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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川:三农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与国家前途

更新时间:2012-08-29 23:01:18
作者: 牧川  

  当农民组织起来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农民与农民之间建立起互信(当前,农业合作化中的一个重要障碍便是互信问题),尝到了联合起来的甜头之后,下一阶段就会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农业合作经济。

  3、农民变市民,提高城镇化率,变相解决三农问题,提高政绩

  第三种道路,农民变市民,这样的事情正在许多地方进行。

  在现阶段,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高统筹城乡发展水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但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却存在问题。

  地方政府拆迁征地,并因此得到巨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给予农民一定补贴,鼓励当地农民自愿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变农民为市民。这已经成为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推动农民进城的方式。但是,这样的城乡统筹并没有真正统筹起来。

  首先,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巨大问题。2010年,卖地的土地收入占据全国财收比重33.75%,占地方政府的比重为74.14%。地方政府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点,没有好的企业、项目,因此就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没有办法进行新的投资和建设,没有办法改变城市和乡村面貌,由此恶性循环又采取土地财政的方式。

  其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不健康的背景下,农民即使进了城,也不会有稳定的工作。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农民进城之后,没有稳定的工作,很可能会失去生活来源。大规模开展这样的进城方式,很可能在未来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当然,在此之外,还有令国人非常头痛的高房价等问题,这些不再细说。

  在土地财政,变农民为市民的方式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其它许多政策和办法。

  比如一些地方,农民缴纳一定的社保费用,到退休年龄之后,领取城市社会保障退休金,变农民为市民。

  还有一些地方,出现整村整村的农业人口,变为城镇户口。虽然是城镇户口,但是却不享受城镇待遇,在医保、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并未享受优惠。

  这样的现象正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很明显,这样的方法无法解决三农问题。这只是地方政府官员提高政绩的一个手段,提高城镇化率,改变统计数字,变相解决三农问题。这样的政策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使得矛盾越来越严重。

  4、政府扶持,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吸引农民就业

  第四种道路,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企业和工厂。创建稳定的工作岗位,让农民能够在城市稳定工作和生活,逐步把农民从农村引入城市,进城农民的土地依法转让给种粮大户或者合作社。农民依旧享有土地的承包权,只是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出去,土地依旧归农村集体和国家所有。

  在创建新的工业区时,需要特别注意一点,今天中国的许多产能已经生产过剩,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附加值、低端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新的工业区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从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将国内市场搞活,以国内市场来消费目前中国的产品,而不是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来消费中国的产品。逐步将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下来。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约49%,出口占GDP比重约25.4%(以1美元兑换6.3人民币计算),远远超过日本、美国等外贸型经济国家。日本、美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常年维持在10%—20%左右。这使得我国经济极易受世界市场影响。当欧美出现经济危机时,中国老百姓就跟着倒霉。

  单纯依赖东部沿海9个省份解决中国青年和农民的就业问题,是靠不住的。把所有产业都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将失去国防纵深,这对国家安全是极大威胁。另外,一个经济结构失衡的国家很难持久。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

  但是,这个任务是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的,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市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逐利的。市场从来都是加剧贫富分化,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鼓吹的,“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最大化”。老百姓早就看的很清楚了,“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没钱人越来越没钱”。

  社会主义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为人民服务,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均衡社会发展,削肥补瘦。这是天经地义之事,无需管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胡说八道。

  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和进度应该扩展起来,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

  另外,也可以考虑建立类似汶川大地震的应对机制。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其它省市援建对应的受灾城市,可以参照这个模式,让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援建西部省份,发挥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发挥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两个地区进行优势互补,可以考虑将此将此计入官员的考评机制。

  5、政府扶持引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第五种道路,就是让农民呆在农村,把一盘散沙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供销流通体系,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机械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将中间商环节挤出去,把利润留给农民。(参考了余云辉先生的《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兼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思路》一文)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将假货、残次品排除在外,将食品分出等级来。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还可以将目前的食品安全等问题都解决掉。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另外,应在农村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地区的环境,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将这一类事情,交给当地的农民集体组织来做,提高农民收入,避免大部分收入都落入承包商手中。

  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建设,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

  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2006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2010年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万元。

  华西村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华西村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好干部,一个就是集体化经济。1970年代末,我国在农村很多地区强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

  电视剧《永远的忠诚》算是华西村的一个注脚。小岗村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但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小岗村却还是贫困不堪。后来安徽省财政厅去了个好干部沈浩,帮助小岗拉钱、拉资源、拉企业,小岗才有了起色。但是沈浩在参观华西村之后,却还是感叹,华西村和小岗村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沈浩是个好干部,这样的好干部若是放在一个集体化的村子,一定会大有作为。但是在憋屈的小岗村,沈浩最终却累死了、憋屈死了,把命都搭进去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小岗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今天,小岗却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公社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他在1980年5月31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在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村,国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办大事,前三十年,我们修起86258座水库,农田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最近30年我们修建了827座水库,农田灌溉面积从从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前三十年,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投入钱,地方政府花费了很少的钱,我们却修起举世闻名的红旗渠,但是现在我们花了很多钱维修红旗渠,却维修出了豆腐渣工程。农民在为自己做事时,可以不计成本,而且非常注重工程质量,但是承包商却不会这么做。

  对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靠农民的自发行为,集体经济是难以建立起来的。1950年代的农村集体化不是农民自发产生的,而是政府推动的。新时期的农村集体化更不会自发产生,必须有政府的扶持引导。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合作社,破除近些年的只能搞私营经济、不能搞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思想禁区,破除“搞集体经济就是倒退”的思想。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6、资本下乡能带给农村什么?

  第六种道路,资本下乡,这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思路。许多人认为,资本下乡,可以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从而带动农村的发展。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欠缺细致的分析。

  资本什么时候愿意下乡?资本下乡可以做什么?在农业领域可以做什么?在非农业领域可以做什么?如何避免资本下乡侵害农民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和资本共利?

  首先,我们应该划出一条原则,现实中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违法圈占农民土地、将耕地改为非农用地的资本下乡行为必须被禁止。目前大多数鼓吹资本下乡的人,只是想着农民的土地。这样的资本下乡是祸国殃民,必须被禁止。

  其次,在农业领域,资本下乡可以做什么?

  如果资本下乡只是承包了农民的耕地,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种植粮食等大宗作物,这样的资本下乡其实没有太大价值。在没有节水、节肥、高产技术的条件下,粮食作物产出相对固定。此时,引进一个外来公司与农民分享土地的收益,农民的收益反而减少了。农民完全可以组织起一个合作社,将土地交给少数几个农民耕种,再分享收益。这样的收益反而比资本下乡高。

  没有新技术的资本下乡,要想获得较高土地收益,只有种植蔬菜、瓜果、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但是经济作物的产出却不稳定。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指出,农业资本进入农业越多,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越大,供大于求,价格就很可能下跌,就可能亏本。近年来的某些蔬菜价格的暴涨暴跌,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资本下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一些,将一些特色产业做大,但是普通的蔬菜、瓜果却难以据此模式大规模推广。

  如果资本下乡可以带来新的技术和资金,倒是不错的选择。比如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出世30年来,在农业用水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翻了5倍,在沙漠上建起了农业绿洲。在当前社会,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如此先进的技术。如果资本可以带来技术,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高质量的有机农业田,大规模种植粮食、油料作物,那倒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不用太担心粮食过剩的问题。前文已经讲过,如果把进口大豆、食用油计算在内,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估计还不到80%。即使粮食真的过剩了,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政策,高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以备灾年之用。或者还可以把粮食作为对外援助的一种方式。粮食援助,很多时候要比美元援助的效果要好很多。花钱少,效果却很好。美国常常就在打这张牌。

  目前中国的农业技术,主要集中在一些农业科研机构、院校,另外也有一些国家扶持的公司。国家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和资金出资,促成这些单位与农民的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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