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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学习”与“批判”——为哈贝马斯八十寿辰而写

更新时间:2012-08-07 10:48:22
作者: 童世骏  

  “学习”与“遗忘”的辩证法,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其批判理论前辈的“启蒙的辩证法”命题的一个更新和发展。与批判理论传统的前辈相比,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多样性现象给予了更多关注。他既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简单地主张文化宽容和政治中立,也不像(至少是有些)社群主义者那样简单地维护特殊文化群体的文化权利,而是把现代社会的文化间关系看作是不同文化之间如何更好地进行“互补性学习过程”(complementary learning processes)[9]的问题。学习过程的结果常常是“觉今是而昨非”,因此不同文化各自进行的集体学习是可能的;而学习过程的结果又常常会“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因此不同文化共同进行的、互补地进行的集体学习过程又是必要的。这里所说的“不同文化”既可以是指国际范围内的各国文化和各大宗教,也可以是指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不同文化。近几年来哈贝马斯有关后世俗社会中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讨论,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世界的一些现象表明,尽管从早期近代以来,世俗化过程一直进行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但伴随着进一步世俗化现象的,却有所谓“重新神圣化”的现象:在包括中东、非洲,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甚至西方、尤其是美国,都出现了一种宗教活跃和复兴的现象。宗教问题不仅常常与地区冲突和族群冲突相联系,而且与死刑、堕胎、同性恋婚姻、尤其是人类克隆问题上的争论相伴随。在强调那个“互补性学习过程”命题的题为“公共领域中的宗教”的文章中,哈贝马斯使用“学习”一词,达18次之多。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对有些极为重要的道德感情,如承认人类个体既是平等的也是自主的,如认为有些行为不仅是道德上错的,而且是根深蒂固地邪恶的,“只有宗教语言还能够提供分辨得足够精细的表达。”[10]这一点至少适用于宗教信徒,同时也为宗教信徒与非宗教公民之间在共同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彼此学习,提供了理由。哈贝马斯在主张世俗国家对于不同宗教和世界观的中立性的同时,也强调伦理理解对于文化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甚至认为作为信徒的公民在承认宪政的世俗性的同时,可以用尚未找到世俗翻译的宗教语言参与公共讨论。为使得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共同参与的这种公共讨论有可能真正成为一种“互补的集体学习”,哈贝马斯要求双方不仅在认知内容上有所学习,而且在认知态度上有所学习:一方面要求宗教徒努力把自己要在公共领域表达的意见翻译成世俗语言,另一方面希望“世俗化的公民们也参与到把相关的贡献从宗教语言翻译为可公共理解的语言的努力中去”。[11]

  

  三、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理论家对“学习”的身体力行

  

  哈贝马斯不仅谈论“学习”,而且实践“学习”,从而在语用方式上,而不仅仅在语义内容上,把“学习”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作为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参加了多次重要的学术争论,而每次争论的结果都在他的思想发展中留下鲜明印记,至少可作为理解哈贝马斯一些重要思想的重要背景。六十年代初他与阿多诺(T. Adorno)一起与波普尔(K. Popper)和阿尔伯特(H. Albert)进行的“德语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之争”,对我们理解哈贝马斯有关主体间性、论辩和作为一个“世界”概念的“社会世界”概念的论述,有重要帮助。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H-G. Gadamer)进行的解释学之争、与卢曼(N. Lumann)的系统理论之争,可看作是哈贝马斯提出以“生活世界”和“系统”为核心概念的交往行动理论的重要背景。哈贝马斯不仅把交往行动理论当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理论基础,而且当作其反思地推进现代性这个“尚未完成的筹划”的工作的理论依据,而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也就是哈贝马斯与列奥塔(J-F. Lyotard)和福柯(M. Foucault)等人进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过程。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哈贝马斯把研究重点从社会理论转向道德哲学,以及作为道德哲学之延伸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在这方面著作中强调的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区别、伦理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实用问题的三分,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互补,也可以看出他这一时期与麦金塔尔(A. MacIntyre)、泰勒(C. Taylor)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社群主义者争论的积极成果。

  哈贝马斯作为一个注重学习的批判理论家的工作方式,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他与一些立场与之接近的同行、尤其是年轻同行的讨论过程之中。哈贝马斯在1994年与罗尔斯(J. Rawls)进行争论的时候,称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康德传统的家族内争论”。套用这个说法,我们还可以说哈贝马斯和阿佩尔(K-O Apel)、韦尔默(A. Wellmer)等人进行了“批判理论传统的家族内争论”,与普特南(H. Putnam)、罗蒂(R. Rorty)、伯恩斯坦(R. Bernstein)等人进行“新实用主义传统的家族内争论”,与麦卡锡(T. McCarthy)、君特(K. Guenther)等人进行“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家族内争论”。特别能显示哈贝马斯的“学习”的特点是最后一类争论,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哈贝马斯著作在英语世界的主要介绍者和研究者托马斯·麦卡锡。麦卡锡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一部篇幅不小的《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并因此而一举成名,尽管在那个时候,人们现在当作哈贝马斯最重要工作的那几部书,几乎都还没有问世,尤其是出版于1981年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出版于1992年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但麦卡锡不仅是哈贝马斯的介绍者和研究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善于学习的哈贝马斯此后理论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在1992年召开的一次讨论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研讨会上,哈贝马斯这样谈论麦卡锡对他该书的批评:“托马斯·麦卡锡一直是我的一个难得好运—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他比我更理解我的文本。每次他对我提出批评,他都会捍卫一些我后来才承认是我们共同立场的观点。他的批评(尤其是对福柯、罗蒂和解构主义的批评)是如此地尖锐,以至于当他在他的文章中如此强调地驳斥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体验到某种焦虑。”[12]在2001年出版的麦卡锡六十岁祝寿文集《多元主义和语用学转向:批判理论的转型》一书中收入的首篇文章,是哈贝马斯的长文“从康德纯粹理性的‘理念’到交往行动之预设的‘理想化’:对去先验化的‘理性之运用’的反思”。[13]2000年10月麦卡锡的同事和学生们把这部文集的书稿放到他手里的时候,笔者也在场。记得有些喜出望外而又诚惶诚恐的麦克阿瑟在浏览了书稿以后,向身边的哈贝马斯打趣说,这样一写,倒好像你成了我的思想的阐发者了…

  除了向别人学习以外,哈贝马斯的“学习”的最重要对象之一,是他自己的经历。2004年哈贝马斯获得京都学术奖,京都大学的稻森校长要求获奖者“请谈谈您自己”,告诉我们“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当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您的指导方针是什么”。为此,在2004年11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哈贝马斯先肯定了他的学生们在他七十岁时编的祝寿文集的主题—理性的公共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理性—恰当地概括了他的毕生工作,然后一口气讲了对他的理论工作产生影响的四段个人经历。[14]第一,幼年时因为颚裂而动的几次手术,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人类个体是多么依赖于别人和社会;他对于人性的社会性、人类心灵的主体间结构、人们得以相互学习的公共空间的重视,都与此有关。第二,学童时期所体验的交往困难,所遭遇的不理解、不耐烦和不理睬,激发他去追寻语言哲学和商谈伦理,并且认为书面表达和专门商谈比口头表达和即兴交往更体现交往理性;这个时期他作为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孩子所遭遇的歧视,让他更能体会一个国家中的外国人和他者的境遇,更能理解这种情境下培育的道德敏感性、通过道德商谈把边缘者包容进相互承认的网络之中的重要性,更加清楚这种网络之脆弱因而有必要加以小心守护和保卫。第三,十六岁生日前几个月纳粹的倒台,以及此后数年的社会经历和政治生活,让他作为一个其年龄大到足以懂得政治上的许多事情、但还没有大到必须承担具体政治责任的少年,对纳粹时期德国社会的病态、德国政权的罪恶,对纳粹崩溃以后德意志民族的态度和选择,获得刻骨铭心的印象,并由此下决心研究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寻找既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又避免回到前现代的可能。第四,进入成年以后,惊愕于他奉为偶像的海德格尔在1953年居然一字不改地再版其初版于1935年的充满纳粹思想的《形而上学导论》,进而发现除了海德格尔(M. Heidegger)之外,施密特(Carl Schmitt)、荣格(E. Juenger)和盖伦(A. Gehlen)等一批德国思想家,居然同样蔑视群众和普通人,同样赞美专断个人、神选对象和非凡人格,同样拒绝闲谈、对话、公共领域和所谓非本真性,作为学者的哈贝马斯由此下决心,要深入研究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遗产,推动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

  在推动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不仅作为一位批判理论家和实践哲学家进行实践中的自我学习,而且作为一位公民和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整个民族的集体学习过程,以及与之相连的更大范围内的(全欧洲的甚至全球的)集体学习。在京都讲演中,哈贝马斯列举了他参与的这样一些社会运动和公共讨论:1950年代的被称作“复活节进军”的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主义抗议活动;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有关纳粹历史作用、德国统一方式、第一次海湾战争、政治避难权等等的争论;以及最近十年来的有关欧洲一体化、生命伦理学和伊拉克战争的争论…

  在参加这些公共讨论和社会运动中,哈贝马斯的观点和立场—不仅他的学术观点,而且他的政治立场,偶尔甚至还有他的道德品质—都经常成为议题,包括受到质疑。哈贝马斯一方面意识到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是不能做“爱哭的孩子”的,另一方面也经常在争论中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在原则上承认自己观点的可错性,而且具体地承认自己某个观点的错误。在哈贝马斯看来,参与公共领域的集体学习过程的最重要理由就在这里:“从我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15]

  在哈贝马斯八十寿辰之际写以上文字,是为了祝愿这位批判理论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学习过程能活力不衰,同时也是为了与这位哲人的其他读者、同道和同行共勉,尽力从他的学习过程当中,从我们各自的学习过程当中、尤其是从我们大家共同参与的融建设性与批判性于一体的学习过程当中,从这些过程的成就和失误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童世骏(1958-),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注释】

  [1]Jurgen Haberam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I, Suhrkamp Verlag, 1987, ss. 38-39.

  [2]Ju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 1973., p. 15.

  [3]Juergen Habermas, The Language Game of Responsible Agen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How can epistemic dualism be reconciled with ontological monism?,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Volume 10, Issue 1 March 2007.

  [4]Ju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1973, p. 15.

  [5]Ju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Political Essays, trans. Max Pensky, MIT Press, 2001 p. 155.

  [6]〔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用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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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总第4卷(2009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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