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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 王晓蕾:记忆·文本·性别——以20世纪30年代赛金花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2-08-18 21:39:14
作者: 侯杰   王晓蕾  

  赛金花在中外战争中所呈现出来的性别意义才重新被赋予了某种言说价值。那么,不同的言说者又是如何挖掘并利用这种价值的?对集体记忆的形成、演变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为达到动员女性支援抗战的目的,社会舆论急需从各类女性的个人生命历史中发掘和制造与战争相关的社会性别议题。因此,沉寂多年的赛金花再次受到关注。为重塑民众的集体记忆,以赛金花为题材的文本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这些文本的作者既包括赛金花本人,也包含立场并不完全相同的他者。赛金花希望摆脱自身先前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尴尬境地,自我言说,以争取人们的同情和理解。他者则希望将历史记忆工具化,用以创造出认同真理的工具性叙述,从而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

  此时,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赛金花不断地参与对自身经历的言说。这使其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文人墨客笔下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成为了一个穿越过去与现在、隐蔽与公开、真实与虚构并具有丰富社会性别意义的现代形象。她的自我言说和对历史问题的主观见解,不仅是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其个人生命历史的论断。

  福柯曾经说过:“人是在结束自己人生的时候关心自己的灵魂的,而不是在人生的开端。”[7](P96)不可否认,赛金花对于个人早期生命历史的言说同其晚年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她希望通过自我言说获得社会支持,进而改善并不如意的生活境遇。因此,赛金花比以往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更乐于向人们剖白内心、表达自我:

  先生,从前我这酒涡是很美的,如今老了,肉偏长在腮颊上,脸蛋也与旧日不同,旧日是轻薄的瓜子脸,今则圆不圆方不方之间。唉!可怜的赛金花今非昔比了!今非昔比了![3](P82)

  她采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谈论自己的容貌,而这也正是女性口述中常有的现象。对此,一些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曾做出过这样的诠释:对于女性来讲,“生活幸福的人会肯定地重构过去;反之,现在感到不幸福的人,也会追溯过去寻求缘由”[8](P249)。与多数女性口述不同的是,这种表述又比较符合常见的“受难娼妓期待拯救”叙述模式,有利于争取人们对她——重新为娼者的同情和怜悯。

  1932年,一篇题为《请求额免赛氏房捐》的声明登载在北京的《实报》上:

  窃据辖境居仁里十六号住户魏赵氏报称:伊院内计南北瓦房各四间,仅住有北房四间,每月按二等瓦房捐洋八角,南房空闲,但近因友人存放破烂椅凳等项,无处安置,遂将南面四间空闲瓦房占用。但氏孤身无依,每月又无收入,实无力缴纳南房捐,恳予转请额免,以示体恤。③

  这则声明中所言及的、等待救助的这位魏赵氏,正是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赛金花。她在借助报纸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也使见过晚年赛金花的人们感到:“现在不用和她谈话,一看她穿着20年前的服装就可知道,毫没有目下自称老摩登的心情。”[9]

  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保存者,她不仅需要以“穿着20年前的服装”衬托晚年凄凉的景象,展现苦难、消化苦难、提炼苦难、抹去苦难,更要唤回20世纪初的记忆,进而获得新的希望和可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她不失时机地借助无法验证的朝廷肯定对其个人历史行为进行自我合理化的叙述:

  事情平靖后,太后皇上都回到京中,西太后问朝里大臣,知道了联军屠杀京民及和议之中,有个赛金花,故也曾宣我入宫一次,但文武官员极多,也没有说什么话。后来魏先生④的亲戚告诉我,光绪皇帝曾亲笔写了一篇文章议论我的,但我自己却未见过。我当时也实在没有开心来理会这个。[3](P93)

  由上面这段口述资料可以得知,赛金花进行自我合理化叙述的手段是选择性记忆。当谈及自己的光荣历史时,赛金花往往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采访者问及一些敏感经历时,她时常会环顾左右而言它。为了迎合他人的需求,她对自己的经历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有时,赛金花在叙述中还会针锋相对地提出带有批判性的女性论说:

  我为着生活驱使,安得不重坠平康呢?他们自己肥马轻裘,饱食暖衣,只知有旧礼教,而不知人们是会受饥寒驱使的,对于我,当然不会体谅。[3](P101)

  她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叙述策略,源于战争对于不同阶层男性、女性的影响及其结果是不同的。因此,他/她们对战争的实际感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也是他/她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不同生活道路的关键所在。饥饿、痛苦和窘迫的生存环境,是战争强加给女性的不幸。赛金花既可以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又可以赚取大量的同情与怜悯,行使话语权。她深知只有按照人们的一般生活逻辑和对自己的理解重构并解释个人生命的历史,才有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和可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史人物口述的过程及其形成的文本不是静态而是动态地存在于言说者和访谈者、预设听众的互动之中。

  赛金花的自我言说没有超越一己的经验,对历史的关注范围也比较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某些回忆只能提供有关这段历史的部分信息,虽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也存在记忆上的偏差和缺失等问题。因此,这就有待于与他者言说的比对,从而印证或丰富、补充其意义。

  其中,报刊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形成某种对话,赋予历史人物以现代言说价值,同时满足着人们的偷窥心理,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持续关注和解读。特别是它具有重要的自我描述机制,可以使同一历史人物在与不同类型、社会阶层的人士的言说中,自我诠释,做迎合与适应时代需要的某种调整。此外,它还是集体记忆生产、传播和表达的重要渠道,能够将原本分散、独立的事情联系起来,使集体记忆成形并得以强化。

  在揭示赛金花个人生命历史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时,不同地区的媒体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何报纸媒体要不断挖掘赛金花身上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在越来越多的男性逐渐投入到抗战之中的同时,记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随着战争的爆发,女性的整体生存状态势必会受到影响;随着妇女解放思想的日益普及,已经有所觉悟的女性或许可以成为辅助男性、支援抗战的社会力量;仍有一些女性在观望,需要被动员和鼓动起来。因此,他们要通过一个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个案,使广大女性用实际行动支持这场民族战争。随着报道的不断增加,赛金花的社会意义逐渐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不同的报刊媒体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着确立舆论风格、树立自身社会形象的各种实践。

  作为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报纸媒体,天津《大公报》一贯秉持“忘己之为公,无私之为大”[10]的办报理念。自创办之日起,该报即将“开女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致力于促进广大妇女的觉醒与解放。因此,赛金花及其个人在战争中的生命历史受到了报人的格外关注

  问:外人初到时,有否越轨行动?

  答:先到五天,秩序不好,以后颇守纪律……

  ……

  问:女士向瓦将军如何解释?

  答:我向联帅说,此乃匪徒之不慎,并非由西太后所唆使。太后深居宫中,外事无由深悉。此实皇家事情,初非有意议计。[11]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揭示议题的过程中,《大公报》的编者、作者努力克服自说自话的局限,营造出编者、作者、读者互动的舆论氛围。这使得报人的关怀与读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产生了难得的共鸣。原先分属于不同空间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议题。其次,记者关注的焦点是赛金花在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赛金花与瓦德西的互动。从问题的设计上看,记者善于挖掘先前被其他媒体忽视的历史细节,获取具有独特新闻价值的信息,尽管有些信息尚待确认。这又体现出《大公报》的另一特色:“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12]。此外,记者在言说这一重要历史过程时,也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制造噱头、纠缠于与赛金花有关的男女私情上。这既是对该报历史传统的坚持,又体现了记者自身的职业素养,还在社会上树立了《大公报》的正面形象。

  与此同时,在北平《世界日报》的“妇女界”专刊中,有关赛金花的介绍与访问也不时出现。《世界日报》是由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独资经营的民办报纸,在坚持新闻的时效性以及言论的独立性之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构建适应时代的新闻典范。“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世界日报》开办专刊《妇女界》。事变发生后,报人们对战争与性别等议题十分关心。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年代,她们试图借助时事、新闻来完成对历史的逆向追溯,使这位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传奇女性在媒体中得以再现,以感召那些正处于迷茫状态的广大女性。“虽然她开口‘西佛爷’、闭口‘皇上’是近于封建思想,可是为国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比较现在甘心专买仇人的化装品,而喊着救国口号的现时代妇女高超得多了。那时在享乐多年的故都市民们,一听八国联军来占北京,谁敢往见八国联军总帅……赛金花却甘冒斧钺,只身往见瓦西,在我们历史上实在不可多得的女子,我们希望现在一般女子都有她这个勇敢和知道爱国才好。”[9]

  然而,《世界日报·妇女界》的编者、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现代观念审视赛金花。即使她们高度赞颂赛金花在战争中的奋斗精神,也是旨在激励城市知识女性在抗战中有所作为。在这些女性媒体人看来,她们还应当担负起唤醒绝大多数“沉睡”中之女性的责任。在日本侵华战争一步步逼近的特殊时刻,她们惟有帮助女性克服某些弱点,弥补其种种缺陷,才能使之具备抵抗外侮的能力。

  这一时期,上海《申报》也将其视为“女界先觉”和战争年代的“最能爱国者”,并介入到对赛金花的访谈之中,与读者一起聆听赛金花的自我言说:

  问:你在庚子时候,可云女界先觉,最能爱国者矣。

  答:也不过当时我与他们外国官认识,我有时讲两句和平话。只有德国兵打中国人,我看着最不忍……当时送钱与我的,可多了,我母亲嘱咐我,只准收礼物,不许要钱。所以我今天这样穷。[13]

  在访谈中,赛金花不仅低调回应了访谈者的高调介入,谈论了自己的初衷和在战争中的一些作为,并揭示了自己受穷的“历史”原因。显然,她的回答与记者的主观设定存在一定的距离,似乎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并未在其头脑中形成清晰的概念,并自觉言说出来。或许由于她年事已高,对于历史的记忆日渐模糊,对现实的苦难却念念不忘,从而给访谈者对这段历史的再现制造了障碍。然而,这又隐含了把人们将拯救娼妓的问题融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救国主题之中的宣传策略。他们以为赛金花个人生命历史的转折,与其为娼时进入公共视野的某些言行有关;当其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不能无视其现实处境,并引发连带思考。本来,娼妓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衰败的特殊标识,不仅象征着中国在以往战争中的屈辱地位,也预示着未来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所带来的中华民族进一步遭受蹂躏和摧残的可能。于是,民族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并需要女性尽力疗救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访谈者在问题的设置上,既关注到相关历史议题,又适时跟进新闻事件的最新进展。他们在考虑自身需要的同时,也对赛金花回答问题的兴趣、习惯予以理解和尊重,目的是启发其自觉、自动地讲述出访谈者需要的信息,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实际上,这源于《申报》访谈者对新闻本质和特性的某些深刻认知:

  每遇新闻平淡、消息枯窘之际,即将赛氏请出。缕缕述其谈话,详其起居,故赛金花三字,三年来,几成新闻界常年借用之必须题材。不逾二旬,各报必发现一次,以此原因,赛氏以垂老之年,引起南北一般之注意,其冷落门巷,既不断学者名士之车迹,而电影戏剧文学小说各项文人及营业家,尤视为奇货。[13]

  由此可见,《申报》的访谈者洞悉了报刊媒体乃至现代传媒再现历史时染上的一些通病:炒作已有的人物或议题,过度消费所谓的浪漫情节,无意发掘新的人物或议题以推动社会的理性思考。若要深入诠释赛金花及其个人生命历史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还需要精英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是探寻真相,这就必须依靠大量的一手资料,为这段历史的解读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而增加历史文本的可信度。

  1933年,刘半农、商鸿逵前往赛金花所居住的居仁里对其进行访问并着手编写《赛金花本事》。在序言中,编写者做了这样的陈述:不问庚子时,即在今日,欲觅一美姿容、精德语之中国妓女,亦必戛戛乎难矣!又立克林德牌坊时,她会谆劝克林德夫人……庚子外交,尤其糟糕,应付大感辣手矣!而能有这么一个妓女出来帮帮,虽不必怎样颂扬她,但总还值得道一道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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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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