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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川:三农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与国家前途

更新时间:2012-08-29 23:01:18
作者: 牧川  

  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

  3、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在土地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些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他们的命运和生活出路如何安排?国家如何转变发展模式,在城市创建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民就业?还是在农村创办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还是像一些人所主张的“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或者农民卖地,获得短期收益,但是却没有稳定工作和长期收入?亦或其它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相比9亿多农村人口(户籍人口)的工作、生活问题,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如何稳定农村,如何避免继续扩大的两极分化,如何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战略,如何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如何让农民分享改革的好处,这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六条路

  

  1、土地私有化,美其名曰“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造就大地主和无地农民

  第一种道路,土地私有化,这是目前很多主流媒体非常推崇的一种思路。破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土地私有化,让农民自由卖地,美其名曰“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投资者接手农村土地。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房地产老总、私营企业主,甚至政府里的一些官员都在宣传这种思想。

  比如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先从政策上、然后再从法律上,明确农民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长久的使用权。……如果给了农民长久的土地使用权,就应该允许其流转……所谓的长久使用权,我的理解是,除了重大的自然灾害和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变化,就是拥有永久的使用权。这样的使用权,可以通过自愿、平等、有偿转让,使其他投资者可以比较放心地进行投入。”

  还有房地产老总任志强观点:“土地不私有化是不行的,集体所有制是一个没有明确产权概念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乡镇干部在卖集体土地时,严重腐败,干部拿大头,农民拿小头。他说,“如果土地私有化了,他们就钻不了这个空子。”

  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也是这个观点,张维迎:“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国外力量的支持,比如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陈志武文章,《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也是这个意思。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也就是为美国人民所痛恨的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盘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还特别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看起来这些国内外大牌都都很关心农民的利益,其实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土地私有化对他们最有利。若是土地私有化了,农民有权利自由买卖土地,房地产商、资本家就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他们可以从农民手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拿地,比从现在的政府手中拿地要便宜很多很多,常常只有政府手中土地价格的几十分之一。这对他们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的征地过程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强盗逻辑,只是行政问题、执法问题,应该采用严刑峻法去整治,应该改变补偿方式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地租价格上涨的利益。但是很多人却因此试图去改变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本末倒置。

  资本和一些腐败官员结合在一起,暴力征地、拆迁,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地租价格上涨的收益,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农民没有监督、制衡官员的权利,农民是一盘散沙,太弱势。在农民是弱势群体的大背景下,即使土地私有化了,农民一样无法得到土地地租价格上涨的收益。不仅无法得到合理的收益,而且丢失土地的速度会更快。

  禁止土地私有化,禁止自由买卖土地,资本便常常需要借助权利系统,采用腐败、黑恶势利等手段,或者暴利拆迁、或者欺骗农民,圈占土地。这样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忌惮到法律的威严,他们圈占土地的速度并不快。另外即使他们得到了土地,也只是得到土地的几十年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但是当土地私有化之后,国内外的大资本就会像狼一样同时扑向农民。权利系统内的腐败官员也会直接转化为资本,扑向农民。他们将采用合法、非法的各种方式,欺骗农民、欺压农民,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搞到手,他们圈占土地的速度将大大加快。(温铁军教授有类似观点:“在目前条件下,在禁止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的条件下,资本必须借助权力的配合,才能达到“圈地”的目的。如果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那么,终结的不是“圈地”,因为权力可以直接转化为资本,继续不受制约地以市场的名义进行的“圈地”,这种做法对农民的损害将更彻底更严重。”《温铁军: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与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缓解三农问题的道路之辨》。)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资本时时刻刻都在渴望着这笔财富。资本将自由的操纵土地市场,采取黑恶手段,对农民进行分化瓦解,巧取豪夺,强买强卖。资本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将和资本彻底勾结在一起,宪法将在这个利益集团的攻击下土崩瓦解。

  所以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村民的权利和力量。成立村民代表大会、农民协会,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去和政府、资本去谈判,只有这样农民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真的开始土地私有化,那么旧中国的局面将再次出现,中国将出现大地主和大量无地农民。农民虽然获得了短期的卖地收益,但是他们自己和子孙都将失去土地。他们只能在城市找份工作。但是今天中国的低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注定了大量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量的农民工只能找到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只要发生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农民必定失去工作岗位和唯一的生活来源。此时既不能回到农村,又不能在城市生活。如此一来他们很可能成为流民,这将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这样的局面在今天的很多国家都存在,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都是鲜明的代表。温铁军教授曾指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土地也是私有制度。土地私有和市场化结合在一起,便造成城乡二元对立,贫富两极反化,区域发展不均衡,大量无地农民,农村出现游击队,城市出现巨大的一个又一个百万人计数的贫民窟,黑恶势力横行,黑恶势力甚至与警察、军队枪战抢占地盘。这样的国家难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温铁军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发现在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没有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其它国家无一例外都存在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土地制度没有私有化。

  旧中国的农民起义,基本都是因为土地问题。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牺牲,才解决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今天,一些人又要中国退回到解放前。这样的做法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根本对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但是在现实中,土地私有化的理论不仅得到私人资本的支持,也得到了政府内一些力量的支持。这其中有深刻的原因。

  这表明我们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为了利益,他们和国内外、体制内外的力量联合起来,要把中国私有化。他们不仅要把土地私有化,他们还要把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命脉产业和国企私有化。但是这么大的命脉产业,中国的私人资本和民企是无法接盘的。盘子太大了,而民企又太小。所以外资或者外资所控制的民企就会站在前台,接下这个大盘。

  大规模的私有化,必然造就大规模的腐败;必然造就私人垄断资本家,操纵市场,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必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命脉被外资控制,从而导致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旁落。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要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度改为私有制度,把国家的经济命脉抓到自己手中。他们要将社会主义中国改为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改为美国的附庸国、殖民地。

  2、缺乏引导,无序的、非法的土地流转,最终将导致土地私有化

  第二种道路,就是目前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无序的、非法的土地流转行为。

  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平等协商、有偿的原则,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

  土地流转,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土地流转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是承包权的转让,也不是所有权的流转。土地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民自愿、平等协商、有偿的的基础上,土地流转的收益归农户所有,不能用外力去强迫或阻碍农户流转土地。

  但是在现实中,除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暴力拆迁征地行为之外,还有大量无序的、非法的将土地流转给私人资本的行为。

  一些地方官员、乡镇官员,贪污腐化,运用黑恶势利等手段,将集体土地以高价转让给私人资本。他们违反18亿亩耕地红线原则,将土地圈起来,将耕地改为其它用途,房地产、旅游、工业,或者静待土地价格的暴涨,从中谋取暴力。这种现象已经是普遍现象,而且缺乏有效制衡的手段。不仅在一、二、三、四线城市的郊区开始流行,也开始在一些离开城市较远的乡镇出现。

  中国制订了严格的土地管理法规,在各个地方、各个媒体强调土地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平等协商、有偿的原则。中国制订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中国将腐败问题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中央政府的各级法规都很严格,中央政府保护农民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是天高皇帝远,地方上的很多事情中央政府常常是鞭长莫及。这已经是今日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中央政府缺乏制衡、管理各级地方政府的手段。中央政府不可能事事都抓、人人都管。

  此时问题便出现了。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效管制地方政府,那么这种无序的、非法的土地流转将发展到何种程度?

  既然农民在最开始的时候不能阻拦地方官员和资本,不能掌握自家土地的流转,那么当地方官员和资本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牟取暴力,农民就更没有力量把土地的使用权收回到自己手中。

  当这样的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就会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规模将超过现在的房地产利益集团。房地产利益集团和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趋向是相同的,房地产利益集团属于这个利益集团。现有的房地产利益集团已经可以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影响国家决策,如果出现一个更大的利益集团,将会是怎样的局面?

  到那时候,即使中央政府出台新的法律,将原有的农村土地重新集体化,这项法律也不会得到推行。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宪法将名存实亡。而到一定阶段,这个利益集团就必定会要求修改法律,完成土地的私有化。

  这样的趋势如何改变?如何有效阻止类似事件的蔓延?回答还是一样的。一方面应该采用严刑峻法去整治,从上而下去治理。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让农民协会去和政府、资本去谈判。

  这样做也是群众路线的一个体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根本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要实现反腐倡廉,要改变目前的非法圈占土地现象,必须要群众路线。

  当前社会,经常会出现农民组织联合起来抗议地方和资本的现象。中央政府若是在类似的事件出现时,及时表态,支持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支持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这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是变坏事为好事,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威严,维护了中央政府的信誉,也为下一阶段的农业合作化铺平了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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