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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官僚制在新中国的复活(1949~1976)

更新时间:2012-07-24 12:25:23
作者: 王霄 (进入专栏)  

  无数的徐水事件证明了官僚制与这个结果的内在的与必然的联系。社会主义官僚制的能量就在于不仅它本身造成荒诞,而且社会各行各业都会被其裹胁,放大这种荒诞。后来李锐曾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而刘少奇则指斥大放阙词、满纸胡言的《人民日报》要为大跃进的浮夸风负一半的责任。当然,在当时的官僚集团中,不乏实事求是、头脑清醒、重视民瘼、为民请命的好官。在正式确立“超英赶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判了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右派分子,其中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等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是在这次大会上被撤了职,罪名是右倾保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就党的左倾错误的上书,也发生了毛泽东的秘书们如田家英、李锐、陈伯达就大跃进问题与地方大员们的激烈争辩。遗憾的是本来要纠左的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挑战他的领袖权威,从而在这次斗争中,依靠官僚集团,将那些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彻底打倒[15]。

  毛泽东悲剧的深刻性之一,是在这种极权专制体制下,“真正能够左右局面的只能是权力与利害,不论是毛还是他的属下。……胡开明们不是不承认毛主席和党的必然性,但他们觉得在毛和党之上,毕竟还有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还有人民的利益。而在刘子厚张国忠们看来,毛和党就是最高的必然性。如果毛跟客观规律性、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需要改变的是后者,哪怕闹得饿殍遍野。这是党性的要求。……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以非理性的唯意志论压倒理性与常识的过程,就是以党性消灭人性的过程。而在组织措施上,则体现为逆向淘汰。[16]”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与官僚集团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他当时就对官僚集团有种种不满,但他还得依靠这个集团来推行他的极左路线;虽然在与人民的关系与反特权上彭德怀可谓他的真正的战友,但他却不能引为同志反倒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正是张博树所说的毛泽东对官僚集团认知逻辑和自身利益逻辑上的错综复杂地交织、错位与矛盾。而官僚集团本身,也表现出一种集体的人格矛盾:他们屡遭毛的打击,却每次都在这种羞辱中和羞辱后急匆匆地向毛表示忠心,并甘愿执戈为王前驱。毛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奇妙的关系,一直发展到文革,才有了一个彻底的清算。

  (二)政治因素

  王亚南分析总结出的官僚政治的三个典型特征——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17],尤其在按照苏联模式建政的新中国,有了惊人的发展,而在这种发展中,中国官僚集团悄悄地形塑了自己的特殊品性:

  1.党国体制和党军体制

  在党国体制这一点上,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列宁的学生,不过作为列宁的正统传人,毛泽东让这种在夺权时屡屡被共产党批评的体制在掌权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除了将国家权力机构虏获为党的附庸之外,在党对社会所有场域的渗透与主导中,中国做得比老大哥更出色。中共官僚不但进入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不但进入了传统中国国家权力不正式进入的广大农村[18],不但进入了中国的城市居民社区,形成了无往不届、无微不至的国家控制网络,而且在后来,通过政社合一、政企合一、政学合一以及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将官僚制的包容性与贯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方面特别取得重大成绩并具有示范作用的是毛泽东对农村、农业与农民的改造。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将他们强迫驱入政治化生产化军事化合一的集体组织,是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本无足怪。但是中国的情况与苏东有很大不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依靠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村的支持。农民的粮食甚至生命,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从本质上说,中国革命更像是一场现代的农民起义。因此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对农民的举动,很有恩将仇报的意味,不但遭到了农民的激烈抵抗,而且受到了党内战友比如邓子恢的坚决反对。不过我们只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曾经有人对毛泽东的农村改革包括人民公社化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做出独特的解释:他此举主要是为了控制农民。[19]。中国共产党在建政后一直对农民有着奇怪的恐惧,除了对他们经济上的剥夺和政治上的控制外,甚至一直不允许农民有一个哪怕是官办的农会,就像工会那样,以在表面上代表农民的利益[20]。毛泽东的农业及农村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农民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俘虏和奴隶,生活在与城市隔绝的边鄙之地,长期为城市提供食品和原料,并被组织起来进行规模浩大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基本建设。这还不算,毛泽东在文革中甚至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与贫困的农民争夺微薄的剩余农产品。

  需要特别说一说的是中国军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暴力的统治,而军队正是这种暴力的主要部分。对于枪杆子的重要性的认识和运用,毛泽东超过了列宁,与他比肩的同样只有蒋介石。但在对军队的控制上,毛泽东也胜过了蒋介石。这就是他创造的党指挥枪,以及支部建在连上的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党军体制。虽然党军体制并非中国的独创,但它在中国似乎走得更远,比如同样是作为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委员较之苏联红军中的同行,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斯大林在清除了军队中的元老之后,很快取消了政委制度,而只设立政治副首长),特别是在和平时期。同时毛泽东一直牢牢地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据说如果没有他的同意,直接领导军队的元帅们如彭德怀、林彪、贺龙和叶剑英,甚至不能调动一个团的兵力。

  中国军队不但始终置于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绝对领导之下,而且始终是国家各级行政区域和企事业单位军事化管理的组成部分(如地方和企事业单位的武装部担负着民兵管理),并时刻担负着执行特定政治任务的工作队的职能。在毛的精心安排下,军队在特殊时期直接参与政府行政管理甚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如参加四清、社教,在文革中更要支左,组成军宣队进驻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接管领导权力。军队干部与政府干部也随时进行交流,在高层有一些大员,在军政两方面自如地转换或者兼任职务。特别是军队的转业干部,成为地方官僚集团的重要补充,并且成为一个显着的派系。

  1960年代,林彪元帅接管军队后,军队建设在突出政治、忠于领袖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毛的欢心。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学习解放军运动在全国蔚然成风,并持续到文革结束。

  总之,在新中国,军队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楷模,军队各级指挥员作为官僚集团的重要部分,也是官僚专制的楷模。文革期间,在军队政治化、社会化、权力化方面,登峰造极,在九大选举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一半还多;而当时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几乎完全是军人,因此外国判断中国已经是军人政权。军队一时风光无两,甚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把参军并入党提干,作为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这意味着一脚迈进入了中国的特殊阶层,不但享有崇高的政治荣誉,而且在恋爱结婚工作方面都有优先权,一辈子有了衣食无忧的保证。

  2.领袖独裁与群众运动奇妙的结合。

  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毛泽东时代的特色之一,而所有运动都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的,它们都叫做群众运动,当然也有人说是“运动群众”。不过,当时毛泽东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是作为他的思想与路线的基本政治特征的。因此他赋予人民群众以很多的政治权利,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似乎人民群众不但是国家的主人,而且是各个单位的民主管理的主人。在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之间,也流传着许多美好的故事。群众基本上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与期望,在所有的运动中都表现出极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与毛泽东上下呼应,成为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时的利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仍然为毛泽东支持工人罢工、示威、反潮流、上访告状的行状感慨万分,也为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政治权利的充分及行动的疯狂惊叹不已。

  当然这一切,是在那一时代的最大运动——造神运动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与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奇妙地并存与结合。毛泽东的独裁也与对他的神化是同时进行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结果。个人崇拜有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不但是革命时期“大救星”现象的延续,而且从苏联的情况看,这是一个政权政治制度初始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如果我们采纳德热拉斯关于新阶级分期的观点,那么在新阶级形成和巩固的两个历史阶段,必然对应着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初起延续和独裁日盛致极的阶段。在中国,由于2000年君主专制社会的深厚传统,这种领袖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好像就更加容易。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走的都是这个路子,无非是毛泽东将它登峰造极而已。

  但是从官僚制建立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却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一种紧张和矛盾。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以往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指出官僚制对民主的破坏(托洛斯基更指出苏联的低文化水平所产生的民主制度不足以对官僚制形成制约)的特点,我要说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独裁似乎与官僚制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极力避免他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演变成为过去2000年历史里的中国农民起义导致的改朝换代,也对官僚制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与斗争;但另一方面,他的武器是独裁和群众运动,即他与人民群众的直接结合来对官僚施以压制,而这其中,又是以他为绝对的主导,而后者正暗含着官僚制的某些规律性特征。毛泽东根本否定民主与法制,认为宪法和法律都是摆设,而西方的民主制度与形式是假的,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他才承认如果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斯大林不会成功。不过,他认为他比斯大林更英明伟大。确实,在与官僚集团作斗争方面,他表现了一种始终如一的自觉性与大致上的坚定性。只不过,这种依靠领袖个人能力与人治方法的斗争,只能是让天下大乱,而不能彻底消除官僚制的危害性。反而,在毛泽东的表率下,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整体形成了人治的特性,这一点,一直延续到今天。而那些试图民主建国建党的领袖人物,无一不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不但毛泽东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而且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也并不因毛泽东的格外垂青而有真正的政治地位与权益。“四大”和“反潮流”并非常态,实质上,人民群众必须成为官僚集团的从属者和被奴役者,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被奴役的角色,甚至表现为他是所在单位领导的奴隶。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如果我们联想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你是一个单位的“革命”群众,甚至是一个党员,但当“阶级这把达摩克利斯宝剑高悬在党员干部的头顶上,说到底就是要强化全党对中央的忠诚度,因为只有中央才是最懂阶级问题和最能够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在中共普遍的军事化传统及其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极度强化中共金字塔式的等级观念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长官意志。在这种体制下,对阶级忠诚与否决定着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而对阶级的忠诚,只能通过对党的忠诚来体现;对党的忠诚,又需要通过对上级的服从来表现。结果就是,上级对下级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对上级却碍于民主必须服从集中,下级必须服从于上级,不仅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而且必须加倍地去贯彻执行上级的意志。身为(上海)本地干部的周克就回忆过建国初期中共干部关系存在中的这种现象。他写道:因为自视是南下干部,因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之一的马天水对本地干部一向声色俱厉。而因为曾长期在延安工作,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对下级更是极其霸道。在下级的工作汇报时总是随意打断,总是疾言厉色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将军’式的拷问,还‘不许回嘴’、‘不准解释’。就是对排名仅在其后的其它书记,包括对马天水,也照样经常不给好脸,甚至会当面责骂。‘不许回嘴’、‘不准解释’,稍有不满,即可能招致政治上的种种刁难与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渐渐开始成为当时中共干部体制内上下级关系的一种常态了。[21]”

  3.强化的等级制及特权

  作为官僚制最本质特征之一的等级制,无论是在文官起源的中国,还是在后起的西方,甚至苏联模式下,都是一种必须的存在。而特权是等级制的本质特征。特权表现了上等阶级——在本书的语境下就是官僚——的超出国民的待遇,因而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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