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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全民: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

更新时间:2012-08-24 16:31:52
作者: 郦全民  

  知识的效用才是最大的。对于科学知识而言,行动中的收益取决于理论或规律能够为目标的实现提供合适可用的知识,而付出则取决于获得和运用这些知识的难易程度。因此,科学知识的效用可以规定为可用知识的适合度与简单性的乘积。这样,在一个行动中,对于实现目标来说,可用的知识越适合并且使用越简单,则知识的效用越高,相应的行动也就越理性。

  下面,我们来分析科学知识可用于人们行动的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日常行动,包括日常生活和许多日常工作。在这种情形下,行动者通常为个体,且绝大多数目标可以利用由自然认知获取的经验常识而达到。与科学知识相比,常识虽然不那么深刻和精确,但是这种深刻性和精确性对于行动的成功而言并没有多大影响,而更易于获取、掌握和使用的特点使得它为了行动或行动中运用时效用更高。因此,在日常行动中,如果运用常识就能成功地达到目标,那么相应的行动就是理性的,倘若换作科学知识反而会变得不那么理性。第二种情形是发生在科学和技术活动中的行动。这些行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由个体构成的科研团队,而行动的目标则是作出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和革新。在这种情形下,行动者主要是运用现有的科学或技术的专业知识来设定目标或达到设定的目标,而凭借常识一般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甚至连目标都无法产生。因此,行动者的理性行动必须基于科学或技术的知识,否则将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他们并不具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寄希望于凭借常识甚至迷信来解决深奥的科学问题,如此展开的行动就是非理性的。第三种情形是为了设定目标和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运用常识来展开行动,但如果运用科学知识则不仅能更好地实现目标,而且在当下的条件下是切实可行的。在这种情形下,一般来说,基于科学知识的行动比基于常识的行动更为理性。例如,假设有甲和乙两名游泳运动员均希望提高运动成绩,并且两个人在当下的条件下均可以或者只凭经验常识或者可利用身体力学等科学知识来改进身体运动的姿势和动作。现在,甲选择凭经验常识,而乙则选择运用科学知识,则相比较而言,乙的选择和相应的行动更为理性。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运用身体力学等科学知识展开行动比单凭经验更能提高游泳成绩。

  可以看出,在探究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时,上述第三种情形最具有实践意义,因为只有当面临属于这种情形的问题时,我们才需要分析和选择究竟是或主要是运用常识还是科学知识来展开行动。在这种情形下,行动的主体既可以为个体也可以是集体,但从科学知识应用的实际角度看,所需考虑的主要是后者。人类社会中,在实施具体的行动之前,如何作出理性决策从而能通过行动实现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过程。对于个体而言,当需要且能够运用最适当的科学知识来进行决策并实施计划,那么他的行动就是理性的,这样也就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并在工作或学习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过,在集体决策中,需要且能够运用科学知识作出计划和行动通常来得更为重要和可行,因为与基于常识相比,由此展开的行动更可能获得成功。这里不妨举一个运用科学知识取得辉煌成功的范例。普遍认为,在当今美国的金融市场中,最为成功的投资者是西蒙斯(J. H. Simons)和他领导的团队。西蒙斯原本是一位著名数学家,1982成立投资公司。他领导的团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几乎所有成员来自于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科学领域,并运用科学计算的结果来进行投资。⑥在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人们既可以根据经验常识来投资,也可以运用相关的科学知识来投资。倘若只是一次投资,那么单凭常识甚至靠撞大运也有可能比运用科学知识精心计算而实施的行动获益更多,但是,如果是一次次不断投资,则利用科学知识就能持续地作出比常识更准确的预测和决策,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

  分析至此,我们就能够给出一个行动者基于科学知识展开理性行动的两个条件,即:(1)在设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知识比运用常识将更为成功;(2)在考虑效用的前提下,获取和操作这些科学知识是可行的。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说明在行动中需要科学知识,而第二个条件则表明能够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运用这些知识。在上述例子中,将科学知识运用于投资比经验常识或其他知识能获得更多的盈利,同时在考虑成本的前提下获取和操作这些知识又是可行的,故西蒙斯和他的团队所展开的基于科学知识的投资行动是理性的。值得指出的是,两个条件主要是着眼于科学知识与常识为了行动和在行动中所起作用的比较,并且预设了运用常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成功。如果相对于设定的目标,运用常识压根儿不能展开行动或者不能达到目标,而只有运用科学知识才有可能,那么,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在这样的情况下,惟有基于科学知识的行动才是理性的。

  

  四 理性行动与审慎原则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运用科学知识展开行动是理性的。但是,一个行动是理性的,并不表明它就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一个设定目标或为达到目标的行动是否正确,不仅需要考虑其中所基于的知识是否合适,而且还取决于这些知识的真的程度。另外,不论行动者是个体还是集体,行动的实施均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并反过来对社会环境发生作用。因此,一个行动的正确与否还需要由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来评判。这里,笔者不准备进一步探究行动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而是想着重就科学知识的真对行动的影响作些分析。

  如前所述,在将科学知识作为行动依据时,实现的进路是将真的科学理论或规律转化为有用的规则,而这里的“真”是有程度的。确实,科学知识并不是真理的化身。在某种意义上,可错性倒是更能反映科学的本质,因为诚如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原则所表明,那些永真的理论并非是科学的。⑦实际上,科学认知的特质不在于它总能获得真的知识,而是存在着自我纠错的内在机制。因此,一个理性行动并不要求所基于的科学知识为真,而一个成功的理性行动也不能保证所运用的科学知识为真,所能确认的只是知识的有用性。

  科学知识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确定性,这也与理性行动密切相关。科学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科学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如果一种科学理论或规律是概率性的,或者提出的科学假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确证,那么,基于这样的科学知识的行动能否成功也就包含不确定性。实际上,在人类面对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实施此前未曾经历的行动时,所能依据的往往就是不确定的科学知识,如气象学、生态学或社会科学的知识。二是已经获得充分确证的科学理论表明,对某些现象的发生我们事实上无法作出准确的预言,例如地震的发生。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当下的科学水平上,我们无法依据科学知识来对行动的正确性作出恰当的判断。我们知道,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人类既迫切需要展开行动(如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关于全球变暖的原因),于是,引起了许多全球性的危机。通常,需要对那些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并实施行动的主体是政府或者全球性的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一个必要的原则就是审慎原则,也就是说,在决策和行动前对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系统和周密的审察。可以看出,使用这条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为了理性地行动,常识无济于事,而科学知识虽然可达却具有不确定性。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采用行动,而只是想指出,如果要提高行动的理性程度,就需要在行动前或行动中周密而细致地审视,这样,就能减少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事实上,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既遵循这一原则又能提高行动的理性和正确程度提供了必要的认识成果和认知工具。一方面,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表明,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发生的许多现象,如前面提到的地震和金融危机、社会动乱等,由于它们本身具有各种复杂性(如内在的随机性),我们事实上难以对它们的行为作出准确预测(特别是无法作出长远的准确预测);另一方面,人类所发明的认知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却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些现象的变化趋势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预料。目前,最有效的认知技术就是计算机模拟。所谓计算机模拟,简单地说就是把表征实际系统的计算(或称数学)模型在计算机上进行运行,以期通过对这种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研究来达到对实际系统的规律和变化趋势的认识。尽管在计算机中运行的计算模型实质上属于符号操作的过程,但它们却十分类似于真实的实验,能展示出稳定的结果,具有可复制性,并能对错误过程进行修改。鉴于复杂系统一般具有很强的“个性”,我们难以或无法在实验室中对它们加以控制或复制,因而通过将这些系统模型化并在计算机上实现便成为研究它们的基本手段。正因为如此,计算机模拟已经在气象学、大地构造学、信息生物学、医学、经济学及核物理、天文学等众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获得的知识可以作为人们的理性决策和行动的合理依据。不过,由于这些知识实质上是模型输出的结果,因而是间接的知识,它们对实际系统的结构和变化过程的表征往往是近似或粗粒化的,所以,运用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风险。显然,对于当今人类而言,科学知识、理性行动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在此仅仅是将这一问题提出,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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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如2009年《综合》出版了“知识、理性与行动”的专题,见Synthese,2009,v.167。

  ②[美]约翰·波洛克、乔·克拉兹:《当代认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③Edmund Gettier,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1963. v. 23.

  ④可见郁振华:《再论亲知——从罗素到凯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⑤M. Bung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 136.

  ⑥可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HarrisSimons

  ⑦波普尔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可见[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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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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