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永: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

更新时间:2012-09-07 22:13:06
作者: 张永  

  

  提要:除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鄂豫皖肃反发生原因至少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指挥枪”原则。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不是2500人,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其中小部分人被杀,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中下级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鄂豫皖、肃反、纪律、被杀人数、中下级干部

  

  

  Abstract: Apart from Zhang Guotao’ will to power and Shen Zemin or Chen Changhao’s doctrinarism,other factors also worked in the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of EYuWan Soviet Area.First,there were terrible violatings in EYuWan’s red army ;Second, complicated factions’s struggle made it very difficult to tell who was loyal or not; Third, EYuWan’s red army violated the highest rule “ Party Command Guns”.The number being killed in 1931 was much less than the widely told 2500. The Junior cadres played key role in the expansion of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Key words: EYuWan Soviet Area,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violatings, Number being killed, Junior cadre

  

  

  

   发生于1931年秋冬的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姜义华《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3期)、郭煜中《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及其恶果》(《安徽史学》1987年3期)、敏志《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江淮文史》1994年3期)等。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相关著述大致归结为两点:一,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

  

  笔者认为,上述两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还不够全面,遗漏了不少重要的历史内容,这等于是把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在研读相关原始材料时,笔者发现,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关于肃反发生原因,至少还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这是最重要的,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和红军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

  

  关于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笔者认为以往存在着对史料的误读。相关著述多认为被杀者有2500人,实际情况是: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可能只有其中小部分人被处决,而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当时并未被杀。此外,肃反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应仅归因于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本文不是对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全面研究,而是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几点新的探索,这些探索使笔者对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的留苏派在严密党组织和红军正规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有了新的认识。

  

  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象中央红军那样包含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是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要把这样的农民队伍建设和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几乎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个相当残酷的阶段。

  

  当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军长旷继勋(后改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学校校长蔡申熙。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存在于很多高级干部,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1]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2]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到,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使象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对待妇女上存在问题。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些“英雄”气概,有些人比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3]高级干部如此,下级干部和士兵的纪律就更难以保证了,红四军当时还远达不到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的标准。沈泽民在1931年6月扩大会议上就准备展开斗争,倒是张国焘更老练一些,大概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斗争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扩大会议特别指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4]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再次提出:“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5]

  

  不仅如此,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一度几乎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6]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7]

  

  1930年鄂豫边特委《关于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报告中》提到:“商城方面,过去青红帮的组织很多,因此党内多参有帮的组织,同时各种份子异常杂紊,因此组织都不健全”,“一切不纯的份子如红帮内份子都在党内军内负重要责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观念充满党内,前次解决徐□□,二次解决戴□□(三十二师党代表,商,同志),都是这些份子的这些观念的造成,王子渥、徐澜亭、徐泉、崔海峰、崔德伟等不经组织决定,不令旁人知道秘密解决的,因此弄得一般同志人人自危,谈话,开会,做事,都是相互留心,猜疑敷衍。”[8]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9]

  

  1930年1月在商城又发生八名主要党领导人被迫出走的严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八人连夜出逃。[10]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11]

  

  1930年春天红一军成立后,三十二师改编为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三师。在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又提到:“二师是由几个同志在商城民团内工作,拖出来一部分”,“利用‘帮’的路线收编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师的成份,十分之六是农,十分之四是土匪。同是军队的性质,末[了]成立封建的组合、部落的组合、姓氏的结合、‘帮’的结合等。负责人互相发展私人势力,互争领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来同志等行动”。“三师开始是二师在六安、霍山游击,缴了一些武装交给六安编成游击队,后又收编了一部土匪编成的,士兵成份,内面大部分是农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师因为士兵的成份较好,在群众中的行动较好一些,二、三师参加[杂]土匪成份,到处行动不好,如买东西不给钱,偷农民家的东西等,弄得农民说二、三师是土匪”,“二师尾大不掉,故意与军部为难”。[12]

  

  1931年初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虽然在成立红一军和成立红四军两次整编中都曾进行混编,力图改善部队的成分和纪律。但是由于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主要干部仍是原来的干部,有些部队的风气积重难返,甚至有些党派去的干部也受影响腐化堕落了,红军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整肃。在军队的整肃中,温和的批评教育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果,严厉的肃反却可能短期内彻底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和作风。沈泽民的一个报告中透露出肃反的深层意味,肃反决不仅仅是表面的“逼、供、信”,其中提到:“反对那种只知道从反动分子口中查问口供的简单的肃反方法”,“红四军中肃反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等反动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710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