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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乐斌: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更新时间:2012-08-16 10:25:26
作者: 晏乐斌  

  以封建迷信为手段,在人民群众中秘密串联,发展秘密组织,在网罗人员已达到一定数量与占领一定地盘后,其首领萌发登基称帝的政治野心,妄图夺取政权,1952年全国发现其成员近2000万人,骨干分子89万人。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接见傅作义将军部下起义部队将领时的讲话中有一个估计,他说,国民党党政军警宪人员,留在大陆有1000万人。1950年11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正紧张进行时,他对反革命分子的人数,也有一个估计。他说,反革命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但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比例高一点,有的地方比例低一点。那时,全国人口4.5亿,1%,是450万,2%,是900万,3%,是1350万。

  毛泽东这两次估计,应该是相近的,即前面所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至1400余万人。第一次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953年),打击的对象是历史反革命,逮捕判刑、处决、管制共计500万。第二次镇反(1955年~1956年),第三次镇反(1957年9月~1958年),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1962年),“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文革”运动(1966年~1976年),对残存的历史反革命的打击,从未停止放松。27年间,逮捕判刑、处决、判处管制的历史反革命也有500万。两者相加,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的二十七八年间,共打击处理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人。那时,全国农村共有42889个人民公社,847894个生产大队(村)。大部分人民公社中的反面教员(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门类应该是齐全的,生产大队中的这类分子门类不一定齐全,但最少也有五六人。如果其中一半是残余历史反革命分子250多万个,加上城市中的残余历史反革命,全国未经过打击处理的残余历史反革命的数量,将不少于400余万人。

  这样,二十七八年间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1000万人,未经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400余万人。两项合计,全国历史反革命的基数为1400多万人,同毛泽东的估计相差不多。

  

  冠以各种罪名被专政、冲击的人群

  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人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交错被惩治、处理的人。这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内部肃反、内部清理那“五方面的敌人”未包含在内,随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以及平常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受到冲击的人,有叛徒、内奸、汉奸、托匪、阶级异己、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民族分裂分子,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大汉族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共12种人。

  叛徒。原为共产党员或革命组织、外围组织的成员,后背叛了共产党或革命组织,投靠了敌人,破坏革命事业的人,或被国民政府、组织、人员逮捕、关押过的人。这些人在镇反、内部肃反、内部清理整顿时,都被严格审查、清理,有的被逮捕法办而过了关,有的通过审查、清理,问题已弄清,留在内部给以一定的工作,给他以生活出路;有的放回社会,自谋职业。可是到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又重新对其进行审查、清算的人。

  内奸。受敌人派遣,隐藏在新政权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人;或革命组织成员,被敌方策反、利用,按敌方指示进行活动的人;或新政权组织工作人员,与被审查的贪污嫌疑人,肃反嫌疑人,反右倾运动被审查的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也被认定为内奸。

  汉奸。为日伪、汪伪政权和外国势力,出卖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为外国侵华势力服务,充当侵略者走狗的中国人。

  托匪。亦称托派,前苏联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斯大林从1920年代开始,在苏联掀起了清剿托洛茨基匪帮的运动。这是一桩被斯大林颠倒了是非的冤案。中国共产党追随斯大林,在其根据地时期和1949年取得政权后,在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设置有专门机构“肃托”,对中国的托派进行了镇压与取缔。开始称托匪,后又改称托派,人数较多的有山东、江苏、上海、广东、香港等地。抗日时期,在根据地的山东湖西地区、泰安地区的肃托,搞得残酷,泰安地委社会部长武戈(化名)领导的肃托,就处决几百人(抗日时期曾任泰安县公安局长、后任中南公安部处长、中央公安部处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夏新生同志1983年来京时亲自告诉笔者)。

  阶级异己分子。隐瞒剥削阶级家庭或个人担任反动职务的真实身份,混入革命组织内的人;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人。

  帝国主义分子。1949年前,为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侵略利益服务,新政权成立后在华居留的外国人。

  买办、洋奴。1949年前,为外国资本家、传教士、驻华机构服务,在外国资本家在华开设的洋行、工厂、公司、仓库、银行中充当高级职员的中国人;为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堂、学校、诊所、医院,充当职员、服务人员的中国人。

  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中有影响的人士,反对共产党或与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

  民族分裂分子。在少数民族中,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煽动民族独立,分裂祖国的分子。

  大汉族主义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那些认为汉民族是优等民族,主张享有特权,欺压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

  叛国投敌分子。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公安、国家安全、外交等部门掌握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叛逃出境或合法出境,向敌对国家出卖国家利益、机密、情报的人。对于这一类的败类,应予以严惩。但是,自1949年以来,一些人想往国外生活,非法出境,或因公因私合法出境,滞留不归,并未叛逃、叛国、出卖国家利益和情报,也往往以叛国投敌对待。

  以上“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十二种人,全国约有300万。

  

  新的反革命分子

  新的反革命,即新生反革命,亦称现行反革命,与老的历史反革命相比较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一。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由对政府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的不满,进而发展到有过激、敌对行为的人。如,所谓的“恶攻”(领袖、党、党政领导人)案件、政治性组织案件等等。它的数量是政府历次打击行动中,逐年积累起来的。从毛泽东主政到他去世的二十七八年间,几乎每年都对现行反革命活动进行打击处理,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从来都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列为重要内容。当时的中国是以意识形态定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无论什么问题与是非,都要打上政治烙印、阶级烙印,识别打击新的反革命也毫无例外。一个人是否是新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行为是否构成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首先要看他是否出身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是否同旧的政权、反动组织、反动人物有政治上的瓜葛,是否具有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反革命家属、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基层政权的保长、甲长、警察、宪兵的一般人员,会道门的徒众的政治身份。同样一个问题,比如,打架斗殴一类的小事,如果发生在工人、贫下中农身上,就属于一般民事纠纷,各级政府官员是不过问的;如果发生在上述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反动社会基础”的人身上,就是大问题,官员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判断,一般事件就可能变成政治事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判断,就可能变为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活动,是现行反革命案件。用扭曲了的心态,来分析处理社会现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多得不得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

  1949年至1976年,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2200万件,按一案1至2人,被判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是4000万人左右。若按3000万人计,加上历史反革命分子1400万人,就有4400万人投入监牢、劳改队。

  

  坏分子

  坏分子,作为共和国的一个“罪名”,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专政惩治的人群之二。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坏分子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他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样,所谓坏分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刑事犯罪分子。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共发生刑事案件1000多万宗,按一案平均以2人计算,约有刑事犯罪分子2000多万人。

  中国与外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在外国,刑事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是罪人;刑满释放后,除少数依法继续剥夺其公民权利者外,都是享有公民权利的正常人。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多留少放”,“刑满留场就业”的政策,即70%的刑满人员则要留场就业,主要是怕这些人放回社会后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这一政策是1952年下半年公安部召开的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议,上报毛泽东批准后决定下来的,1953年开始执行。30%的人释放回家。刑满释放的人,还被称为“劳改释放犯”。而留场就业的刑满人员,则被称为“刑满就业职工”,当“二等公民”对待。少数有幸释放回家的人,仍被戴上“坏分子”的政治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坏分子的政治帽子一旦加身,将伴随终生。

  “坏分子”在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包括刑事犯罪分子,还包括“公众认为是坏人的人”。这一罪名,从来没有作过法律规定与权威的解释,没有严格的批准程序,随意性很大。这就给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与某些官员,提供了他们侵犯他人人权的空间和机会。在农村,贫下中农子女,政治地位高,基层干部对他们比较忌讳,不敢得罪他们,不敢随意加罪。而地富反坏右、刑满释放人员、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和其他被人冷眼对待的弱势群体、牛鬼蛇神,就成了基层干部、某些官员作威作福的发泄对象。什么“谩骂干部”、“不听指挥”、“不服从领导”、“挑拨干群关系”、“维护反动家庭利益”、“反攻倒算”、“破坏生产”、“破坏团结”等等罪名与指控,都可以成为戴“坏分子”帽子的根据。这些怪事非一地专有,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刑事犯、右派分子中,至少每两人里有一人的子女是“继承父业”,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加上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特人员及其子女家属,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约3000万人。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和没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两项相加,全国坏分子的人数当不少于4000万人。

  

  资产阶级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营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政权把他们按敌对分子论处,民营资产阶级官方称作民族资产阶级。五星红旗中的一颗“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三。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先是将私营工商业雇工10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继之,又将雇工7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到了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高潮中把民营的旅店、商店、作坊、工场中凡雇工(或学徒)3人以上者,定为小业主,按资产阶级分子对待;农村土改中作为团结对象的中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按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势力对待。

  当时,城镇里定为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有人估计,约300多万。1982年,给活着的70多万资产阶级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利。

  

  反党分子

  这里所说的反党分子,是指1949年以来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中,所形成带有规模性的反党分子。至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对少数人,或个人所定的反党分子,比较零碎、分散,不包括在内,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专政惩治的人群之四,其中:

  右派分子。据官方于1982年公布的数字,全国共划定资产阶级右派552973人,1982年止,给予改正552877人。但是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说:“2005年5月中共中央解密档案,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共划右派3178470人,实际划为右派分子的,是1982年官方公布的55万个右派分子的5.74倍,还有1437562人定为中间偏右的‘中右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定为有右倾思想的有几百万人。对被定为右派的人,绝大部分送劳动教养场所,集中监督改造,少数人送农村和农场监督改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据中央组织部统计、公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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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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