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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一个长征英雄的“右派”经历

更新时间:2012-08-05 20:37:05
作者: 李伯勇 (进入专栏)  

  这意味着黄家终于跻身商贾之林。要知道,民国--过往年代的圩镇酒店,全靠圩日做生意,能摆十来张八仙桌的“店容量”是必要的,这也是家族成功人生成功的一个标记,这在一个农村家庭是桩大事业。同村的黄振棠(后来成了共和国开国将军)在窑岗(峻林)小学读书。义富、义宦在家务农。黄诚混了一年私塾(对读书不感兴趣),像别的农家子弟一样,在家平时打虾鱼抓泥鳅,有时去古亭酒店逛逛。他不是读书种子,一介顽童,在古亭酒店里担水是为家里做事。义采也读了几年小学,后来考上第16期黄埔军校。义富的儿子振光40年代中期去赣州的省赣中读书。这是最为普通的农耕家庭的生活愿景。照当地习俗,家里还为小小的黄诚招了一个童养媳肖氏。应该说,到了黄诚一辈,黄家趋于平稳,显出几分旺气。这是典型的南方农耕之家。要是世道平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家子弟的生活几乎是上辈生活的重复,他们三百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这里还有个姓氏争斗的背景。同住麻子坝,邹姓先来,可从人、财、物,从考上秀才的人数,黄姓后来居上,邹姓头人不舒服不服气,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跟宿怨一连接,怨恨报复也就悄悄发酵。凡客家人发展史都贯穿一条姓氏争斗的粗线。因此家园情怀也有着姓氏矛盾争斗这一负面因素。

  如同河流拐了一个弯,辛亥革命(1911)在营前-平富依然波澜不惊,但外面的新气息新生活逐渐传了进来,安之若素的家园生活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有的姓氏(如陈姓)送子弟留洋(如陈鸿钧陈鸿藻兄弟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民国以后本姓的黄建科考成绩出众,还通过了省级政法考试,做了县长,意味着进入民国的主流,也有的如黄学余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民国19年(1930)营前爆发了苏维埃革命(做苏维埃主席的是一个黄姓人),国共卷入了生死搏斗,情势剧变也也微妙起来,所蓄积的诸如姓氏、土地、资源、贫富争夺的矛盾浮出了水面,以一种阶级斗争的新理念相贯穿,一切明朗化仇恨化也简单化了。革命需要简单地处理问题,依靠谁打击谁--依靠被剥削即无钱无势者,打倒和消灭剥削者即有钱有势者,像手术刀一刀下去剜除毒瘤,多么简单痛快!作为策略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革命思想也自有价值,但它同样包含损害世道人心的负面因素,这等于昭示存在一条不用耕地和做工、不用读书、不用经商、作贱传统道德的另一条实现人生梦想的捷径(造反)。

  这场革命怒涛在身边汹涌,然而,对黄家来说,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欢喜或忧愁,没有什么“命”可革的,黄家面临人口急增的压力,也可以说面对众多子嗣,生活的雄心和计划由此而来,生活轨道已经明朗,该去田里劳作就下田,该去料理酒店就去张罗,该去读书的就去上学,祠堂有事就前去,亲戚有红白喜事就照规矩应对。黄家无法想象,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即将在营前爆发,家里同样感受到跟别的姓氏的矛盾和争斗,不过黄家成了第一次土地革命的受益者。

  毕竟世界进入了现代,就像偏僻的营前人能与留学东瀛相联系,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不会让偏僻乡村的寻常农家置之度外,何况这场称为“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革命与千千万万的农家有着直接的关系。紧接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同样牵连着这一普通农家。但事情存在偶然,其结果是黄伸邦家出了两个从武英雄,一个是革命英雄黄诚,一个黄埔军校的尉官黄义采。于是罩着黄家的既有时代的光亮,同时也有时代的黯淡。

  已发生和将发生的这一切与家园情怀都有着或表或里的关系。家园情怀对于一个16岁远离家乡的黄诚,竟起到了荣辱相伴的催化剂。

  让我们把焦距对准本文的主人公黄诚。

  

  少年离家梦萦家园

  

  黄诚命运的“飞跃”来自家晨的一次小小的惩罚。

  1930年上犹营前爆发苏维埃革命,一个叫黄义贤的黄姓人做了苏维埃主席,黄诚家分到的耕地在离家五六里路的黄沙坝。黄诚参加了儿童团。虽然革命风暴短暂,黄家对革命的印象不错。1931年红军三军团彭德怀驻进营前,号召扩大红军。时年黄诚16岁,小名叫阿金。

  此时黄家刚刚有过一场不幸,1930年1月,56岁的黄伸邦去世,少年黄诚失怙,与母亲邹氏相依为命。据《黄氏族谱》,黄家有8子虽人丁兴旺,但三子四子五子早殇,二子过继,排名第七的黄诚在家实际排名第三,而家里又是老大义富当家,老二义采读了小学接着读初中(离开了家),母亲对未成家的黄诚和老八(实际排名第四)义椿更是惺惺相惜。照乡村普遍的习俗,家里为黄诚接进了童养媳肖氏。男女人口众多,黄家是个大家庭。

  黄诚早已弃学,在家帮衬。黄诚较义椿机灵,深得母亲疼爱。母亲与童养媳肖氏相依相偎。

  1931年10月的一天,黄诚把在溪河里打的虾米(细虾)和泥鳅在营前圩卖了,买了一顶时新的礼帽,戴着礼帽笑嘻嘻回家。母亲皱眉,怪儿子不听话,骂了他几句。当家的大哥认为钱应该用在更要紧的事上,大声批评了几句,他一气又奔营前。那天红军三军团彭德怀正好在营前开大会,黄诚参加了红军,当天跟着彭德怀离开家乡奔赴吉安的永新(在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三团九连任战士),一别就是20年!其实他当时并没有多高的政治觉悟,红军和革命对他是新鲜的,富有刺激,给人以想象,甚至好玩的,比在家里强过一世界。正如一代伟人邓小平回答“进行长征有什么伟大的目标”时坦率地说,“跟着走,走到哪算哪”,许多人参加红军不过是找个人的出路,践行一种新的活法。可黄诚毕竟到了懂事--保守秘密的年纪(他改名就是表达对革命和组织的忠诚),又是国共对峙你死我活的严峻环境,他一直没跟家里通信息。

  但是做娘的心里盛着儿子,见他一两天没个影儿,发慌了,四周寻找,找到营前圩上,有人告诉她:黄诚跟彭德怀的部队走了。娘自然懊悔,要是没骂,这个儿子仍在自己膝下,朝夕相见,过一两年可给他们圆房了。她当然不会也不可能理解这场革命。儿子就这样跟她生离死别,她伤心欲绝。家里还是派人去永新找到了黄诚,他已改名。可他不愿回家。生活在继续,黄家要继续过日子,身边只有肖氏陪伴,做娘的无时不刻惦记着这个离家的儿子,离家的儿子也成了母亲活下去的信念,黄诚在母亲心里是不会消失的。黄诚长时间没有音信,成年的肖氏后来出嫁了。

  名如其人,赤诚,诚恳,心诚,诚实,黄诚在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他先在吉安的永新,后参加长征,到达延安,他入团入党,由战士、通讯员而排长、连长……枪林弹雨中他一次次避过死神。按照流行的说法是革命锻造的结果,其实农村家庭--乡土情感是一种内在的基础。一九三二年五月在红军第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九连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到达湖南,参加永顺府的战斗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跟随毛泽东全程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延安,黄诚调入中央警卫团工作,任班长和排长,后来鼎鼎有名的龙飞虎是他的部下。他在履历表的“家庭出身”填贫农符合事实。

  从上述档案,我们可以从小说和电影等文艺作品里看到这样的“战斗中成长”,“战火中的青春”。但作为具体的革命经历,黄诚同样富有个人色彩。即使在延安,他没有结婚成家,是基于:一他考虑家里有老婆;二他在战斗的第一线,流动性大;三当时奔延安的知识女性都与他年纪相当或者更大几岁。而同村同姓同宗的黄振棠(中央机关工作)在延安成了家,不少红军干部都找了年纪小很多的知识女性(如毛泽东与江青,刘少奇与王光美)。(黄诚是在解放后1950年代才结婚的。)

  1935年黄诚随红六军团长征,在云南宣威战斗中受到嘉奖。长征途中,黄诚因吃苦菜而脸浮肿,吃了战友的土方子治好了病。1937年在延安参加劳山战斗中受到嘉奖。1939年跟随王震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受到边区政府嘉奖。

  毫无疑问,黄诚所受到的革命教育、理想教育和革命洗礼是他精神的强大动力,他斗志弥坚,愿意在第一线作战,而不愿留在机关,不愿呆在不是前线的地方,就是说打仗才过瘾,打仗立的功最令人自豪,最值价。这跟他文化少,更与他的性格有关。在革命阵营的他,向来以贫苦的农家子弟自居,并以此接受革命理论,这符合事实,也符合“因为贫穷才走上革命之路”的逻辑,说他是无产阶级也是对的。然而,他毕竟来自有亲和力的山乡和农家,家园情怀作为底色已天然地植在他心中了。平时他一定会时时记起母亲、亲人(包括那个肖氏)和那个叫麻子坝的故乡,特别是在别的战友津津有味地谈论自己的家乡,都会勾起他对家园的记忆。因为特定的战斗环境,少小离家的个人情境,他比别的年岁大的人更能记住他少年时代所经历和感受的乡情。在他身上,革命意气跟家园情怀并行不悖。

  其实,当时激烈斗争的革命理念跟家园情怀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相悖的一面,因为前者强调敌我对立,后者更重亲情人情。对黄诚,革命理念压过家园情怀则是肯定的,后者只是蛰伏在心灵深处,若是他乡遇故知,这后者很快会溢于言表,情不自禁地舞之蹈之。

  陕北的延安,那是跟温润南方不一样的北方。这年他20岁,年轻资格老。长征途中他与同姓营前老乡黄裕生相处。依然不能跟家里通信。他还是孤身一人。经过长征在陕北庆阳步校他碰到营前老乡何远平。这时上“抗大”他意外地碰上了正宗(同一个麻子坝宗祠,叔侄关系)老乡黄振棠。同乡同姓同宗,他喜出望外。黄振棠已有家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选”第3卷有介绍),在延安中央警卫团,而黄诚尚未成家,手头比较活络(部队发给1块零花钱),时间较为宽裕,常去“老侄”家走动,不时接济这个老侄。在文化上黄振棠(读了正式的窑岗小学)高出他许多。黄振棠要他留在中央机关工作,他不愿意,他说喜欢打仗立功,呆在机关立不了功。后来他任了专门护送首长的延安特务班排长。他还结识了湖南人、延安军法处长刘生标(解放后刘氏是国家物质储备总局局长,一度是他的顶头上司)。

  那时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任中央警卫团连指导员,在纺线比赛中他获奖。这是比耐心韧劲的比赛,是革命锤炼的结果,幼年在家乡的劳动锻炼,农家--家园所给予心灵性格的陶冶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成了全国大局,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一共同抗日的协议,红军收编为八路军。这时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黄诚在第三分校学习,黄振棠是教员。

  黄诚与黄振棠、黄裕生、何远平这样的乡亲关系其实在延安很平常,这种地域性情谊是乡土情感的显现,早就成了中国绝大多数革命者的文化心理,渗透在血液中,不过,这样的观念不能登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齐来了”革命理念的大雅之堂,反而受到“反对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警示教育,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可在公开场合都强调“革命大家庭”。因此我们可以揣度,这类乡土亲谊关系总是在某种隐秘状态(毛泽东同样如此)。可是对单身汉黄诚来说,它暖人心扉,是他现实生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欧阳修诗云: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正是从乡友身上,他感觉到了家乡就在身边,思乡之情得到释放,他身上的家园情怀得以保持和延续。

  

  钢铁战士与千里飞鸿

  

  自然,家园情感也成了黄诚革命情怀革命精神的积极内涵,他不断地建立战功。

  1937年4月25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同国民党代表会谈,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会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党中央考虑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一路安全,从延安特务队抽调两个班的警卫战士(组成特务连)担任护送任务。黄诚担当了重任,警卫中的多数同志参加过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中共代表团乘坐的汽车(由延安而西安)沿着崂山北麓的坡路行驶时,突遭土匪袭击,战斗打的十分激烈,多有伤亡,在警卫战士们的猛烈反击和拼死掩护下,保障了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的安全。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十多位战士,黄诚负伤。据说,当时警卫排护送周恩来平安到西安,周恩来感慨地说:“你们出生入死保护我,付出了极大牺牲,革命成功后要好好地进行嘉奖。”周恩来当场写下手令,黄诚保存了这份手令。

  1937年黄诚任延安保卫排(警卫排)排长,7月份接到保安处处长周兴的指示,他带领一个排全副武装乘三辆汽车护送首长朱德由延安至西安。沿途经过国民党占领区洛川县、中浦县、北同关、耀县、三源县等地区,护送朱德安全地到达了西安永阳镇-红军前线总司令部。1937年8月红军在永阳镇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黄诚调往三五九旅任连长。不久东渡黄河杀上抗日战场,参加了平型关大战。

  平型关战役黄诚与死神擦肩而过。战斗顺利,他随部队清理战场时,一个面对面装死的日本兵突然给了他一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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