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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怵之后急转向——姚文元与胡风的恩恩怨怨

更新时间:2005-02-04 14:22:58
作者: 霞飞  

  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这两件事,对姚文元都有好处,他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1955年3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批判胡风座谈会发言稿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后发表的。文章的发表,自然也得益于张春桥的推荐。《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全国特别是在华东各省有很大影响。姚文元的文章作为重头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姚文元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

  

  接着,张春桥又连续约姚文元写了数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张春桥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荐给《文汇报》发表。那个时候,《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在这两种报纸上经常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后来的“出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这一时期姚文元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载1955年3月28日《文汇报》)、《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载1955年5月7日《解放日报》)、《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载1955年5月9日《解放日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载1955年5月11日《解放日报》)、《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载1955年5月17日《解放日报》)、《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载1955年5月24日《新闻日报》)、《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载1955年5月29日《文汇报》)、《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载1955年6月1日《人民日报》)、《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载1955年6月14日《青年报》)、《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载1955年6月18日《新闻日报》)……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姚文元批胡风是十分积极的,每隔几天,就有一篇重头文章在重要报刊上发表。由于姚文元对胡风的著作十分了解,所以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胡风著作中的观点,然后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他是在了解胡风著作的基础上写的,自然不那么空洞。这个时候,姚文元真的从少年时代读胡风的著作中得到了“好处”。不过,这种好处却是在他批判胡风中得到的。这一点,可能连胡风本人都没有想到。而且,随着中央对胡风问题定性的升级,姚文元文章的调子也就跟着升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不是什么纯粹的文人,他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

  

  在《文汇报》、《解放日报》这样全国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使姚文元一时名声大噪,“青年文艺理论家”、“文艺评论家”姚文元已经广为人知。从那时起,姚文元才算真正步入了全国文坛。

  

  并非“壮士”的“断腕”

  

  然而,正当姚文元大批胡风之时,他的“后院”却起火了。

  

  原来,在胡风的问题被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的同时,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胡风和潘汉年,当年都与姚蓬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风是姚蓬子的老朋友。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潘汉年呢?他是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共事时,交往就很密切。胡风的问题被中央定为“反党”问题后,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年4月4日,潘汉年被中央正式批准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过问下,19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姚蓬子的问题。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

  

  姚蓬子被逮捕审查,对姚文元是一次重大打击,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批判胡风的“青年英雄”的父亲,竟然是“胡风分子”,而且还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

  

  紧接着而来的,是上海市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的审查。6月,区委审干办公室找姚文元谈话了。谈话的内容,是了解姚文元与其父亲的关系,以进一步了解姚家与胡风的关系。对这次谈话,姚文元早就有思想准备。谈话中,他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姚蓬子的叛变问题,所以才在以前填写履历表时写道:“父亲,党外民主人士,进步作家”。后来知道父亲的事情后,便与父亲划清了界限。他说,对于父亲与胡风的来往,他并不知道,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学生,不懂得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他说,他读过胡风的书,但他是批判地读的。姚文元的这些表白,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并不能使他轻易过关。于是,姚文元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

  

  姚文元从得意的“云端”一下子跌落下来,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他并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着摆脱逆境的办法。想来想去,除了与父母亲断绝来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之外,别无他法。于是,姚文元干脆住在单位不回家了。其实,姚文元对他父母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姚家唯一的儿子,自小姚蓬子就对他疼爱有加,视其为掌上明珠。姚蓬子为了培养姚文元成才,费了不少苦心。对这些,姚文元是知道的,在内心里也是感恩的。表面上看,姚文元是住在区委机关的宿舍里不再回家了,真像是一个“断腕”的“壮士”,其实他仍然与家里的父母有来往。因此,他的这个“断腕”,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壮士断腕”。

  

  1955年11月,姚蓬子的问题在审来审去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建国后与“胡风反党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审出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问题。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此时开始回家了,也不再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又开始继续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了。

  

  当年12月20日,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审查报告。报告中说,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胡风、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与胡风、潘汉年见过面,但姚文元未向组织汇报。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也没有把这种具体情况揭发过。解放前,姚文元经常阅读与研究胡风的书,解放后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姚文元曾认为胡风是进步的。对胡风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的言论,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这份报告虽然对姚文元很不利,但并没有写下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在姚蓬子被结束审查送回上海后,对姚文元的审查自然也就草草结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了。

  

  在批判胡风中学会了“攀龙术”

  

  在批判胡风时,姚文元并没有想到他会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注意。但是,他通过批判胡风,却结交了张春桥。张春桥的点拨,使他掌握了“攀龙术”。这个“攀龙术”,说白了就是:写文艺评论文章,一定要注意政治动向,特别是要注意报刊上透露出的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按照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写文章,最终会引起一贯重视文章也爱看文章的毛泽东的注意,到那时,他自然就会平步青云了。

  

  姚文元是个聪明人,自然把这一“要术”牢记在心。他在批判胡风时,就开始运用上了这个“本事”。此后,他更是十分关注政治,经常细读《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时,他把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找来仔细研读,把毛泽东的一些话烂熟于心,随时在写文章时引用。

  

  在批判胡风时学到的这个“攀龙术”确实帮了姚文元的大忙。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真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且,毛泽东在1957年两次提到姚文元、称赞姚文元。

  

  原来,19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他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也被确定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19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

  

  此后,姚文元更加注意研究政治动向了。他写的文章,也更与上边的领导人所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得比较早也比较多。19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的安排下,在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共同密谋后,执笔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末了,该提一下胡风和姚文元的结局了。1978年底,胡风被公安部门宣布撤销无期徒刑判决,予以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又进行了复查,对其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撤销。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为胡风彻底平反。而姚文元则被作为江青反党集团的主犯之一,于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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