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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莉 廖其发:试论我国高校“扩招”的合理性

——从前苏联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实践谈起

更新时间:2012-07-31 09:04:14
作者: 任莉   廖其发  

   接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越多、层次越高, 国民素质就越高, 国际竞争力就越强。据统计,经济增长率与我国接近,甚至低于我国的国家,他们 18-22岁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与我们接近甚至高于我们。 我国 1998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9.8%, 2002 年达到15%, 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12]。 2008 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 23%,在世界上排 60 多位,位于中下水平,不仅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菲律宾、泰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刚刚赶上印度。 如果连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一半和人均 GDP 与我们不相上下的菲律宾、泰国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学生,原则上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不应该不能容纳现有的和正在增长的大学毕业生就业。

  3.3 高校“扩招”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孕育

  前苏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占总人口 60%的人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苏联迅速跻身于世界教育强国。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更长远的影响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素质因此而得到了极大提高。 苏联“大众”国民教育让这个国家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有了足够的素质能理智地看待纷乱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很难想象,1991 年苏联的解体如果发生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会怎么样; 也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遭遇了重大打击下能如此迅速地重新振作起来。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一个有修养的民族总是远比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更正派更讲秩序”。[13]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该国国民整体素质的高低关系紧密,人们在困难面前始终不放弃希望, 始终拥有饱满的爱国热情,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也叫民族魂。 一个国家的性格,一种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指引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 或许, 这才是我们要力挺高校“扩招”的最基本理由。

  美国著名学者、高等教育史学家马丁·特罗曾经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式理论 “精英-大众化-普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0 年的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突出强调了“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 会”的意义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经验都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 普及化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中国高校“扩招”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有“扩招之父”称号的汤敏先生在接受《新财经》采访时表示,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的确,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的行为是社会规范的产物,人之社会性的形成、规范的习得都是通过社会教化实现的。 高等教育的作用既在于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更在于对年青一代公民之国家意识的培育及民族精神的习得:“高等教育是培养公民国家意识 的思想先锋……高等教育的作用首先是促成所培养对象民族意识的形成,其次才是智力的培养。 ”[14]“大学是蓄养高品味文化的世袭领地,通过实施自由教育,培养一代代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社会成员,来维护社会的文化传统,并影响和引导社会主流文化的嬗变。 ”[15]试问:还有什么途径能比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民族精神的孕育上更具有效力呢? 高校“扩招”,虽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为栋梁之材,但至少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使更多的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有养成民族精神的可能性。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能否定高等教育扩招对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4 否定高校扩招的核心观点不能成立

  

  4.1 所谓“教育质量滑坡”是个伪命题

  简单地认为高校“扩招”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降低了大学生整体素质的观点是草率的。 著名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 2009 年在接受《探索与争鸣》杂志采访时表示:在断言“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时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方面,整体质量下降,不等于每一个部分都下降。 比如说,与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毕业生相比 ,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计算机知识也有了很大进步。 另外,过去的高校毕业生空有满腹理论,动手能力不行,应变能力很差, 但是现在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和应变能力都很强了。 另一方面,如果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当作一个命题,这里还包含一个真命题和一个假命题。 真命题是学生数量的增长和教育质量发展的不平衡, 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假命题就是人们用传统的质量评价标准来打量今天应用型的尤其是职业型学校的学生, 于是什么都看不惯。 人们常抱怨的是,现在的大学生文章错别字很多,理论水平不高。 然而,这只是传统的看法,如果用新的标准来衡量,质量差就是一个假命题[16]。

  素质教育强调不能以一次考试的输赢定成败、 不能仅以智育的高低论英雄。 如果说仅仅因为学生的高考成绩不理想或是其所谓的学习差就认为该生素质差, 影响了大学生的整体教育质量, 那只能是某些人不负责任的借口。 “万事师表”孔子教导我们要“因材施教”,只要方法得当, 不同质地的学生会被培养成为各种有用的国家栋梁。 17 世纪的捷克教育理论家夸美纽斯 (Johann AmosComenius)也认为“一切儿童都可以教育成人”[17]。 只要顺应生源特点,因势利导,帮助他们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使其不断完善自我,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教 育就不失为成功的教育。 如果仅仅因为“扩招”后的学生比以前“爱逃课”、“写的文章错别字很多”就认为大学生素质降低了,那“教育质量滑坡”就是一个伪命题。

  4.2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不是扩招之罪

  高校“扩招”后学生的就业形势比“扩招”前更严峻,这是事实。然而,这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究其本质,我们会发现: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因素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由于高校毕业生数连续快速增长,给就业形势带来极大压力, 使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就业市场呈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以外, 还因为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国内企业对知识型劳动力需求不旺;各高校综合实力、专业结构、培养方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原因,导致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毕业生期望值过高、自身定位偏颇等因素使其就业越来越困难。 况且,高等教育发展史告诉我们:就业难并不是高校“扩招”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据统计,高校扩招前的 1998 年,高校毕业生的待分配率就曾高达 30%[18]。 再者,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相反,如果没有“扩招”,将有几百万学生失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他们几年前就要面临就业问题。 由此可见,非但不是教育制造了失业,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是缓和失业的有效途径。

  中国高校“扩招”所带来的这些不适应仅仅是社会转型期间的自我调整过程,我们不能够有困难就放弃,应该想办法改善。 比如针对部分毕业生专业不对口而导致就业难的现象,高校就应该及时调整教育专业,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增加能够直接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业,引导学生到中小企业去工作,那里大有作为(根据 IDC 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数量是 557 万,占了整个中国企业的 9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 7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 中小企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已占全国的 60%和 40%,在近几年的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约占 60%。 同时,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 75%的城镇就业机会[20])。 当然 ,这里涉及到高校就业指导等一系列教育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不管怎样,高等教育“扩招”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是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高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综合国力, 进而最大程度地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

  

  5 结 语

  

  21 世纪强调“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 我国高校“扩招”是大势所趋,顺应时代要求。 在力挺高校“扩招”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数量与质量的协调统一,忧虑高校“扩招”将导致大学生质量下降并非空穴来风。 为此,国家“十一五” 规划纲要为教育确定的三个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 2005 年底公布的教育部 《2006年工作要点》也把“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主要内容,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2007 年教育蓝皮书《2006 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指出:国家“十 一五”规划的制定和 2006 年国务院决定将高等教育扩招的增幅控制为 5%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结构调整、质量提高转折的最显著标志。 至此,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必将迈向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健康“扩招”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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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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