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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律师何为?——专访张思之

更新时间:2012-07-20 09:29:43
作者: 张帆   张思之 (进入专栏)  

  那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不仅是对历史问题的一个交代,也是中国律师制度重新确立的一个历史起点。

  张思之:1980年,中央决定审判“四人帮”,需要有律师介入,司法部要求北京派出4名专职律师。辩护组负责人原本是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没想到他说什么也不做。

  辩护组一共17个人,其中,专职律师只有6个,而两个来自上海的都属于民主党派。我既是专职律师,又是党员,这个负责人就这么落在我头上。

  财新《中国改革》:你给“四人帮”辩护,不怕别人把你也当成坏人吗?

  张思之:当了一辈子的驯服工具,已经习惯于只要是组织交给的任务,都应当努力去完成。当时我就认为审判“四人帮”是正确的,他们这些人是坏蛋,有罪,确实该审,不过客观上他们也需要有辩护人。

  财新《中国改革》:对你们的辩护,当事人是什么态度呢?对此案,上面又有什么指示?

  张思之:最早我被指派去征求江青的意见,担任她的辩护律师,结果被拒绝。随后,我又被指派给李作鹏辩护。司法部对我们确实是有要求的。第一条是事实部分不能动,说经过那么多人,审查了那么多年,这都是铁打的,绝对错不了。第二条是罪名不能碰,即反革命的罪名不能否。但是,我们看了案卷之后,觉得有的事实不能不动,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还是动了。

  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

  关于李作鹏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

  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最后,李作鹏有两条罪名给去掉了。一个是另立党中央,再一个就是企图谋杀毛泽东,这都是很重的罪名。

  财新《中国改革》:据称你和李作鹏因此案还牵出一段“诗缘”?

  张思之: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会见李作鹏,他笑着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20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20年。”

  20年后的2001年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35周年,我辗转与李作鹏取得联系,来到他在京郊的新居。他把那首诗给了我,题目是“评律师”,内文是:“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财新《中国改革》:这诗中含义你如何领会?

  张思之: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诗,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因其从一个侧面真切反映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

  不过,他的“边鼓论”却如当年一样,重重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要害。

  把律师辩护喻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这个比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未畅,因此,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不过,律师工作经过30多年磨砺,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值得欣慰。但是,走过的弯路既有镜鉴作用,敢不铭记?

  财新《中国改革》:整个上世纪80年代,你的工作重心都在为重建律师制度而努力,任北京市律协副会长,兼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并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任教,还编著了《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律师实务》等书,对重建中断已久的律师制度创下筚路蓝缕之功。这段过程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思之: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律师的印象只能从外国电影里得到。其实,1978年宪法就恢复了律师的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12月,司法部发布《关于恢复律师制度的通知》。在此之前,各地已经开始由法院出面组建律师协会。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律师暂行条例》,中国第一次有法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而全国恢复的第一个律师协会就是我参与筹办的北京市律协。

  当时律协工作中有一项,就是主要案件集体讨论。有一次,一位老律师提交来一个案件,罪名是抢劫,我们集体讨论后认为顶多是抢夺,而且情节轻微,应做无罪之辩。但当时有个规定,做无罪辩护要报司法局批准。我提出不要报司法局,如果责怪下来责任我担。可那位律师还是报司法局了,司法局长说这个案子怎么能做无罪辩护?不允许。结果第二天开庭,律师按被告有罪来辩护,最后法官却当庭宣告被告无罪释放。宣判完,被告气得跳起来,指着鼻子骂这个律师。

  到1983年“严打”,当时的一些重大刑事案件非但没有律师辩护,反而律师都穿上警服、法袍投入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中去了。当时还有一句名言,“这一次‘严打’不发生平反问题”,意思是错了就错了。东北一个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就说,同志们可以放心,这次没有律师跟咱们捣乱了。直到1996年《律师法》颁布,中国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变成“法律服务执业人员”,摆脱了对政府的依附,但律师的执业环境仍然严苛。

  

  经典案例、精彩辩护

  

  律师天生就该是公权力的对抗力量,就是要发出另一种声音的人。在诉讼对抗中大家都沉默,那是死路。作为律师,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硬着头皮与不公、不义、不法等现象抗争下去,绝对不可以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财新《中国改革》:在你的律师生涯中,一个个经典案例、一场场精彩辩护,为你在中国律师界奠定了重要地位。其中,1988年大兴安岭火灾责任事故中,为图强县林业局局长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辩护,据说是你自认为劳改后重回律师界的处女作?

  张思之:1987年5月6日,我国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森林火灾。时任图强林业局局长的庄学义被以“渎职罪”判处3年徒刑,我是当时“庄案”的辩护人。

  这场罕见大火涉及100万公顷土地,导致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5万余军民历时25个昼夜才将其扑灭。我到当地详细了解了火灾发生经过和庄学义在当时及失火后采取的应对方式,清晰感知这位基层小吏被当成替罪羊受审的荒谬逻辑。我心有愤怒,认为必须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还其以清白。

  财新《中国改革》:“愤怒出诗人”,你为该案所作的辩护词被传为经典,无论是在庭审现场,还是在法律界,都引起强大震撼。

  张思之:发表辩护意见时,我直陈:我们对案件的判决,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我发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依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

  财新《中国改革》:精彩的辩词让现场掌声不断。甚至一位坐在前排的公安干警,因为试图鼓掌而被驱逐出法庭。可是,判决结果并未因此而改变,反而很多人因为庄学义鸣冤而受到牵连,境遇凄惨。17年后,庄学义案才得以平反。

  张思之:庄学义是一个悲剧。直到17年后,历经曲折,他的案子才被发回重审,并且最终宣告无罪。将近20年的时间,得到了一个无罪的结果。很难说这是进步,我只能讲他们终于承认了事实。不过,话说回来,原先判决之后他并没有坐监狱。因为当地监狱的人都认为他冤,就把他放了,没有关押他。

  财新《中国改革》:听说你2009年出庭辩护的一桩案子,也与一场大火有关?情节极似庄学义案?

  张思之:那是2009年8月。案件源起2008年9月20日深圳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造成44人死亡,88人受伤。该案中,深圳市龙岗区消防一中队原中队长陈峰被控玩忽职守。陈峰曾经是深圳消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立功四次,受奖无数,甚至因灭火救人受伤致残。大火发生时,陈峰正在休假,闻讯急奔现场,组织救援。事后却被诬指“玩忽职守”。

  是否构成玩忽职守,首先要弄清职守即职责何在及其归属。这个失火的俱乐部经三次消防检查均不合格,却居然开业。依据规定,消防合格的审核验收职守归属消防局和消防大队,陈峰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玩忽职守。结果,该案中消防系统只有陈峰一人站上了被告席,最后被判六年有期徒刑。

  应该说,陈峰比庄学义还要打动我。这是一个相当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会让你掉泪的。他被宣判的第二天晚上六点多,包括他中队40多名队员在内的100多名消防队员排队去看守所看望他。看守所所长亲自出面,把他们分成组进去,一组出来再进去一组。公道自在人心啊。

  财新《中国改革》:从庄学义案、郑恩宠案、黎元江案等,这些被称作是“异端的辩护”,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会如此高调与大胆地关注并参与其中?

  张思之:律师天生就是要发出另一种声音的人。如果只允许有一个声音,扩大检察队伍就可以了,还要律师干什么?不能把歧见、异议看成异端,视为邪说,当作异己分子,进而予以打击。

  鲁迅有一句话我记得很牢,“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是这样的,总得有人讲话。大家都沉默那是死路一条。作为律师,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与不公、不义、不法现象硬着头皮抗争下去,绝对不可以在原则上搞妥协。

  不过,有很多案子,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也曾赌咒发誓:再也不办案子了。老子不干了!当然那是感情的一时冲动。胜败的标准,他们有他们的,我有我的。我坚持,我的辩护词,只要有一点能把我驳倒,我就认可。这里没有胜负。在法庭上作为律师,当然绝对不可以胡搅蛮缠,但如果该讲的话不讲,倒真有失职之嫌了。

  财新《中国改革》:2001年,汇集你近20年所代理案件辩护词的专著《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出版,北京汉语研究所授予你“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你“以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写出了“黄金般的辩词”,“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

  张思之:受奖,心存惭愧,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做得有多好,只是对辩护词从不掉以轻心,每一个案子都会认真梳理、用心书写。

  

  中国律师的社会责任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经常听到一些无望的悲叹,也有绝望的哀号,我的想法是,光明与黑暗,旦夕之隔;绝望与希望,也只是一步之遥。与其在绝望中呻吟哀叹,为什么不在希望之中挣扎奋进呢?

  

  财新《中国改革》:你这些年还关注了许多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比如聂树斌案,为什么该案成为你惟一主动接手的案件?如何遴选自己所要关注的案件,他们都有哪些特质在吸引你?

  张思之:2005年,我得知河北青年聂树斌被冤杀一案,觉得太不像话了!又从报道中看到当地律师的办案方案,认为有点操之过急,又担心当地行政机关对他无理限制,所以主动提出拟办这个“申诉案”。没料到法院来回踢皮球,杀错了人连错都不认。你知道把聂树彬杀了之后,人家家里怎么过日子吗?那可是人家惟一的劳动力啊。太惨了!他父亲我见到过,快要得精神病了。

  但是,至今我还是无力回天。当年因办理该案立功的人有的已经一路爬升。让他们改错谈何容易!我们做律师的,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能做什么呢?老百姓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清清楚楚。但是,我们做不到。这种局面,只盼有朝一日能够一改。

  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案作出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终审判决。对吴英案,你在年初专门致信最高人民法院,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以及私营企业家的权利保护而呼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思之:近年来,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屡遭侵犯,已演化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个别地方凭借公权力,正在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方式剥夺私营企业的经济权利,积累自己小部门、小集团的财富。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就代理了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港商,卖掉自己所有的境外资产,带着专利,回到自己的家乡——中部某省投资办厂。几年辛劳,企业面临收获时却遭遇强权掠夺。有关部门意在霸占人家的企业和资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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