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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在中华与“乌玛”之间――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社会的统治

更新时间:2012-08-28 18:30:18
作者: 王柯 (进入专栏)  

  至少有一部分有势力的维吾尔人认为,这是清王朝对维吾尔人的一种“恩义”,出于一种道义感,他们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17]

  

  三、满族皇帝之民的诞生

  

  但是清王朝对维吾尔社会实行的各种统治政策,还有一个特征,这就是严格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的交流,防止维吾尔人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清王朝在北路实行驻防兵制,而在南路则实行换防兵制。所谓驻防兵就是允许军人家属随军,且不变更驻扎地的部队;而换防兵则是不允许家属随军,并且要在一定时间之后变换驻扎地的部队。在南路,清王朝禁止军队士兵与当地维吾尔人结婚甚至进行交往。作为驻在大臣和军队的驻屯地,清王朝在各地建造了十八个“汉城”,以区别于维吾尔人居住的“回城”。虽然这种作法的确起到了防止军队侵害民众的作用,但是从南路的清军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兵构成(由满族等组成的八旗兵仅为1249人),而且全部都是换防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南路彻底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的交流来往一事,是经过清王朝周密计划了的。[18]

  清王朝禁止中国内地的汉族人进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包括对内地商人前往贸易也实行审批制度。对批准前往的商人,也严格限制他们只许在“汉城”与“回城”之间设立的“买卖城”进行交易。[19]为了补充驻扎军队的经费,清王朝也在新疆实行了屯田。屯田的种类分为兵屯(由士兵进行的屯垦)、回屯(由各地移居伊犁的伊斯兰人进行屯垦)、户屯(由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进行屯垦)、旗屯(由八旗军进行屯垦)和遣屯(由来自中国内地的犯人进行屯垦)等。但是这种屯田主要集中在北路,因为北路移居有大量的汉族和回族农民,而直到1831年为止,在南路仅有数处“兵屯”而已。[20]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第二年,乾隆皇帝即决定:“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露出了他想把新疆变成满族的军事自治领的想法。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被定为“旗缺”(即只能任命满族出任的官职),总数上升至二十三个的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驻在大臣,全部由满族人和蒙古人担任。[21]这种充分反映了民族差别意识的统治体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说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出于保卫国家边疆的目的,而完全是出于他们防备汉族的一种私心而设。

  在全国总数为八十万人的清军中,八旗的兵力不过二十万。清王朝面对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这一现实,采取了重点防卫、即只在军事要地安置八旗兵的政策。[22]然而即使在这种八旗兵力告罄的时期,清王朝依然决定新疆驻屯军的半数(20990人)为八旗兵,除非是为了将新疆变成满族的军事自治领的明显意图以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其他什么目的。清王朝在全国的重要地区共计设置了十四名驻防将军,与其他的将军相比,伊犁将军所管辖的地区最广大,所指挥的军队最多,所领的养廉(年俸)也高达一千两。[23]

  对于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来说,将非汉民族的势力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清王朝在防止维吾尔族与汉族的交流,培养维吾尔族对满族的亲近感和一体感的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乾隆二十六年,清王朝政府统一制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官印上所刻的是当时的维吾尔文(回子字)、满文和蒙文,却没有汉字。[24]清王朝对驻新疆的八旗兵学习汉文一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反而奖励伯克的子弟们学习满语。[25]另外,清朝政府虽然在汉人地区强迫汉人留满族式发辫,但是在维吾尔地区却只允许高级伯克蓄留,即把它当作是对维吾尔人的一种恩惠进行实施。出于从金融上控制南路维吾尔社会的意图,清王朝在新疆还制作了与中国内地的货币异质同价的特殊货币――普卢,以限制新疆人与中国内地的人们进行经济交流。[26]在伯克入朝时,也要求他们尽量避开汉族的居住地区,绕道北部的蒙古地区,在位于蒙古人居住地区的承德进行。[27]

  清王朝对维吾尔社会的统治政策,表现了清王朝的民族思想和国家思想。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特征是,不是谋求全国的同一化,让边疆地区逐渐靠拢内地并逐渐内地化,而是以位于中国内地北面和西面的蒙古、西藏以及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为藩部[28](当相对于藩部外围的藩国时,藩部又被称为内藩),基本上没有触动当地民族原有的传统社会构造,在蒙古地区利用蒙古王公实行札萨克制,在西藏实行以达赖喇嘛为首领的“政教合一制”,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实行伯克制等,从制度上规定了这些地区为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地区。

  清王朝将内地和藩部分为两个各自为政的地区,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这是清代的藩部与中国历史上的藩部根本不同的地方,它实质上是一个由清王朝主导的满族与中国西部北部各民族的政治联盟。清王朝的对藩部政策,实质上是让藩部的各民族只与统治民族的满族发生关系,使各民族产生一种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的亲近感,变藩部制度下的各民族为满族的盟友,以牵制内地的汉族。清王朝的统治构造,从地域上看好像只不过是一种将领土一分为二的领土构造,而实质上却是一种中华王朝的国家性质和满族统治的民族性质同时具备的双重政治构造。[29]

  朝廷中管理藩部这个民族政治同盟的机构,是1636年(顺德元年)以“蒙古衙门”的名义成立,以后改名的“理藩院”。“理藩院”在朝廷内的地位与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同。正如康熙皇帝所说的“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30]那样,在清王朝的统治体制当中,理藩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接待周边民族所派使节的汉代的“大鸿胪”和唐代的“鸿胪寺”、负责处理与西藏关系的元代的“宣政院”等中央官厅,作为直接管理复数的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官厅,清王朝的理藩院还是第一个。除了一名额外侍郎(定额外副大臣)由蒙古人担任以外,理藩院的负责人(尚书、侍郎)的官职全部被定为“旗缺”,只任命满族人出任。经过顺治、康熙和乾隆时代的改造,到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专管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事务的徕远司的设立为止,理藩院共拥有六个部门――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旗籍司、柔远司和徕远司。并先后制定、完善了《钦定蒙古律例》(乾隆六年)、《钦定理藩院则例》(1814年,嘉庆十九年)和《钦定回疆则例》(1814年)等有关统治藩部的特别法律。

  从牵制汉族的角度出发,清王朝维持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禁止维吾尔人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往来,使维吾尔人成为直接服隶属于清王朝满族皇帝的臣民。但是这种统治政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清王朝信任维吾尔人。清王朝也从各个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以防止维吾尔人的反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驻在大臣严密监视伯克和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这两项措施。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下定决心发动战争以征服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乾隆皇帝就如何统治征服之后的维吾尔社会指出:“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其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箚伊犁之将军”。[31]也就是说,早在战争发动之前,清朝政府就已经决定了不在维吾尔社会内部设置统一的行政体制,使互不统属互不关联的各个地区及其伯克都直属于清王朝的政策。这种做法,首先是让维吾尔社会失去统一性,因而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抗力量。其次是尽管不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但通过伊犁将军和各地驻在大臣的管理监督,可以大大地限制了伯克的权力。

  清王朝为了防止伯克剥削民众,同时为了抑制伯克形成地方势力,采取了以下的措施。1、废止传统的伯克世袭制度,确立了伯克的补缺人选事宜由驻在大臣掌握(选拔推荐权),然后由清王朝政府任命的制度。2、导入了回避制度。即不许高级别的三品、四品伯克在其出身地区任官;五品、六品、七品伯克不得在其出生地任官。3、分散阿奇木伯克的权力,使阿奇木伯克与依什罕伯克二者互不统属,将一部分职权规定为依什罕伯克的专管范围。4、设立伯克参朝制度。5、留不信任的伯克、和卓居住北京。

  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以后,“因其教不改其俗”,即承认宗教学者(阿訇)作为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掌握文化教育事业的现状,允许穆斯林们照常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并修缮了以前和卓们的“麻扎”(圣者之墓)。但是清朝认为,维吾尔社会不安定的根源首先在于和卓家族的存在,为了巩固清王朝在维吾尔社会的统治,就要大力限制和卓的权力、努力消除和卓的权威。清王朝明令禁止了苏非教团的集体礼拜,对于白山党和卓,除了逃往浩罕汗国的以外,都被送到北京,与维吾尔社会隔绝起来。对黑山党和卓也是同样,因为黑山党和卓在清王朝征服回疆的过程中曾采取了协助的态度,清王朝在任命他们为伯克、给予其特权的同时,又使他们全都离开其传统的势力范围,送到别处任职。

  清王朝为了削弱伊斯兰教的经济实力,规定维吾尔民众上缴清真寺、麻扎和麦地里斯(伊斯兰学院)的宗教税不在法定税金之内,将在瓦合甫地(穆斯林信徒向清真寺和伊斯兰学院进献的土地)上耕作的“燕齐”编入普通户籍,使之成为清王朝政府的纳税人。清真寺的新任阿訇也须由伯克推荐并作担保,由驻在大臣进行任命。

  清王朝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彻底贯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规定:伯克是由清王朝政府任命,并向清王朝政府负责的地方官;严厉禁止和卓、阿訇干预行政,剥夺了他们监督批评责难伯克的权力。乾隆还再三明令禁止任用阿訇为伯克,以及由伯克兼任阿訇,禁止清王朝驻在大臣与阿訇进行个人交际,也曾出现过阿奇木伯克因默认夫人“读黑经”即参加苏非教团活动被揭发、削职之事。[32]清王朝承认伊斯兰法裁判官“哈孜”调停民事纠纷、处理遗产分配、登记婚姻手续等裁判权,但严格禁止伊斯兰法干预刑法和司法。咸丰时代的叶尔羌参赞大臣就曾因“查经拟罪”而被解职问罪。

  清王朝还限制维吾尔人与邻近诸国之间的往来。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白山党曾经把浩罕汗国作为从事反清活动的根据地。浩罕汗国是那克什班迪教团势力很强的地区,而且当时的维吾尔人实际上也感觉不到与浩罕人在民族上的差别,自古以来,两个地区之间就有着频繁的经济交流和民间往来。在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时逃往浩罕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对于维吾尔社会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清王朝必须时时戒备着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势力的复辟。乾隆时代以后,维吾尔人同浩罕之间的自由往来被禁止,到了嘉庆时代,阿奇木伯克与浩罕等国之间的通信也列入了被禁止之列。[33]

  尽管清王朝自称是正统的中华王朝,但是他们出于维持满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一目的,在从政治和经济上优待维吾尔上层,允许维吾尔人自治的同时,又将他们与汉族彻底隔离开来。然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时刻戒备着维吾尔人出现脱离中国的倾向,特别是对各种伊斯兰教的活动加以诸多限制,不承认维吾尔社会是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乌玛”)。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维吾尔社会实际上成为一个介于中华社会与“乌曼”(伊斯兰教共同体)之间的存在。

  

  四、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圣战”

  

  1765年(乾隆三十年),即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后的第六年,乌什地区的维吾尔人就因不堪忍受阿奇木伯克阿卜杜拉和驻在大臣素诚的剥削欺压,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这说明,清王朝统治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的政策,孕育了一个极大的危险,这就是伯克制所带来的维吾尔社会的阶级对立的激化。

  《钦定回疆则例》中有许多条关于伯克的禁令。从条文的详细程度可以看出,许多禁令都是针对伯克利用权力欺压、剥削维吾尔民众现象频发而制定的。从其它的清王朝文献中也可以看到,伯克不仅强夺他人妻女土地、独占农地用水,还随意增加“燕齐”数量等。清王朝在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后,虽然实行了减税,但由于伯克的残酷剥削,维吾尔民众的经济负担反比以前更加重了,“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头目”,[34]民众更苦于伯克的剥削。另一方面,由清王朝选派、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满族的、握有推举和监视伯克及任命阿訇等大权的驻在大臣们,也通过伯克剥削维吾尔民众,甚至出现奸淫维吾尔妇女的现象。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清王朝对驻在大臣的选任,也不再象以前那样慎重,以盘剥为目的进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担任大臣的人不断增加,驻在大臣的不法行为比过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这种状态之下,清王朝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的统治,开始受到了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发动的“圣战”的挑战。

  喀什噶尔和卓挑起“圣战”,与浩罕汗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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