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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2-08-28 18:19:17
作者: 王柯 (进入专栏)  

  也正是这种以掠夺为目的的对“中国”的战争,使中国人产生了“戎狄豺狼”、“戎狄禽兽”、“戎狄无亲而贪”等歧视异民族的意识。例如,管仲曾对齐桓公说过:“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12)。名为“无终国”的戎国君主嘉父,派使节孟乐通过魏庄子向晋悼公进献虎豹之皮,籍以求得“中国”中的强国--晋国对于诸戎的“和”,而晋悼公对此的反应却是:“戎狄无亲而好得,不若伐之”(13)。

  在屡受攻击的背景下,“中国”对于“蛮夷戎狄” 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因此也就有了通过战争来惩罚蛮夷戎狄的想法。例如《左传》成公七年有:“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诗经》鲁颂的閟宫有:“戎狄是膺, 荆舒是惩”;《诗经》大雅的抑有:“用戒戎作,用遏蛮方”,都在公然鼓吹以军事行动主动攻击异民族。

  “中国人”不从文化的角度区别“华”与“夷”的事例,仅限于这种军事行动成为中心的情况下。其时,比起游牧民族来说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这种在军事上的劣势,所带来的憎恶、敌视和仇视”,使得华夷的区别就显得特别严格。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很难设想或者愿意承认夷狄的“华夏化”,“夷狄”终究是“夷狄”。(14) 正像《诗经》小雅·采芑所说的那样:“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在有着卓越文化的“中国”各国看来,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是一种背离“礼”的愚蠢行为。

  “礼”究竟是什么呢?《礼记》曲礼解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说到底,“礼”就是一种秩序,一种具有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能的家庭秩序、阶级秩序、社会秩序以至天下秩序。孔子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5),说明他正是因为“夷狄”的不守秩序而产生对“夷狄”的蔑视。

  但是应该注意到,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承认,一种民族性的形成,与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例如,孔子说“素夷狄,行乎夷狄”(16);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17)。这种思想也被先秦以后的“中国人”继承,《大戴礼记》劝学篇说,“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者,教使之然”。因为认为一个人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不是天生的,所以他的“民族的”素质也不是不变的。特别是“蛮夷戎狄”的个人和集团,通过后天的学习是能够掌握“礼”即“华夏”文化的。

  例如,孟子就曾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18)。陈良,楚国人,故本来为“蛮”,后来经过学习中国的文化,就由“蛮”变成了“夏”。我们从孟子举陈良例子一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即使是“蛮夷戎狄”,只要学到了“中国”的文化,就可变成“华夏”--“中国人”。

  不是以生活环境的变更,而是以是否接受了或保持着“礼”这一文化上的标准,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蛮夷戎狄”,至少在春秋战国的时代里,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论语》子罕篇就有如下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荀子说过“……虽困四夷,人莫不贵”(19)。他认为“中国”之人,即使是居住于“四夷”之地,只要不失其“礼”,就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住在何处,只要有“礼”就是“中国”人。相反,“中国”人即使居住的地方不变,但如果失去了“礼”,也就变成“四夷”了。

  《左传》中就记载有这样的事例。“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国原来是夏王室的末裔,将杞成公和杞桓公称为“子”,视其为“蛮夷戎狄”的理由就在于“杞,夏余也,而即东夷”(20),即杞国的统治者舍弃了“中国”的“礼”,而接受了“东夷”的文化。

  此外,《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还记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伊川位于现在的河南省伊川县,尽管它曾经是周王朝的中心地区,但在平王东迁以前,似乎就已经受到了“戎狄”文化的影响。

  即使原来是“中国”之人,如果接受了“四夷”的文化,就会被看作是“夷”;而原本为“夷”者,一旦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就会被看作是“中国”之人。这种思想意味着,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随着“礼”的获得或丧失,“中国”与“四夷”(文明与野蛮)发生互变是完全可能的。

  

  三、走向“中原”之路--以文化为渠道的民族膨胀

  

  按《大戴礼记》王言篇中所记,孔子曾经说过:“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至,朝觐于王”。就是说,对于周王朝来说,必须或者应该将“蛮夷”与“诸夏”同时纳入“礼”的秩序。而在春秋时代,某一诸侯成就霸业、成为天下的霸主的象征,也是将“华夏”与“夷狄”都收纳进自己的势力范围。各种文献中所说的“和戎狄”、“正诸华”(21);“抚有蛮夷”、“以属诸夏”(22);“莅中国而抚四夷”(23);“外内咸服”(24)、“内平外成”(25)等等议论,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的。

  春秋五霸的第一人是齐恒公,他是靠了管仲,即管子的帮助才成其霸业的。管子的思想可以归纳为“尊王攘夷”。但是,管子的“尊王”就是利用周王室的权威来建立齐国的霸业,管子的“攘夷”也决非将“蛮夷戎狄”驱逐出中国,“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26);“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莫不宾服”(27)。管子的这些行动与言论都证明,管子心目中的霸业,同时具有“内”与“外”、或者“中国”与“夷狄”两个部分。

  另外,《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因为魏绛帮晋悼公恢复了晋国的霸业,晋悼公称赞他的功绩时说道:“子教寡人和戎狄,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而魏绛则答道:“夫和戎狄,国之福也”。一句“国之福也”,足以说明正确处理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各个诸侯国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为什么“礼”的秩序、即“华夏”主导的“天下”体系中并不排除“蛮夷戎狄”呢?我们可以从客观和主观的两个层次上找到它的原因。构成“天下”的主体民族--“华夏”自身,其实也是在中国从部族联合体社会向初期国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多民族共同形成的,这就是它的客观原因。

  首先,夏王朝创始者的祖先不是“东夷”,就是“西戎”。因为孟子曾说过:“舜……,东夷人也”(28)而司马迁又说:“禹兴于西羌”(29);总之不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共同体(30)。关于商人的发祥地,顾颉刚认为是“中国”的东方,位于现在的山东和河南东部(31);而李亚农则认为应该位于临近渤海湾的河北省中南部。从前,商人所采用的生产方式是游牧,到了成汤时代,“商人入侵中原,将夏族的人民当作奴隶”(32)。关于周人的祖先,八十年代中曾出现过“最早为东夷”之说,但是根据学术界持之已久的共识,周人原来为西羌,孟子也曾说过:“文王……,西夷之人也”。周人也是在移居中原以后,因为接受华夏族的文化而“华夏化”的。

  在中国的初期国家社会中,确实有过非“中原”出身即为“蛮夷戎狄”的认识。但所谓“中原”出身,并非是一个单纯强调地理的概念,而是指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土地带采用了农业文化,创造了“华夏文明”的人类共同体。较之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农业文化是一种安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黄土地带因为粘土成分较低,又是一个最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区。

  中国的制铁术虽然比起欧洲来要早一千九百多年,然而不难想像,以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等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早期人类社会的目光来看,“中原”是一个何等地充满魅力的地方。夏、商、周的发祥地均非中原,本为“蛮夷戎狄”的他们,将目光瞄准中原的原初的理由,可能就在于希望能够在黄土地带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向中原移居,他们还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化转变为“中原”的农业文化,其自身也完成了从“蛮夷戎狄”向“华夏”的过渡。

  到了春秋时代,“蛮夷戎狄” 更加积极地向中国发展,由此也引发了多次的战争。据《左传》记载,仅仅是构成了威胁周王朝安全的“戎狄”入侵,在鲁僖公时代(前六五九年--前六二七年)就有三次。僖公十三年,“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僖公十六年,“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僖公二十四年,“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伐周,大败周师”;而周王朝每次都是靠诸侯国的救援才避过大难。

  由于周王朝的“礼乐崩坏”,一部分诸侯为成就霸业,甚至将“蛮夷戎狄”引入“中国”。如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晋国与秦国协商之后,让瓜州的允姓的“戎”移居至伊川河畔。针对这件事,周景王作了激烈的批判:“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33)。

  通过迎娶“蛮夷戎狄”的女子变“蛮夷戎狄”为同盟,这也是当时诸侯们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34)。重耳就是后来的著名的晋文公,他曾因受骊姬的迫害而流亡于“狄”长达十二年,在此其间也娶狄人之女季隗为妻(35)。

  “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36)。在春秋时代,变敌国为己友的方法除了联姻之外,还有“会盟”。实际上“会”与“盟”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国有疑则盟,诸侯再相与会”(37),“有事而会,不协而盟”(38)。“会”只不过是诸侯间的集会,而“盟”则是“杀牲歃血,誓于神也”,有着一套严谨而又具体的仪式。它的具体做法是,在天子或天子的代表面前,割下牛的左耳,将牛血装入玉瓶,用它书写盟约,然后由各国签署。之后,参加盟誓者共饮牛血并齐诵盟约内容,最后,将所剩牛血与盟约书一起埋于地下。通过这样一套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就成为盟友关系。

  所谓“盟”,不过是通过同饮一头牺牲之血,使各自体内流有共同的血液,以此来唤起同胞的意识。因此可以推测,最初“蛮夷戎狄”并非会盟的对象(39)。例如公元前559年,瓜州(现在的敦煌)诸戎的首领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40)。

  但是实际上,与“蛮夷戎狄”会盟的事例并不少。《左传》隐公二年的鲁戎之盟、《左传》桓公二年的鲁戎之盟、《左传》僖公二十年的齐狄之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的卫狄之盟等,均属其例。“中国”的诸侯们,无疑想通过会盟,一方面达到防止“蛮夷戎狄”肆意侵犯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有将“蛮夷戎狄”变成盟友,在需要之时便可借用其军事力量的企图。甚至包括周天子,也确曾利用过“蛮夷戎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41)。周襄王不顾大臣的反对迎狄女为后的目的,就在于讨伐郑国。

  经过联姻、战争等各种各样的人员流动,在春秋时代里,诸侯国所谓的“匡有戎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卫的庄公,“登城以望,见戎州。我,姬姓也,何戎之有”,于是下令拆毁“戎人”的城镇(42)。

  在夏、商和西周时代,“蛮夷戎狄”向“华夏”的转变,大体上就是通过各种手段移居中原、并接受了农业文化这一过程实现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蛮夷戎狄的华夏化”或“四夷的中原化”的第一种类型。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拢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这一新的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或者说“蛮夷戎狄的华夏化”或“四夷的中原化”的第二种类型。

  《诗经》和《尚书》中,出现过大量未受周天子封侯的周边集团。这些集团,在记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左传》和《国语》中,基本上按照他们的生产方式及居住方位,被分别划入蛮、夷、戎、狄的范畴里。例如:“戎”中就有“山戎”、“犬戎”、“北戎”、“阴戎”等集团;而“狄”则被分为“赤狄”和“白狄”(43)等。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国语·齐语》记载齐恒公为成就霸业曾经征伐了“四夷”,他们是东南的莱、徐夷、吴、越,南边的楚,北边的山戎和西边的白狄。就是说“楚”、“吴”、“越”虽然属于“四夷”,但是在记述中却并未特别加有“蛮、夷、戎、狄”等字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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