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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律师何为?——专访张思之

更新时间:2012-07-20 09:29:43
作者: 张帆   张思之 (进入专栏)  

  

  张思之,一个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的律师,却在法律界被尊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他总是为“异端”辩护。从1980年为“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再到后来的郑恩宠案、黎元江案等,对于这些明知不可为的辩护,他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最大努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走下辩护席,这些年来,他广泛介入社会公共领域,在一些关涉国家及民族进步的重大事件面前,他毫无惧色地挺身而出;对诸如聂树斌案、吴英案、李庄案等一些影响深远的案件更是大胆发表意见,先后做出了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表态,成为一名广受尊敬的学者。

  在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的专访过程中,这位已是85岁的老人口中时不时蹦出几个骂娘的字眼,同时却对弱势大众表达着深切的同情。

  “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这就是张思之,一个有所担当的律师和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远征印度,求学报国

  

  遗忘历史的恶果就是人民被愚弄,是非混淆,道德沦丧

  

  财新《中国改革》:1938年,你在11岁时逃难到四川,在此之前你的童年是怎样的?你的语言造诣很高,是不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有很扎实的功底?

  张思之:我曾祖父、祖父都是中医,家传“肥儿丸”秘方在老家郑州非常有名,从小便看惯满屋“华佗再世”之类的牌匾。不过,祖父不务正业,吸食鸦片,家道因此中途败落。

  当时政府要修铁路,强征了我家田地,给了很少一点补偿,全家只能靠出租剩余房产为生。

  我父亲学了西医,靠自己闯出条生路。作为长子长孙,我被寄予厚望。记得11岁左右读了《左传》,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些篇章。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在那个时代,别的孩子很早就读这些经典了。

  1938年初,日军轰炸郑州。祖父说一定要送我和叔叔出郑州。于是,我们经陕州、西安,抵达绵阳。

  财新《中国改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远征军近些年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你在16岁时就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飞赴印度。这是怎样一段人生历程?

  张思之:其实,真正的远征军是指1942年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我参加的是“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

  当时,我正在位于四川三台的国立18中上高中,它实际上是东北大学“附中”。1943年11月15日,国民党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在东北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号召“投笔从戎”,我们这些高中生也被动员去听了。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11月12日是我16岁生日。那天下着小雨,学生们一个个听得热血沸腾,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当场就报了名。

  在成都军训半年,1944年7月,我们坐美国运输机沿着险恶的“驼峰航线”飞抵印度。

  我被分配到炮兵第五团特务连,其实就是特殊勤务连,为团部服务。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我却因为这个名称受到牵连,挨了整。

  我们这个连的任务是服务作战,没什么军事训练,可以说我没有受苦。其他大多数同学可就惨了。那时,部队采取德国方式训练,很严酷。

  不过,我们这第一批学生远征军去前线的少。在我们这批之后,国民党在1944年底1945年初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即所谓国民党青年军,大部分送到缅甸战场去,直接上了前线。战果辉煌,但损失也惨重。

  1945年初,中印公路打通。此时,在正规军的艰苦作战下,日本处于败局,盟军总司令部要求精锐部队回国,于是,我就回国了。

  这段历史对我来说,时间短、也无所作为,根本没上前线,与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比起来,我留下更多的是惭愧。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提到过章东磐《父亲的战场》,这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纪实作品,让流落在历史之外的那支部队和那段往事开始回归。然而,这段悲壮的民族历史因何会在很长时间里被遗忘?这样一种习惯性遗忘,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

  张思之:中国远征军战史是“二战”史的一部分,值得大书特书。之所以被长期遗忘,我认为,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要是因其将领有的并非蒋介石嫡系,所以不受重视;从共产党方面来说,远征军回国后大部分拉到山东、东北战场打内战,大多成了俘虏,而且长期以来,所有国民党军都被叫作匪军,在过去的特殊历史时期,不可能允许留下记忆。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凡是在关键问题上遗忘历史的,都是为了篡改、伪造、主宰历史,自古以来无有例外。

  这种现象很可怕,很可耻。像前些时候网络上居然出现“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的“论文”,那些饿死的人就这样被虚无掉了。

  这也印证,遗忘历史的恶果就是人民被愚弄,是非混淆,道德沦丧。

  财新《中国改革》:回国后你为何又重返学堂?

  张思之:部队回到昆明,我想既然不打仗了,还是应当回去读书,于是又回到了18中。

  这时,日本正式投降,学校从哪来还要回哪去。

  我本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从四川到了西安就停下来了,因为我有一个伯父在那里。当时正值暑假,加上交通已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北上只可步行,伯父担心安全,就把我留在西安读高三。

  我在西安上的是一个教会学校。学校有个规矩,晚上十点之后必须熄灯。可班上有位同学偷偷点灯看书,被牧师发现,要开除他。

  我这个人一向感情冲动,认为开夜车读书而违反校规,教育一下不就完了?还要开除,太过分了。

  我提出罢课,没想到全校都支持我。

  那年寒假,学校给我家里寄来一封信,说你们的子弟非常优秀,但我们学校办得差,请转到别的学校去吧。

  于是,我转去了另外一所教会学校,没想到新学校对我也很歧视,扬言不给我发毕业证书,我赌气去了南京,以原国立18中高二肄业的名义,报考了大学。

  财新《中国改革》:当时你想报的专业就是法律吗?

  张思之:不是,我想学的是外交,因为总觉得中国之所以让人家欺负是因为中国外交不行,想通过外交救国。

  当时,只有国立中央政治大学有外交系。但是,这个学校是为国民党培养县级干部的,我自认不是做官的料,就没报。

  因为外交系,一是跟外语比较近,二是跟法律比较近,所以我就考了这两类学校,而且都考上了。

  我本来准备去南京上外语系,可父亲一个朋友是朝阳大学毕业的,他对父亲说那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无论如何也要上。

  于是,父亲就把学费寄到北平,逼我必须上朝阳大学。

  财新《中国改革》:看来,是你父亲替你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对此你抱怨过吗?

  张思之:我当时只能服从父亲的选择。事后想来,即便我当时选择学其他专业,人生命运也未必会更好。

  财新《中国改革》:你1947年入学,1948加入中共地下党,1948年底便去了解放区。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你的法律知识是在那时积累的吗?

  张思之:其实,上大一时我基本上没有接触什么专业课。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的完全是照搬苏联的法律。

  学法理什么的还好,至于像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这样具体的法律也照搬苏联,就有点荒唐了,国情完全不同嘛。

  事实上,我学法律的入门阶段,还多亏当年在北平市法院时那些原国民政府的法官,当然,这是后话了。

  财新《中国改革》:这么说来,你在朝阳大学主要是“闹革命”了?

  张思之:入学之初,我下定决心埋头苦读。不料,第一学期还没修满,就飞快地演变成一个彻底的“地下工作者”。过程没有那么神秘。加入地下党并非我自己申请,而是地下党找到我,给了我一个通知:“从今日开始,你就是候补党员。”

  当时的工作主要就是搞读书会之类的社团组织,跟同学们一起写写墙报,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大字报。不过,学校的革命环境还是比较险恶的。

  此生令我最难忘的是1948年12月2日,国民党特务发动最后一次对在校共产党力量的打击。

  那天晚上,我感觉气氛不对,就去找“上线”,但未得要领,他说都到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军队就要围城),不会出什么事的。但紧跟着,就看到我宿舍门前已经站了几个特务,我便立即从二楼跳下,跑去通报下线。

  路上,同学李雨农抓住我,要我赶快想办法逃出校门,他在外面接应。看到几个特务聚在校门口,才吃完饭的样子,我立即裹着大衣卧倒在地,慢慢向前滚了一两百米。

  就这样,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滚出了朝阳大学”,脱离了危险。那天晚上一共抓了几十个人。

  财新《中国改革》:然后,你就去了解放区?

  张思之:12月中旬,我辗转来到位于河北泊头的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党员被要求一律留下,说傅作义就要投降了,你们得回去接管国民党政权,只得暂时在泊头待命。学习了一个月的城市政策,其实就是用党的革命理论来改造思想。

  在这里,我被组织要求改名,于是给自己起名“思之”,意即“想一想”。

  当时,解放大军兵围北平,中共北平市委业已组成,彭真率部驻扎在良乡城内。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统一配置下,从解放区各地抽调了十几名司法干部,准备进城接管国民党法院。

  学生们原来是哪儿的就归哪个口,于是,我这个披着深灰军装的“娃娃兵”,不谙世事,只是学了几天法律,就又跟部队回到北平参加了接管。

  

  新旧司法交替,坎坷法官生涯

  

  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使中国法治建设大大被延误

  

  财新《中国改革》:这是怎样一个交接过程?

  张思之:1949年3月,接管国民党法院的工作顺利完成。不过,议定诉讼活动仍由原先的“推事”(即法官)照常举行,并不中断。

  惟一的变化是,接管人员在推事审案时,要与他们并坐在审判台上,只听不问,起监督作用。

  推事们熟悉法学,功底深厚,推断事理,富有经验,判决文书写得言简意赅,有的已臻佳境。他们哪会重视我这个“儿童团”。一个有着地下党身份的推事告诉我:他们都喊你“娃娃”,说“那个胖娃娃坐在台上陪着审案,有意思”!

  我无意猜测那“有意思”的感叹里含着什么意思,只因佩服他们的功力,加之根本不懂诉讼的种种程序以及审判的奥妙,想向他们学习审案,思考怎样推理,琢磨如何“制服”人犯,特别是想探求他们在完成规定程序之后怎样下判。

  我几乎天天都坐在审判台,也不管他们烦不烦!

  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法律启蒙老师,他们的实践丰富了我从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的关于法律是阶级统治工具的知识,体察到法律除了阶级性外,还有继承性的另一面。

  这一点抑制了我当年大有可能不断扩展的“左倾幼稚病”。

  待到1949年4月人民法院成立,我被任命为“学习审判员”,已经能带着两个留用书记官独立审判案件了。

  我们这个合议庭(当时称为“民事第8审判庭”)干得有声有色,人们夸我的判决文书写得够“格”。

  财新《中国改革》:在当时,“旧法统”被彻底摧毁,可新的法制与规范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你们是如何展开法律工作的?

  张思之:当时,我们名义上运用的是《共同纲领》,就是代宪法,用《纲领》和党的政策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但是,骨子里我们跟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并没有分开,还是延续着。因为它代表的还是法律的基本精神。欠债还钱,是不是?

  我不会因为当事人的社会身份而做出非法律标准审理的案件。当然,我个人没有掺杂这种“人的因素”,不等于说其他人没有,更不能说我们那个集体没有。

  财新《中国改革》: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听说你当时在刑庭处理了不少这方面的案子?

  张思之:我1951年6月末到刑事庭,此时大规模“镇反”早已开始。我受命担任庭长助手,同时负责清理“敌逆产”案件。处理这批案子,无法可依,但政策规定具体,也不易出错;大案直报张友渔副市长,由他把关。

  “镇反”高潮中,狱中忽传情报,称一批在押一贯道点传师密谋组织暴动。当年狱政归公安统管。鉴于事态特别严重,经法院院长王斐然同意,我们先向市公安局冯基平副局长(局长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任,后由冯继任)通报情况。

  记得当时冯把桌子一拍,指着一摞材料冲出来一句:“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你们赶快把材料研究一下,从中杀一批!”根据什么“杀”呢?他没说,我们也没问。

  然而,我们都觉得不踏实。点传师全是重刑犯,看管严,怎么可能组织越狱暴动?现有的几十份交代材料,在主要之点上竟然完全一致,让人不敢轻信。

  后经专门审查,原来是有人妄图“立功”减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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