栏)  

  

  今年是77、78级毕业30周年。想起当年被社会上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考试,与现在已经很完善的规模化考试有很大的不同。从恢复高考以后的30年,考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的电脑化、统一化。但是每个人个体化的经历背后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下面就把我个人的考研故事说给大家听。

  

  学俄语的人教英语

  

  1977年,我工农兵学员俄语专业毕业以后,本着“哪来哪回”的原则,又回到了甘肃省陇西县,被分配在北门外的城关中学当老师。这是一所刚从“戴帽子中学”升格上来的完全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教学人员尚不齐备,校长看了看我报到单上写的专业,说“什么俄语英语,反正都是外语,你就教英语吧!”听得我惊愕得不知该怎么回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学俄语的人怎么能教英语呢?教导主任在一旁解释说,学校初中刚刚开设了英语课,师资一时还不齐备,你就先教着吧。我回家熟悉了一下课本,好在是从头开始,整个一学期都处在“Thisis……”,“thatis……”的简单句式,词汇量也不大,我头天晚上现学了第二天再去教也能应付。于是就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我一共带初一的五个平行班,因为是同义重复,没有什么难度,但就是一周20个课时的工作量,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而且英语是教改中刚刚增加的新科目,学生没有基础,兴趣也不大,这些刚刚十二三岁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每个班上都有几个难管的“刺头”学生,维持课堂纪律着实让人费力。

  1977年正是变革的前夜,在省会兰州已经明显感觉到文革事态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政治气候在邓小平的复出与打倒之间来回折腾,但社会主体的不满已经浮现出来。重新回到这个西北一隅的小县城,我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这里的文革空气依然很浓厚,那些以管制方式训导社会的干部仍充斥在各个岗位,一副“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的霸道劲头。我报到晚了两天,教育局的人就以工资名单已送往地区为由,说今年这两个月没有我的工资,接着又把我填写的“家庭成分”这一栏里的“干部”,统统改为“地主”,说我们这里只有“地主、贫农”这样的成分,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你当然也是“地主”。其实我父亲革命资历远超过当地的“县太爷”,只是当年在西北局党校教国际共运史时不同意“九评”的一些提法,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流放陇西,说起来后来我学苏联史还和这一“家学”有关。但是父亲蒙难后就不能填“革干”了,填“干部”也不被允许,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就成了“地主”家庭出身且受尽歧视。从“文革”前下放到陇西,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13年了,当时已有一些平反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去,父母也期盼着能重返工作岗位。

  

  重新招生对社会的震动

  

  在学校里,虽然我与一帮年轻女教师关系都不错,但真正能与我交谈沟通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外语教研室,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老大学生L老师,他英语非常棒,“文革”前就曾有译作发表,听我们对外的英语广播一点都不在话下。L老师是四川人,属于那种书呆子痴迷型的人物,只要是和英语有关的话题他都极为兴奋,而其他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则少得可怜。因为在这小县城里没有选择,他娶了镇长的女儿,确切地说,是镇长的女儿“娶”了他,他倒插门进了镇长家。他经常带着伤疤来上课,听同学们说,他老婆是“夜叉式”的人物,嫌自己男人窝囊、没出息,三天两头地打骂,不给饭吃。有一次我改作业很晚回家,看见他仍在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老婆回娘家,把面柜子锁起来了。我就叫他到我们家吃饭。我妈妈知道他是南方人喜欢米食,就把一个月二斤米的定量拿出来,蒸了点米饭。做饭的功夫,我把弟弟收藏的老版的英文书拿出来给他看。饭做好了,我又翻出来一些涪陵榨菜让他下饭。没想到,L老师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说,这一辈子,有米饭和榨菜吃,有英语书看,此生足矣。我想,L老师什么样的水平,就在这里教教“A、B、C……”,让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实在有些不甘心。

  这时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已经广为传播,积压了十年的中学毕业生对这个天大的喜讯分外振奋,大家奔走相告,县城里到处遇到的都是借课本的往届老学生。一时间“洛阳纸贵”,中学课本成为稀缺物,我就曾经为在外地的同学张罗着四处借课本、寄复习资料忙碌了一阵子。很多人都在为大家都不读书的时候放弃了“自我修炼”的机会而懊悔,我听到不止有一个人说,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些数理化书籍都烧掉,还以为这一辈子都用不上它们了。过去被批斗的老师家里门庭若市,学校的纪律一下子好了起来。招生制度导致的整个社会风向改变带来的“蝴蝶效应”,一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们才深切体会到。

  如果说,“重起高考”成为一桩“全民大事”有点夸张的话,它至少是上千万的应届和往届中学毕业生中的“大事”,它不知牵动了多少家庭。我哥哥和弟弟也准备在工作之余加紧备考。看得我心里痒痒的。因为我们工农兵学员在校三年,“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批林批孔”、“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正经上课的时间连50%都无法保障。更何况中苏边界的紧张关系趋缓以后,正常的交流又没有恢复,俄语的需用性很低,所有的中学早都不开设俄语课程。等于说除了我自己掌握了一门半吊子语言工具以外,在这个社会上毫无用处。我真想再进一次学校,重学一门运用学科,我试着在县教育局探了探口风,看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再报考一次大学,答复是“不行!”机会本来就有限,像你这样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回馈报答社会,又要惦记着分享资源是不允许的。不知道这是被讯问人是个人的理解还是文件规定。反正我知道学校里也决不会答应我再次报考本科生的请求,于是就死了这份心。要不是憷L老师的老婆,我打算跟L老师学英语。

  

  机会再次降临

  

  就在这时,突然转来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消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门槛限制,同等学历者都可以报考,像我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也能报考,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我就决定了“我要报考研究生!”“不管怎样也要一试”“大不了一搏”。我自认为多少还是有点基础的。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的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苏俄的文学作品。“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越到后来我就越来越偏重于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70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

  下来马上转入行动——选专业。1978年的时候研究生设置的专业很单调,抛去理工科不说,文科里面没有我所喜欢的苏俄文学,看来看去,还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苏俄历史专业比较靠谱。一来兰大是我的母校,由我们俄语专业的老师来出外语题,我自信还有几分把握。二来,兰州离陇西不远,真要有什么不解的问题,西去兰州也还比较方便。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紧迫,也就剩下百天之余了。我几乎没有时间复习。教导主任早就打招呼了,凡是以考学为理由的事假一律不准,借故托病的病假也不准,这样就把我请假的念头打消了。我们学校所有想考学的人都是奔着“本科”去的,只有我一人是“考研”的。我们校长不知是为了打击我的自信心,还是根本就不看好我,跟我说,“考研究生,像你这样的,复习五年还差不多”。我想他也许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工农兵学员”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而表示不屑,我心里憋着一口气,这次非要考上不行。

  

  百天冲刺

  

  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节课,再加上要改近300份作业,只好挤压休息时间了。为了节省来回路途的时间,我吃住都在学校。我制定了一个“计划表”,规定每天必须看多少页书,真到进入状态,才发现越学越没底,越补越缺,越深入越糊涂,我的那点“业余爱好”几乎和这个专业毫不搭界,对两门基础课——中国史和世界史——我几乎是个门外汉。连着一个月的夜战,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每天闹钟要上十几下才能闹醒我,有时闹钟吵得不行,我睡糊涂了,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或抱在怀里继续睡。不得已为了警示自己,第二天再多上几下,结果闹钟不停地响,邻居的老师们都提意见,早上起来问我,你的闹钟是给我们上的还是给你上的?搞得比上课铃声还要响。

  体力的问题还是内在可以克服的,关键我缺少外援,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问题、不惑之解不知道该向何人请教。父亲在理论方面是高手,但对于世界史还是比较隔膜,我决定上兰州找老师请教。我星期六下了课,从县城赶到火车站,再坐夜车到兰州,车程7个小时正好可以坐在车上打个盹,这样星期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了。当天再坐夜车回去,两边都不用住宿,也不耽误星期一上课。也仗着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这样连轴转竟然也扛下来了。可有一次买不到晚上11多钟从兰州到青岛的火车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6点钟到陇西,坐第一趟班车回去,恰好赶上上课的点。只好买了晚上8点钟的火票,凌晨三四点下了火车,火车站所在的文锋镇到县城有20里路,我本来可以等到天亮再回去。我想了想反正也不困,可以走回去,天上正好有下弦月,顺着公路走,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节省4角钱的车费,路上还可以叨咕叨咕我不熟悉的题目,但是心里还有些胆怯,主要是怕路上有坏人,稍迟疑了几分钟,又自己给自己打气壮胆说“走!”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急忙上路了,偶尔有赶早的司机开过去以后还惊奇地喊叫说,“嗨,是个女的!”我想好了,即便有司机让我搭顺路车,我也决不搭车。就是有一段水洼绕不过去,只好硬趟了过去。搞得我的鞋和袜子全都湿透了。走到县城天刚蒙蒙亮,我没有回家,径直去了学校,早上8点钟,第一节课打铃的时候我已经站到讲台上了。也许由于一夜的高度紧张,到了学校感觉安全了,我反而迷糊起来,整整两节课我讲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完全是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就这样几下兰州,解决了不少问题,所要考试的科目逐渐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考场虚惊

  

  因为临考试前,我的课多且正好那两天身体不适,就让妈妈替我参加考前告知会议,并去踩点认一下教室。因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多大岁数的都有,所以妈妈坐在教室里并不显得怪诞,妈妈也没向人家解释是替女儿来的。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考试那天带来不小的麻烦。我记得是6月份考试,一共考两天4场,和现在高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外语停学了十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允许带字典。考场设在陇西师范,同时期正好也有小学教师的师资考试,我梳着两个弯弯的毛刷子小辫儿,抱着刘泽荣俄语大字典,硬是叫人给支到师范考场,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走错了考场,赶忙找到我们的考场,监考的老师就是不相信,说前一天来的是个年纪大的人,怎么换成小孩了呢?还说我是“替考”的。让他看了我的“准考证”,又解释说,前一天来的人是我妈妈,并强调说,“只有年纪大帮年纪小的‘替考’,没有年纪小帮年纪大的人‘替考’”。这好一通费劲的解释,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做题了,才发给我考卷。虚惊一场,总算没把我拒之门外。

  我们每个人考题都是由报考学校自己命题寄到考生所在地,在当时考完以后密封再寄回学校批改。这是当时比较人性化的设计,考虑到考生们的路途遥远和食宿的不便,而且考试人数也少,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

  我由于找教室验证身份耽误了些时间,生怕考试时间不够用,心里直打鼓,手直发抖,连装考卷的信封都撕不破。我们的考场是一个堆放旧课桌的地方临时清理出来的,所有的桌子都有些毛病,我又来晚了,只能坐在最后一个坑坑洼洼的旧课桌旁,桌子没有一块平整处,一写字笔就把纸戳破了,字写得难看极了,于是不停地写写移移,最后趴在桌子边沿方才解决了问题,下午我找了一张旧报纸垫在课桌上,感觉才好一些。

  反正我们十几个人,考的都是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也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监考的人闲得没事,好奇地一份份挨个看我们的考题,也许他看不懂理科的考题,一直站在我旁边伸着脖子看我做题,边看边摇头说,“看不懂,做不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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