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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更新时间:2012-09-02 18:35:42
作者: 柳红 (进入专栏)  

  完成了《贵州农村调查报告》;此后,王小强、白南风又进行了四个月西藏地区调查。这些成果,被写进了他们合作的《富饶的贫困》一书,这是《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种。在序言中,他们写道:“落后地区的放大或许就是落后的中国;落后地区开发的问题,或许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对落后地区开发的理论概括,或许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他们揭示了在今天看来最为重要的问题,资源问题,还有人的问题,让我们陷入深深地沉思,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看看这些句子:“一个松绑,就松出商品经济的歌舞声平。只要‘思想解放’,改革,竟是如此轻而易举。……‘松绑’焕发出的巨大生产积极性,三年时间毁坏森林113.41万亩,被人称之为第三次大破坏。是讽刺吗?是对那些把改革简单归结为‘松绑’的轻飘见解的讽刺;是对那些小看落后地区开发研究之理论意义,以为照搬西方商品经济模式即能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简单认识的讽刺。”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哪是写出来的,根本就是倾泄而出。没有端着架子、故弄玄虚的隔靴搔痒,而是直面真问题的纯粹。

  

  在大约三年时间里,农发组的调查走遍了安徽、甘肃、四川、贵州、江苏、上海、广西、福建、江西、浙江、广东、云南、辽宁、山西、宁夏、河南、河北、山东、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西藏等省市自治区,1982年春在广西梧州地区对开发山区问题的调查,同年秋冬在江西吉安地区对区域经济和全局改革的关联问题的调查,都是系统而综合的内容。1984年,农发组出版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是一次理论尝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是:“在求实精神的火焰中完成理论经济学的变革”。这样热情张扬的词句,简直就是农发所的风格!文如其人。读下去,像是听他们演讲:“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大是大非的前提没解决,你讨论它如何运行,岂不是颠倒了问题的顺序?但这偏偏是生活的顺序。”

  

  顶天立地

  

  1982年,77、78级的大学生毕业了。在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的帮助下,发展组得到了几十个编制。他们一毕业,就进入社科院农经所。发展组相当于农经所的一个研究室,有间办公室。不过,那里只留一个人值班,真正的上班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原中联部伍修权公馆。前院有假山,后院是农发组的基地。有人说:“假如我们毕业后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上班先给大家打开水。人家写好文章,我们得跑腿打印、校对、折片子、装订。”他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是:第一,不定时坐班;第二,大门口无岗哨;第三,经费独立。

  

  农发组把最基层的实践和创造,成绩和问题,与高层决策、“红头文件”联系在了一起,人人是笔杆子,个个杰出,在农村改革的实践和理论上,不断推进、深入。它更像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展开着一场崭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大约200余位大学生、研究生曾经参与过农发组的调研。在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谁又敢说人民公社坏的“两个凡是”余威还在的年代,他们挑战了金口玉言。而包产到户自身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经过农发组,扩张为冲垮旧制度的一支力量。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发端于民间,又顶天立地。顶着高层决策者的支持;立足于农村的土地。这里没有权威,没有迷信,没有什么非要固守不可颠覆的秩序。当理论界的主流正在为拨乱反正讨论着名词概念术语时,他们跑远了,冲到前面去了。不惟书,不惟上。虽熟读马列,学过西方经济学,但是,深知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于是,他们用自己的脚,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综合来创造;信奉实践出真知,中国农村的理论要到农民那里去找。他们与上至党中央书记、省委书记,下至农民打交道,一律平等。其实,一切始于真诚和朴实的动机。罗小朋说:“当时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有多苦,我们能否用自己的智慧帮助改变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是立了志的,我们跟当时的领导说我们不去做官不去搞别的,就是立志要改变农村的面貌。” 他还问过一个深刻的问题,“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间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天分吗?”农发组的作用好像一座桥,过桥的人有地方和中央领导;有农民和干部;有官员和理论家。借助这座桥,他们相会,从而得以沟通,估量风险和可靠性。党内的改革者,需要借力,农发组就成了所借之力。这批有理想、有创造力、有勇气、不恐惧、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人,在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的天空,自然风雷激荡。

  

  1984年莫干山会后,农发组成员去往两个方向:一个是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一个是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

  

  怎么说,农发组都是个异数。何维凌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自发的自组织过程。”这位创始者已经过世十八年了。其他人呢,他们都在哪儿?有人主掌中国农业当局;有人成教授;有人做研究;有人退休在家,有人海外漂泊。有人偏左,有人向右……多么希望有一天,发展组的人再聚,兄弟情义,一个都不少,如同当年从农村回到北京那样。也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发展组的故事完整地写出来。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第4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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