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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怀念罗荣渠先生

更新时间:2012-07-29 21:59:12
作者: 郝斌  

  

  我和罗荣渠先生相识在『牛棚』,我称呼他老罗。

  那个时候, 不分长幼,没大没小,已经很有几年了,进了牛棚,达于极致。有监管学生在场的时候。不管是谁,彼此直呼其名。对系里的老先生:“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杨人楩!”学生这样喊,我们也这样喊。监管学生不在了,干活劳动,在一个屋里住,总有接触,这时候,对辈分高的,尽量避开称呼。用肢体示意,可以 减少彼此的尴尬。年龄相差不大的。就称呼‘老某’-----既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痕迹、没有‘四旧’,抓不着辫子;在我们之间,也算是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和尊重。这种称谓的个中滋味,时过境迁,局外人未必全能体会。

  老罗,长我七岁,高我九级。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讲师了。路上遇到了,我向他鞠躬,他不理会的时候居多,间或点一下头。我想,他不认识我。我毕业以后,舆他同系共事,直到文革发生,前后足有八年。中间的一九六零-一九六二年,大家肚子填不饱,活动少,不大见面,而在此前和此后,历史系处于动荡之中,教师们你出我进,身在田间的时间比学校要多。一个学年到头,难得一见。偶尔在文史楼前相见,他还是略点点头。我们好像没有交谈过一句。这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点矜持,听世界史的老师说,他的英语、俄语都不错,人有点骄傲。

  到牛棚里,就亲近多了。白天一起劳动,晚间一个大桌子上写罪行交代,夜晚睡在一个大屋子里,二十四小时全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就寝熄灯以后,监管的学生在门外上锁,我们多数人适应性很强,练出了一夜不尿的功夫。这样的时亮度过大概一年多。这一年多,彼此间还是没有多余的交谈,跟以前差不多,但默默的有了观察。牛棚里观察人,说来比较容易。吃、穿、住、用,大家没有区别,每人罪行的轻重,略有差异,这也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每人头上都有压力,面对压力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被关的地方叫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边,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的一个林场,砖房二、三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一年以前——一九六五年,历史系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划给了北大。文革一开始,大家赶忙返回学校闹革命了,林场闲置下来,留下了一个炊事员和一个林场的果树技术员。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历史系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二十余人,正在校园里劳动,忽然来了系文革的通知:劳动暂停,两个小时以后,带上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集合以后,有人前后押着,领我们走出了东校门,来到京包鐡路清华园站,上了北去的列车。此时人人忐忑不安,面面相觑。车到南口站,被勒令下车。各背自己的行李,押向东行,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从北大出发,一路行来,真是前途莫卜,幸亏我们中间有人到过太平庄,南口站下车往东一走,就有人悄悄说:是去太平庄!’我们才算一块石头落地。去太平庄这个主意不知是谁出的。历史系有个牛棚,北大民主楼西侧有个牛棚,历史系的在先,民主楼西侧的在后。是不是校文革从历史系受到启发,才修建全校的‘大牛棚’,没简材料说明,不得而知。可北大的‘牛棚’一建,足为各地的榜样。‘牛棚’由此遍于国中,受冤受害者何止千万!始作俑者,如今清夜扪心,不知作如何想。近日见‘聂元梓回忆録’(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年一月),聂元梓说,她负不了这个责任。

  话说远了,还说太平庄。劳动有定量,每人每天挖一个树坑。生土刨出来,见晒见风,经过一冬,来春栽树回填。一个树坑的规格是深、长、寛各一米,也就是说一天要挖一个土方。可太平庄这个鬼地方,石头多土少,碰上大块石头,就白干了,换个夸张的话,可燕山的寒风真是刺的骨头缝生疼,一镐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儿,刨不动了。进度日减,骂声日高。春天到了,要在山坡地上翻地栽白薯,重活儿是挑水上山。几块山坡地少说也有几顷,我们老少近二十个人,不知道怎么能够完成。一天,忽然被喊下山来,要我们打开所有空置的房间,半工半读期间学生间的床都在,检查一遍,壊了的钉一钉。第二天,校内的“牛鬼蛇神”,大队人马被赶到这里。一个个灰头土脸,从肩上放下行李就如同得了大赦一般。一位胖胖的中年人放下行李,连自己也倒下去了,任凭监管学生喝斥,好一阵才算起来。有人告诉我,他是西语系的副教授,姓吴。来的这批人里,许多我认识,名教授不在少数。毫不夸张地说,就凭这个队伍,办一所大学,可以计日程功,而且就学科齐全的程度和学术水平来说,现今的不少大学也难望其项背。

  大队“牛鬼蛇神”到来之前,己经形成监管规矩。一日三餐,餐前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鐌’,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喊出自己的名字,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只有顶:现行反革命分子,老罗被赶入‘牛棚’之后,帽子比我多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老保翻天急先锋’①。有的人帽子甚至多达五顶,丢了哪一顶,都惹来一顿吆喝。这种规矩足使我们受辱和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到口,可还没有吃,先一通‘请罪’,已经让人恶心快呕了,看着窝头也吃不下去。不过,时间一长,疲了,‘请罪’如仪之后,窝头照吃。谁知大队‘牛鬼蛇神’集中,境况大变,监管突然严起来,而且花样翻新,整人整出专业水平。

  这时候,例行的列队集合一天之午饭前、下午开工前、收工、晚饭前‘语录’,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里选出来的。读了这两段‘语录’就能促使我们‘认罪’,红卫兵们好像深信无疑。然后派活儿,宣布什么事儿,也可以喊出某人给一顿拳脚。晚点名,这是最让我们提心吊胆的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每次都是要喊几个人站出队列,轻则训斥辱骂,什么叫人格,什么叫师道,那就全是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了;重则是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群,有一阵,武斗用的长矛也出规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种一米左右的自来水管,一头磨尖,既可作为利器,也可作为钝器。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只见它在眼前晃动,但不见拿这种‘家伙’的是谁。一位老先生,‘语录’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乱,又分辫了两句,就被这‘家伙’当头一下。我和老先生各站队伍的一端,相距七、八米远,‘当’的一声,我能听出那是脑壳发出来的声音。每次听到集合哨响,要跑步列队,遟到的不能入列,那就是一顿老拳了。集合的操场在山坡中间,路面高低不平。我是腿脚利索的,跑到位置,迅速摘下眼镜,放在手里,听到一声‘解散’才敢戴上——挨两个嘴巴,还受得了,眼镜如果打坏,行动由此迟钝,走路、干活儿处处有错,那就天天有打了。周一良先生的眼镜被打壊,幸亏他有一副备用的。高望之的眼镜被打壊,看着都让人担心,不知道碎碴儿会不会掉进眼里,可是不戴它又怎么办呢。我们戴眼镜的‘牛鬼蛇神’个个知道眼镜对自已的意义,老罗也是。可他的近视度数太深,眼镜摘早了,脚下看不准,摘晚了,又来不及再摘。他应付这样一种环境,比我要困难得多。

  这个时候正值酷暑,劳动量大增,新‘规矩’不断。我们被告知,熄灯之后,起床之前,监管人员要巡逻查夜。凡上厕所的,见到监管巡逻者,要先行立定,再喊‘报告---我是反革命分子xxx,要去厕所’,得到准许,才能移动前行。否则,监管者举起手里的长矛---‘老子的这个家伙是不吃素的!’这个规矩,给老先生们的压力极大:上了岁数,起夜多,眼神又不济,弄得晚饭以后就不敢喝水了。一位老先生起夜出门,战战兢兢,眼见二、三十米以外有人,连忙口喊:“报告---我是反动权威……”,谁知对方听见人声,也忙不迭地口喊“报告---我是……”报告过后,双方都不敢前行,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读者朋友,现在离那个年月远了,您千万别把它完全当成一个笑话。我同朋友们说起这段情景的时候,大家都会笑得弯下腰来,可有人发现我眼边挂了泪水,赶忙敛容道歉,改换话题。读者朋友试想,身处此境的人,有谁能不害怕那个‘不吃素的家伙’,敢向前多走半步呢?!我衷心期盼有更多的青年朋友知道,四十年前,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在大学的校园里,这类让人挂着泪水讲的笑话,曾经很多很多。它应当构成我们民族历史的一个章节,引为耻辱,永远不被忽略和忘记。

  监管者除去使用自已的眼睛,还在我们中间寻找‘耳朵’。我们被鼓励相五揭发,即所谓‘立功者受奖’。这招儿眞是不同寻常,它弄得我们互存戒心,彼此提防。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神经紧绷,不能有半刻松弛。比如说,监管者从‘毛选’中每天指定一个长段文章,要我们背诵,上午、下午劳动的两个间歇各有十五分钟,不能喘气,就赶紧拿出‘毛选’,紧记硬背。就寝之前,两个人一组,相互检查。对方背不下来的,检查者要报告。我和老罗每天都可以背诵无误。受我检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位老先生,他背得常常有误。我如据实报告,他免不了受苦;我不报告,又怕他去自首。万般无奈,每当监管学生进来,我就要全神贯注,只要老先生稍育嗫嚅欲言之状,我就起立,先喊报告,免得他以自首来揭发我。这不是多虑,实在不可不加防范,那时候的人心就是如此。‘牛棚’之中,以打‘小报告’换取稍好处境的人,颇有几位。‘监管’的花样越多,压力越大,‘小报告’越多。有一次晚点名,五、六个手报长矛的学生站在队列之前,气氛异于往常。一个学生劈头一声震吼:“昨天夜里谁说梦话了?站出来!”这一声喝问,问得我们人人心颤,谁能保证说梦话的不是自己?硬按到你的头上,你又如何辩白得清楚?‘小报告’打到这个水平,固然可恶;相信这样的‘小报告’也未免可悲,可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让人心、道德和智力沦丧到这个地步,非但不予收拾,只是一昧放任而从中巧为运用者,又曷能辞其咎欤?   

  这个时候的老罗,在我眼里,‘矜持’全都没有了,倒觉得他太认眞,过分地认眞。白天干活儿,没有学生在场,水不少担,土不少装。晚间写交代,小字儿写的密密麻麻。他对自己近乎苛刻,可对同‘牛棚’的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日子一长,谁打‘小报告’彼此都有了数。老罗不是这样的人。‘小报告’他不会,甚至连起码的随机应变之术,他也不会匕监管学生一时兴起,拿我们开涮,让我们也开个‘大批判会’,批判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这样的会一开,那就热闹了。调门之高,嗓门之大,另成一番景象。有人要趁此有所表现,希图改变他可怜的处境。我敢断定,要是允许动手,准会有人出手。但多数人难于一下转换身分,只能作蹩脚的演出---可演出也得演一下呀!老罗偏偏不会。差不多别人都说完了,再拖就等点名了,他才嗫嗫嚅懦,声音从鼻子里哼出来,己经不是他的声音。我跟他相处已有一阵子,他的声音舆容貌该当任何,我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他作自我批判,给自己上纲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不自然。

  一九六九年秋,北大两千教工被指派到鲤鱼洲,老罗和我都在其中,我们编在一个排里,接触自由多了,也能放开说话了。鲤鱼洲,在江西省南昌县,这个地名听起来很有几分浪漫,然而置身其中,却全然两样。这是一片未经垦殖的红壤生荒,地势又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毗邻的鄱阳湖,涨水时节,水面会高过我们的头顶和屋顶。湖水全靠一道湖堤拦在外面。巡堤的人,左看一眼,湖面离堤坝二、三米,清风一阵,浪花会拍上堤面;右看一眼,往来劳动的人头和草棚,尽在十几米的脚下。眞是有堤分水旱,堤决共鱼鳖。挑土加堤的江西老表说,这个地方长不出庄稼,你们来干什么?整个农场一眼望出去,没有几棵树。当阴云密布、雷电轰鸣之际,谁站在地里,谁都会感到雷电就在头顶,不能不联想起‘尖端放电’。一位先我们而去的清华敎师‘斗私批修’讲用,讲出了这种感觉,被当成不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听了当时也一笑,后来身临其境,一点都笑不起来了,雷电一来忙不迭的赶紧蹲下。

  种了一年水稻,忽然有决定,说鲤鱼洲这块寳地,既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基地,也要办成大学---要招收学生了。现在回头看,那是个笑话。两千敎工在这里,有几本图书呀,人手一部,都是毛泽东选集!除此之外就是信封、信纸。难怪工农兵学员扛着行李走入草棚,喝了绿豆汤,受到敎职工的热情接待之后,还以为这是他入学途中的一站,‘北大分校还在前面!’

  进校的学生第一门共同课是中共党史,没有敎材,要现编一本。编写的方针是‘就地取材’,编出江西红色根据地的特色;办法是编写者先到安源煤矿、井冈山根据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革命圣地延安接受敎育,同时收集资料,以此为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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