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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民:未来5—10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

更新时间:2012-07-26 14:52:00
作者: 林利民  

  在理念上,亚太各国普遍求和平、求繁荣、求合作,即使曾经发动过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也无意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其利益诉求。因此,大亚太存在实现第二种地缘政治博弈范式的可能性,而且后一种可能性较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二、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与亚太崛起具有同步性,二者相互借重,互为依托。一方面,中国崛起是亚太崛起的主要内容,正是中国崛起拉动了亚太崛起; 另一方面,亚太崛起又给中国崛起提供了有利环境和“起飞”场地。简言之,没有中国的崛起,亚太崛起就不成调;而如果没有亚太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就是空中楼阁,会严重缺乏后劲。中国人口占大亚太总人口的 1/3左右,贸易量占大亚太贸易量的 1/4 左右,经济总量占大亚太的 1/5 左右。目前中国约 2/3 的外贸是在大亚太范围内实现的。例如,2011 年中国与包括美、加、澳、印等在内的大亚太国家的贸易总额接近2. 2 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 66% 。亚太包括日韩澳及一些东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以中国为其头号贸易伙伴。今后 10 年,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总量在大亚太占比还会有较大幅度上升,以中国为头号贸易伙伴的大亚太国家还会进一步增多。

  在战略上,亚太与中国也是相互借重、互为依托的。中国幅员辽阔,倚陆跨海,陆地边界长达 2 万多公里,海岸线也近 2 万公里,直接与 20 多个亚太国家或陆地毗邻、或隔海相望。正是中国的辽阔幅员对亚太起了地理上的“粘贴”作用。与此同时,亚太迅速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也为中国成长为世界核心大国提供了“捷径”,由此,亚太崛起对于中国向世界核心大国迈进具有“助跑”作用。由于亚太的崛起,中国成长为世界核心大国的进程就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成长为亚太主导型大国,尔后再向世界核心大国迈进。显然,先成长为亚太主导型大国较之直接成长为世界核心大国要容易得多。

  然而,中国如要抓住机遇,依托亚太而崛起为世界核心大国,也会遇到不少需要解决好的战略难题。首先,中美在亚太存在严重的地缘战略竞争。未来10 年,中美在亚太的地缘战略竞争除前述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人权、民主及地区稳定、亚太一体化进程、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以及涉台涉藏等问题外,还存在亚太主导权及军备竞争等。最可能深刻影响中美关系范式及亚太地缘政治竞争范式的是后两种竞争。正是这后两种竞争的存在,引起美国担心其是否会被崛起的中国从亚太“挤出去”。美国最近大张旗鼓地重返亚太,是这种疑虑在战略上的反映。此外,中美两国有过战争与冲突,两国都一度把对方视为主要敌国,反美或反华,无论在中国或在美国,都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民众基础及政策基础。中美两国国内都存在所谓“悲观派”、“鹰派”、“极端派”,他们用悲观的观点观察中美关系及其在亚太的竞争关系,主张把对方视为敌国,采取强硬的、对抗式的对美或对华政策,甚至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以及不惜准备中美一战。

  其次,中国与不少亚太国家之间存在多层面、多类别的利益冲突与分歧。第一类冲突与分歧涉及领土、领海等主权利益。如,中国与印度存在领土争端; 与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尼、马来西亚等在南海海域存在海疆划界争端; 与日本存在东海划界及钓鱼岛主权争端; 与韩国也存在海域划界争端。第二类冲突与分歧涉及复杂的历史与情感关系。历史上,亚太曾长期维持一种被称作“东亚封贡体制”的国际体系。由于当时中国曾长期维持亚太“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这种“东亚封贡体制”的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以中国处于优势地位的东亚地区秩序安排”。其结果是,中国与周边的朝、韩、越、缅、尼( 泊尔) 等国存在程度不等的所谓“宗藩关系”,中国是所谓“藩主”,其他一些国家是“藩属”。此外,近代以来,日本曾长期侵华,两国围绕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分歧迄今仍未完全解决。第三类冲突与分歧涉及民族、宗教、文化及心理因素,是第二类冲突与分歧的延伸。历史上中国的版图变化频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版图差异很大,从汉唐到明清,中国的版图在所谓“极盛”时期甚至囊括蒙古、俄远东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中亚地区、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北部等。历史上变动不居的边界线不但易造成领土争端,也产生大量的跨界民族问题。如,中国境内的朝鲜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云南广西一些边民,都是跨界民族,境外都有其本民族建立的独立主权国家。第四类冲突与分歧涉及一般成熟国家间的日常分歧,如经贸、投资、跨国河水资源共享等。最后,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中国国家规模大,相对于周边的亚太国家,处在“一大对群小”的地位。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普遍积极、友好,这种结构就对中国有利。一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麻烦,就很容易滋生所谓“中国威胁论”,甚至出现周边两个以上国家同时与中国对抗的复杂局面。2011 年以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同时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并召来印度“介入”就是一例。以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各类利益冲突与分歧虽然有虚有实,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内在关联性,很容易产生“共振”。凡此种种,也正是中国与一些亚太国家之间存在“信任赤字”,中国快速崛起导致这些亚太国家一方面想搭乘中国崛起的“快车”、另一方面又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采取对华防范策略的深层根源。

  第三,大亚太涵盖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不下五六十个大小国家,其内部也存在多层面、多类别的利益冲突与复杂关系。除前述各国间在领土领海主权、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争端、分歧及由此引起的“信任赤字”外,最主要的麻烦在于亚太还存在严重的冷战残留物,包括冷战结构残余及冷战思维残余。前述朝鲜半岛分裂和中国未能统一台湾、各国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历史问题未完全清算、领土领海等主权问题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信任赤字”等,都根植于或部分根植于历时约半个世纪的冷战史。以此为背景,亚太已成为国际热点集中区域,朝鲜核危机不时形成高潮、各国围绕领土领海主权的争端时起时伏、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等,加剧了地区不稳定感。尤其严重的是,作为亚太头号强国的美国,依然存在严重的冷战思维,企图继续维持其在亚太的旧同盟体系这种冷战架构。美国战略界有人批评美国亚太战略过于“理想主义”,主张回归现实主义,甚至呼唤美国出一个“新梅特涅”,以应对“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即使是布热津斯基这样提出“G2”论、主张中美合作的对华“现实派”,也念念不忘要美国汲取 19 世纪英国的欧陆均势政策,继续在亚太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他主张美国一方面要坚持与中国“接触”、“对话”,同时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尤其要继续加强美日、美韩同盟,拉住印度等,以求减小“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减小中日、中印、中俄之间出现“战略误判”的可能性。综而论之,要在亚太推进以和平合作为基调的地缘政治范式,最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解决一些具体议题上的麻烦,而在于如何消除亚太各国间的“信任赤字”,促使美国放弃其视为战略基石的亚太冷战同盟体系以及其自鸣得意、以不信任中国为思维基础的“离岸平衡手”定位。

  第四,由于亚太各国内部的多层次矛盾关系,以及普遍存在的“信任赤字”,加上美国奉行名为“离岸平衡”、实为挑拨离间的亚太战略,亚太已成为国际军备竞赛的新灾区,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地区紧张,加深各国间的“信任赤字”。当前亚太军备竞赛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各国普遍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报告,2012 年亚太地区( 不包括美俄) 的军费开支总和已经超过欧洲,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表明全球军事力量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亚太。在亚太军备竞赛中,印度一马当先,其 2012 财年的军费开支较上年增长17. 6%,达400 亿美元。东南亚尤其是亚太军备竞赛的重灾区。2011 年,东南亚军费开支总额为 245 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了 13. 5%。预计到 2016 年,东南亚军费开支总额将增至 400 亿美元。二是各国普遍大量采购先进军事装备。印尼 2006 年军费开支仅为26 亿美元,2012 年增至 80 亿美元,其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进口军事装备。用这些钱,印尼新从美俄等国进口了包括 F -16 战机、C - 130 运输机、海军战舰等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2012 年 1 月,印尼又签订总额为 11 亿美元的军购合同,增购潜艇、坦克。越南增购了 7 艘以上的新护卫舰以及订购了 6 艘俄制“基洛级”潜艇。菲律宾为增购军事装备,2011 年军费开支也增至 24 亿美元。目前,世界上进口军事装备最多的前 5 个国家都在亚太,包括印、巴、韩等。新加坡只有区区几百万人,2012 年军费开支竟高达97 亿美元,并名列世界军事装备进口国前五位置。三是美国对亚太军备竞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奥巴马政府宣示未来 10 年美国虽然会大幅削减军费及裁减驻欧军事力量,但将继续加强驻亚太军事力量、继续保持 11 个航母战斗群; 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开辟新基地,进驻 2500 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等。这本身就是亚太军备竞赛的一部分。美国还是亚太不少国家进口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国。美国长期抵近中国海岸搞海空侦察、不时刺激朝核问题及南海问题,导致亚太国际关系长期“适度紧张”,以及坚持其同盟体系和“前沿驻军”,也是导致亚太军备竞赛加剧的重要根源。四是不少国家加强军备有“剑指中国”的意图,如越、菲、印、日等,这也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在军备方面的反映。

  最后,亚太一体化处于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太一体化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其突出标志是东亚峰会的召开、“东盟 + N”扩员为容纳印澳美俄的“东盟 +8”、APEC 年年“欢快聚会”,以及一些次区域组织的活跃。然而,亚太一体化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未能解决。一是领导权问题。环顾全球,所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都由区域大国领军,如欧盟由德法英三驾马车领军、独联体由俄罗斯领军、非统由埃及等领军、南锥体由巴西等领军,唯独亚太一体化由一群小国领军,是所谓“小马拉大车”。原因在于,亚太各主要大国身份尴尬,一时不适合担当亚太一体化的领导者: 日本是战败国,且未完全清算“侵略历史”; 中国曾在亚太长期受美国孤立、打压,又奉行“韬光养晦”战略; 美俄印等曾是域外国家。不仅如此,这些大国还相互牵制。这就给了东盟领导亚太一体化进程的机遇。问题是: 当亚太一体化进一步扩大、深化时,一群小国是否还能胜任领导角色? 二是一体化的地理范围问题。亦即亚太一体化是扩大到“大亚太”还是限于“老亚太”甚至限于“老东亚”? 三是机制问题。是以“东盟 +N”或以 APEC 为基础还是另起炉灶? 机制问题又与领导权、地理范围等问题相关联。四是区域机制与次区域机制的关系问题。有一些次区域机制,如中日韩合作机制、东盟峰会、大湄公河流域合作组织可以认为是亚太区域化组织的补充,但美国策划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 以及上合组织则可能与亚太区域化组织存在不和谐音。此外,还存在一个美国与亚太一体化组织的关系问题。美国一方面不能容忍一个排除美国的亚太一体化组织,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全心全意推进亚太一体化,这与美国的区域身份定位仍未彻底解决相关联。尽管奥巴马、希拉里等反复声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并加紧“战略东移”,但在政策实践中,美国又一步三回头。诚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亚太对美国而言“仍然不过是全球多个区域中的一个”,美国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毫无悬念地“扎根亚太”。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参加东亚峰会和“东盟 + N”,另一方面又另搞 TPP; 一方面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做出融入亚太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以离岸国家身份对亚太搞“离岸平衡”。美国这样做无疑加剧了亚太一体化进程的复杂性。

  

  三、关于中国亚太地缘战略选择的思考

  

  在探讨中国的亚太地缘战略选择时,首先要弄清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诉求。未来 5 -10 年,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诉求、或者说地缘战略目标简单而明确: 争取并积极“塑造”一个和平的亚太战略环境,包括积极、有利的经济、贸易环境和安全环境,以保障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 8% 左右的年均增速,进而保障中国沿和平崛起方向继续向前迈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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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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