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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章: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的民事限制

更新时间:2012-07-25 17:10:39
作者: 李绍章  

  

  【摘要】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性权利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应受到限制。不同的民事主体,其权利行使之限制根据和方法存在差异。就民事限制而言,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受到行为能力的限制,父母对亲权的行使构成对未成年子女性权利的正当干预,监护制度对作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之性权利行使形成制约,婚姻家庭制度的配偶权及夫妻忠实义务间接限制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民法之公序良俗原则亦为对未成人性权利行使的民事限制。限制未成年人参与性援交或性权利之行使,其目的不在于限制本身,而是通过适当的必要的限制,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最终保护目的。

  【关键词】未成年人;性权利;限制;援助交际

  

  引言:问题的提出

  

  “援助交际”(enjo-kosai)是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日本的一种社会现象,英文表述是“有偿约会”(compensateddating),也被简称为“援交”,通常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女子,多数是高中在校女学生,为了获得金钱资助、奢侈商品,与年龄较大的成年男子——糖老爹(SugarDaddy)约会、聊天或者提供性服务。[1]援交自从日本发端后,逐步蔓延东亚,并在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的不少城市也出现了援交现象,[2]援助交际遂引发社会关注。

  从援助交际的最初涵义来看,它包括约会、聊天、逛街、K歌、看电影、吃饭等服务,但也有提供性服务的援交内容,因而援交必然涉及到性权利及其行使的问题;从援助交际的参与主体来看,一方多为成年男子,另一方多为少女,也就是说,未成年女子是为成年男子提供援交服务的主体,因而援交又必然涉及未成年人问题。随着援助交际的渐趋流行及对城市各个角落的渗透,成年女子也逐步加入援交队伍,使援交主体结构更加丰富。可以想象,在援助交际尚未得到规范治理之前,未成年男子提供援助交际服务的趋势,亦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可能。而未成年人群体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同时会引发甚至加剧社会对援助交际的关注,至少在援交规制问题上会给予更为理性的权益考量。

  因此,如何从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方面加以剖析援交现象,并审慎地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无疑应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拟以援助交际为引子,从性权利的内涵界定入手,就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的民事限制作一探析。

  

  一、性权利及其限制问题之一般

  

  “权利行使,自从罗马时代至18世纪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皆属个人自由,但自社会本位之法律思潮兴起后,为调和公私利益,个人权利概念渐受限制,因而强调权利人对社会所负之责任,主张权利之行使应受一定限制”。[3]易言之,民事权利的行使有一定的限度或者界限,这一界限其实是对作为民事权利内容的民事利益处分的圈定,超出了这一界限,就是对民事权利的滥用,被滥用了的“民事权利”由于超出了圈定的民事利益的处分范围,也就不再属于民事权利。基于此,属于民事权利的性权利亦不得滥用,即不能以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代价行使性权利。至于双方同意对于自身性利益的处分行为是否理所当然成为在法学理论中找到合法根据的理由,需要考查当时民事主体的这个“同意”是否超出了民事权利行使的界限,如果超出民事利益处分自由所圈定的界限而作出的处分该民事利益意思表示(同意),即为典型的民事权利滥用。根据前述结论,这种超界限的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使)已经不属于民事权利范畴。换句话说,属于法律规则所圈定的民事利益处分范围,既然已经有了法律圈定,而民事主体再去超越这一圈定处分民事利益(行使民事权利),当然就不是行使民事权利,也就没有什么“合法依据”可言。

  从自由权角度来看,人具有人身自由,非依法定程序不受非法限制甚至剥夺,而性自由是人身自由的一个内容,“性权利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拥有人权的一切基本规定性。性权利是作为有性人应该享有的性的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和权利”,[4]所以,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是行使人身自由的典型体现。可见,在民法原理上,性行为的进行至少是人行使身体权和自由权的表现。从这个角度讲,无论发生婚前性行为还是发生婚外性行为,都是在依法行使自己的私权,他人无从干涉。只是在具体到每个个体时,要具体分析其权利界限的圆周,即其行使权利的范围(自由空间)有多大。

  与此同时,民事权利不仅具有法律性,还具有道德伦理性。民事权利的法律性所指示的权利之界限,有的以法律直接确定,有的则以合同加以约定。民事权利的道德伦理性所指示的权利之界限,则是由社会公共伦理道德和每个人或者一定群体内的具体道德伦理规范所确定。相比民事权利的法律性所指示的权利界限,民事权利的道德伦理性所指示的界限,会更为灵活,并且会因为权利主体之不同而导致每个具体权利界限之差异。然而,也正是权利的道德伦理性所决定,权利行使正当性之判断,也不完全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自治和道德判断,也要受到来自交易对方、第三人以及社会公共道德的检验和判断,这也是权利不得滥用的道德制约机理。

  缘此,任何权利都不能滥用,性权利也不例外。如果不顾性交易伙伴的意愿、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而发生性关系,那就是滥用性权利。例如,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这一规定尽管只规定了忠实义务,没有直接规定违反该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但是,这种倡导性的道德色彩极为浓厚的法律条款,毕竟昭示了我国法律对夫妻之间忠实相待的立法态度,这当然包括性方面的忠实。不过,这一规定也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一种倡导,而具体到对是否履行忠诚义务的判断,依然要通过个案分析来作出具体评判(下文还有专门分析)。因为每个人对忠诚义务的界限要求不同,自然也就会产生容忍和谅解之界限的差异格局。易言之,法律所确定的性权利,应该是在合理范围内根据不同个体情况自由波动的现代性权利。这样理解性权利,既可以彰显法律对起码人性的基本尊重,又可以减少道德谴责和法律问责的多余尴尬。

  当然,民事立法上,对不同的民事主体的民事利益会有不同的圈定,比如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隐私利益处分的圈定就与一般公民的圈定范围不同。同样,对于未成年人的性利益处分圈定依然会有特别的或者不同的圈定结果,所以,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在行使方面的自由空间会小于成年人。那么,这个“特别的或者不同的圈定结果”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有这个“特别的或者不同的圈定结果”呢?

  

  二、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的民事限制:原因与方法

  

  权利行使之限制,就限制力而言,有权利主体自我限制和来自外在力量限制之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其自身有限制权利不当行使之自觉,一个理性的权利主体会遵守权利行使之规则,在法定或约定权限范围内正当行使权利,滥用权利或不当行使,则会引起相应法律后果;但就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者而言,其权利行使之限制则往往多为受制于外在力量,包括制度控制和人为管束。就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而言,其所受到的限制自然是多元化、多根据的,包括社会政策及法律控制等。仅以法律限制为例,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即会受到来自刑法、行政法等公法限制以及民法等私法限制。如与未满14周岁者发生性行为,即便完全出于自愿,亦构成奸淫幼女罪,通过定罪的刑事控制方法,间接地限制了未成年人性权利之行使。下文仅以民事法律为视角,分析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限制之原因、根据和方法。

  (一)限制之一:行为能力的局限性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性权利应受到民事能力的限制。从权利能力的角度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资格。性权利能力则是自然人依法享有性权利、履行性义务的资格。按照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原则,性权利能力也一律平等,即每个自然人都享有平等的性权利能力。

  但从行为能力的角度观察,自然人的性行为能力是不可能平等的,反而会受到来自年龄、精神状况等因素的限制。“民法上的人为理性人,只有具备了行为能力,才能达到‘被规定了的’理性标准,才能去进行意思自治、支配物权、被因过错而归责,否则,其虽为主体,却用理性的拟制来说明”,“行为能力是理性主义的实证贯彻”。[5]在民法学上,所谓行为能力系指“人之行为能发生私法上之一定效果之资格,即能以独立之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而取得权利及履行义务之资格”,[6]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资格。如果说,权利能力仅仅是为民事主体提供了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资格,使其具备了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可能,那么,行为能力则使这种可能性通过相应的行为变为现实。因而,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行为能力,才有可能使可能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性行为能力亦然,它是“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享受性权利和履行性义务,从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资格”。[7]因此,行为能力是限制性权利行使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成年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甚至无行为能力阶段,其行为能力相对于成年人而言,具有局限性,对其性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是合理的。

  顺便指出,根据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以自己的独立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在法律上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此种情形,其性权利行使所受行为能力的限制会适当放松。这类群体虽属未成年人,但因其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从事民事活动,其有权选择性权利的行使时间、方式及对象,只要不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法律原则,在法律上应当不被禁止。从这一意义上说,限制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行使,并非一概而论、千篇一律,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限制规则本身也有限制。

  (二)限制之二:亲权对性权利行使的正当干预

  亲权是近现代各国父母子女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亲权”一词为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所采用,英美法系国家不称亲权,皆称监护权或父母权。[8]在现代各国亲权立法中,亲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身份上和财产上的监督和保护为内容的权利义务的总称。可见,亲权制度专门针对未成年子女,在权利层面专门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但从亲权的内涵来看,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不仅包括权利,也包括义务。一方面,未成年子女作为父母的晚辈直系血亲(包括拟制的),有权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管理、教育、保护。另一方面,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教养,促使其健康成长、保障其合法权益,又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亲权行使具有明显的职责属性。父母原则上不得抛弃法律所认可的父母身份与地位,因而也不得抛弃或转移父母的亲权。

  据此,未成年子女从事援助交际活动时,尤其是涉及性内容的援助交际活动时,作为亲权人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上述行为进行管束,既是其有权利,也是其义务。毕竟,“处于成长阶段的少年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少年自我保护能力尚差,很可能受到恶劣环境的伤害;另一方面,少年也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感染、诱惑而发生犯罪和不良行为。为了避免少年成为环境的牺牲品,避免少年、社会两受其害,对于少年应该注重教育和保护”。[9]因此,管教和保护是亲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而言,管教是父母管理教导子女,以谋求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之利益,保护则是预防和排除危害,以谋求子女的身心安全之利益。“亲权人应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使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并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子女德智体全面发展,预防和制止未成年子女的不良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亲权人可以采取说服教育、斥责等必要的手段惩戒子女,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可以采取措施严加管教”。[10]从亲权的这一内涵来看,如果未成年子女从事以性行为作为主要内容的援助交际,父母可以对其性权利的不当行使,通过管束的方式加以限制。

  管束是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直接限制,但并非根本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从预防未成年人滥用性权利的角度看,父母应在日常的亲权行使过程中,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合理的行为指导,通过适当的教育和引导,防止未成年子女误入歧途。就包含性内容的援助交际而言,性教育和性行为引导应成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行使亲权的一个必要内容。

  此外,就与限制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有关的亲权内容来看,亲权权能中的住所指定权亦可为未成年子女性权利的行使提供限制依据与方法。德国民法和日本民法对此皆有规定,[11]我国民事立法对此尚未规定,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其所在的寄宿制学校应当及时查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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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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