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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刚:“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更新时间:2012-08-27 10:33:22
作者: 王鸿刚  

  积极主动搞好国家转型,以便在未来的对美关系乃至对外关系中赢得更多主动。就此而言,中美两国的“自我塑造”既是内政也是外交,每一环节都有应对内部压力和外部挑战的双重考虑,并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为克服转型阻力,两国也会尝试将对方竞争压力导入国内,通过强调对方威胁凝聚政治共识、化解反对声音,强化“自我塑造”的外部依据和推动力量。例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及中国经济成就并声称“美国绝不做老二”,共和党在选举中反复拿中国说事,均有以外促内之意。总之,中美两国的国家转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形成深度交织、微妙影响的复杂局面,使“自我塑造”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其二是相互塑造。中美两国国家转型的不确定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风险是双方不愿看到却又必须面对的现实。美国担心中国更富侵略性、更难预测和规制,中国则担心美国会采取更敌对和更具破坏性的对华政策。两国战略互疑明显上升,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突出问题。但战略疑虑不可能仅仅通过双方高层相互保证的方式消除。要防患于未然,增加对对方思想、行为和发展方向的可知性、可测性和可控性,防止对方转型不顺可能释放的破坏性能量殃及自身,引导对方做出对己无害甚至有利的战略决断,就必须更加主动和深入地接近、进入并影响对方。这既是美国传统对华接触战略的深化和发展,也是新时期中国进一步优化对美战略的客观需求。而两国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当前中国思想观念的日益开放和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以及中美关系历经几十年形成的交流渠道与机制,则为两国之间的相互塑造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以往,中美之间已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塑造,只是这一进程既不对等也不深入,主要体现为强势美国对弱势中国的外部压力,中国相对被动,对美塑造较少。美对华塑造也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和意识形态等特定领域。着眼未来,中美借对方国家转型之际更加深入到对方内部,对其思想观念、政治生态和战略决策等诸多方面施加隐蔽、深层的影响,很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塑造的重要手段。美国方面,基于其基础的扎实性、手段的多样性和心态的急迫性等,未来对华塑造很可能呈现“内外并重”、“高低并重”、“由浅入深”和“由官到民”等特点。从中国方面讲,基于不断上升的综合实力和手中越来越多的战略资源,主动强化对美引导和塑造,亦是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改变外交被动局面、增加战略博弈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在对美交往中,中国主动设定议题和提出方案的事例越来越多,说明中国已在主动塑造美方认知和议程方面有所行动;同时,中国利用中美地方政府间交流强化基层利益捆绑、利用二轨对话合作影响美战略界的对华认知、利用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影响特定选区的对华态度等,均是加强对美塑造的有益尝试。未来,随着中国博弈意识与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对美塑造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强。当然,相互塑造的客观现实并不等于两国主观上乐见对方对本国转型的介入和干预。两国在努力塑造对方的同时,也会采取一定措施来防范和抵制对方的塑造,确保本国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主。但无论如何,两国不会将对方完全拒之于门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局面不会改变,相互塑造的进程将不断推进。

  其三是共同塑造。上述“自我塑造”和“相互塑造”的结果,可以决定双方谁将在防止竞争失控方面拥有更大主动权,但并不能减少竞争强度,反而可能加剧竞争。“大变局”背景下,如果中美两国止于提升本国优势和塑造对方行为而缺少实质性合作,中美关系至多只能实现消极稳定。而且,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在变,如果中美关系本身停滞不前,势必面临越来越多的意外和危机。因此,中美关系必须实现从“危机管理”到“同舟共济”的转型升级。“大变局”时代的开启,恰恰为两国在重新调适自我的基础上合力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挑战,并从中拓展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和共同行动的动力,带来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的政治能量和利益诉求需要在国际社会得到合理的释放,美国也需要借助他国之力为己所用;中美两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以渐进方式改革国际体系的倡导者,在重塑国际体系、改进全球治理方面的原则与利益是相容和相近的;中美两国巨大的规模与实力决定了美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和中国 “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均不可能在确保国际体系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实现;而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巨大可塑空间,正好为两国在动态调整中探寻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提供了可能。总之,中美两国确定共同塑造国际体系的目标,必须成为而且可以成为两国关系下阶段发展的重点方向。

  基于目前两国共同面临、无法回避并正在相互试探交锋的诸多全球性、战略性和长期性议题,未来中美可能着手共同塑造的重点领域至少有三,即亚太地区治理、全球公地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亚太是全球权力转移的归属以及中美利益交锋的最核心地带,鉴于前述“中弱美强”但“中主美客”的现实,两国在这里的共存共赢唯有通过平等参与、合力重塑亚太秩序的方式才能实现;

  全球公地则是全球权力生成和中美规则博弈的最前沿地带,两国在此领域也必须在各自进入的同时加大相互接触;

  而重振全球经济则是当前中美和全球各国普遍关心的最紧迫议题,并涉及危机后重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任务,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此更是责无旁贷。由于上述三个领域的重塑均是一家独臂难撑、必须两国联手才能完成,所以两国的“共同塑造”过程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其本质是互利共赢,并将从根本上推动中美关系从消极稳定走向积极稳定。

    

  三

    

  为应对“大变局”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新态势,中国至少需要强化如下四种意识和四种能力。一是强化自省意识和战略克制能力。在全球热议权势东移、“中国超美论”和“两超并立论”及外界对中国实力的敬畏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对自身的成就与不足、强项与短板有更清醒认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结构变化有更客观分析,对国际体系转型的长期性和权力转移的复杂性有更充分估计,继续坚持韬光养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外交作风与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善用和慎用手中新获得的尚不稳固的权力,避免在对美战略中犯盲动和冒险的错误。在中美相互疑虑上升、具体摩擦增多、双方民族主义情绪均有所抬头、媒体在描述美对华战略时对“遏制”概念的运用日益随意的情况下,中国更需冷静对待,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美国意图担心的心理根源,合理区分哪些担心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哪些是根本性的,哪些是人为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既要对美国的两面性和破坏力有足够戒心,更要防止过分妖魔化美国,对美国的意图做出与事实不符的主观判断。

  二是强化自信意识和战略专注能力。自省不等于自我否定,在“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有理由对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在国际体系转型方向不明之际,在全球各主要大国普遍经历国家转型并不同程度面临困难之际,各国之间首先比的是谁更能在乱中求稳,在稳中谋进。中国长期坚持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治国方略不仅为应对变局积累了重要资源,而且在未来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外界对中国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应更加透彻地理解内外大局互动的机理,牢记国家实力的根子在国内,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变,而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未变;

  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仍必须把提升国内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作为根本任务。特别是美国忽视自我塑造、对外摊子铺得过大造成形象和地位下降的教训,更凸显中国专注国内发展的正确性。

  三是强化风险意识和以柔克刚能力。一方面要防范精神松懈的风险。“大变局”背景之下,美国对中国转型进程的干预和发展环境的塑造肯定只增不减,对中国核心、敏感和薄弱领域进行渗透的危害不容小觑。为缓解自身转型压力,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压中国分担美转型成本的可能性也会上升。因此,认为美国会专注于自我塑造、无暇对付中国的观点,以及认为美国已成“无牙老虎”、对中国威胁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要不得的。美国的干预会使中国的自我塑造更加复杂和艰难。中国对中美博弈的复杂性、激烈性和隐蔽性应有足够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要防范过激反应的风险。应充分认识到中美两国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塑造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大势所趋,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发挥国际影响的必经之路,不必神经过敏、草木皆兵。那种认为国内危机四伏、周边四面楚歌的悲观心态也是要不得的,这只能导致自乱阵脚和反应过度,反而使危机和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四是强化机遇意识和主动作为能力。“大变局”也给中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和对美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国际体系转型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对中国是利好消息。如果说过去20年的战略机遇是中国坐享稳定的外部环境,那么新的战略机遇则给中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和对外关系提供了抓手。同时,中国也需充分认识到美对华战略的可塑性,努力寻找可以引导和塑造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议程的着力点,扩大中美合力塑造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的合作点,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构建“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就要求中国更富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大变局”提供的战略机遇,积极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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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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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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