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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律师何为?——专访张思之

更新时间:2012-07-20 09:29:43
作者: 张帆   张思之 (进入专栏)  

  谎报“军情”,狱方一见越狱暴动材料,就紧张起来拼命扩大线索,造成串供,材料越写越一样,终致一场虚惊。

  财新《中国改革》:“镇反”运动后来也出现了扩大化的情况。你能讲一讲具体情况吗?

  张思之:那场“镇反”,由于来势迅猛,法院的审判力量不可能应对这种局势,于是,北京以“军管”尚未撤销为理由,以军法处名义贴出布告,按批逐一宣告罪行,同日一齐执行。

  北京的最高记录是一次分三地同时处决200人。我经手最多的一批一次枪决70人。刑场在土城,70人站成一排,面冲“城墙”,场面之震撼,至今历历在目。

  现在看来,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所以都是从严发落。

  财新《中国改革》: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是关涉司法系统的一场重大变革。你当时所在的北平法院,这场运动是如何展开的?这场“司法改革”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有怎样的影响?

  张思之:在建国初期,各地在组建人民法院的时候,曾留用了一些国民党时期的司法人员从事审判工作。而这些人在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中,又被揭发出曾经在解放前镇压过革命者或者存在旧司法作风。于是,中共中央于1952年发动司法改革,要求各地分批分期地展开斗争,改造和整顿所有的法院,同时调集和训练新的司法工作人员。

  此后,中共中央又强调,司法改革绝不只是司法机关内部的人事调整,而是一场肃清国民党反动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

  这场司法改革重点批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程序至上”等“旧法观点”,以及“衙门作风”,彻底清理旧司法工作人员,另从“残疾复员军人”和“失业工人”中招募人员充实法官队伍。

  当时,国民党的法官一部分被清理,转做教师或者转到商业部门,但这些人作为“旧法官”终生受到歧视。

  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同过去的司法彻底斩断,为此,特别选出一些代表性人物来整肃。

  具体到北京市,批判的重点正是市法院院长王斐然。他作为干了多年司法工作的法院院长,被市里确定为旧法观点的代表、运动的重点,全市检讨,接受批判。而我在那场运动开始不久,便以市院代表身分被指派到郊区法院指导运动。

  在我看来,粉碎旧法统、旧法律制度,这是大陆政权易手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的主旨,是为“破”;至于创建新的法律制度,在运动中则未涉及,未能见“立”。

  此前除“立”了《中央政府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其他相关组织通则外,也只是公布施行了《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和《婚姻法》,再有就是《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加上一些零散的法规和规章。打击目标,保护对象,初见端倪。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诸如律师辩护甚至被视为另一阶级所专有,付诸阙如。

  “无法无天”的根子就此埋下,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大大被延误。

  财新《中国改革》:在那个年代,派性斗争无所不在,你似乎很早就被卷入其中?

  张思之:1953年“高饶事件”突发。根据党委布置,县以上干部闭门学习一个月。学什么?就是揭发问题,加强团结。当时,我是下定决心一语不发,可到最后一天,有人说开会一个月,思之同志一语不发,这不合适啊。我想这都点了名了,那就讲吧。

  可没想到,我嘴上没有把门到如此程度:那天晚上,我一口气从七点讲到十二点。我这五小时的发言宣泄了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只是由于掺杂着宗派情绪,对王斐然等发起了绝情的攻讦,从而为自己日后戴上右派“桂冠”举行了奠基仪式。

  财新《中国改革》:你与“胡风事件”是如何牵扯上的?

  张思之:1954年夏秋“反胡风”开始不久,我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除如厕外不准外出一步。

  最初的罪名是“组织小集团”,这正是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当年各单位奉命组织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法院指定我与另两人组成“学习领导小组”,辅导机关学习。偏巧其中有一位与胡风相识,且有书信往来,顺理成章,“小集团”被戴上了“反动”帽子。

  我因不大习惯胡风的文字风格,很少看他的文章,那首著名长诗《时间开始了》饱含激情,未必富有诗意,粗粗看过,也未终篇。把我与胡风问题挂上钩,堪比“风马牛”,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财新《中国改革》:这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吧?

  张思之:确实是躲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暴风雨就要来了!”“反胡风”一结束,紧跟着就开始“内部肃反”,即肃清机关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我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这段历史被翻出来,被诬为参加“伪军”,属重大历史问题。院长在大会上宣布我是这次运动“重点中的重点”,要求全体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停止日常工作,全力投入对我的斗争,紧跟着就是抄家。

  那年盛夏高温,40℃以上不是偶现,斗争会场却连电风扇都没有。许多人只穿背心与会发言,我宁肯受热,衣衫整洁依旧。

  听着一些不着边际毫无意义的“对敌斗争”言论,我会轻摇竹扇,得点清凉。那个时候真可以说是舌战群雄,我的口才都是这样给锻炼出来的。

  外调,没查到问题;内斗,没整出名堂。一切似乎都该收尾了。问题是,怎样下结论呢?

  法院五人小组最后做出的结论,上书12个大字:“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分子。”

  看后,我难禁愤慨,提笔写道:“我当然不是反革命。许多人也明知我不是。问题在于:借运动对我打击报复,直至政治陷害,对此也应作出相应的结论。”

  财新《中国改革》:“反右”运动你还是没逃过一劫,成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

  张思之:上件事情作为一个悬案放在那里了。紧跟着1957年就有了新一轮的“反右”巨浪,定“右”派的标准里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对肃反运动”,我在劫难逃了。

  “镇反”之后,我就彻底离开了法官的岗位。先是到司法局研究室担任主任,后来又被派去筹备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

  在那里,我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遇到“反右”,从此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历练”。“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院长在内的“右派分子”60余名。

  财新《中国改革》:直到1979年,你52岁时,有关部门才宣布你的“右派分子”属错划。22年“右派”生涯,你如何度过?

  张思之:最初下放在昌平一个叫清凉洞的山沟里,后来在南苑,就是现在的南郊农场,过了15年农奴式的生活,那是一种完全丧失人的尊严的强制性劳动。

  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我才得以到一个中学去教语文。

  从30岁到45岁,本应该是精彩的15年,浪费得太可惜了。在劳动改造期间最让我恼火的还是不能读书看报。也不敢看,因为会有人说你是不是还想再走回头路?是不是还想翻天?

  实在不甘寂寞,我买两个手电筒,夏天不行,秋冬季节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点东西,还曾经想翻译小说。

  那个学校叫垂杨柳二中,到那儿之后我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应该说,这是我此生最平静而没有抗争的时光。

  我不但教书认真,当班主任也认真,晚上九点以前没有回过家,学生家我都访遍了。在那儿,我待了七年多,学校把最差的班交给我,结果每年都是先进集体。我想,如果有来生让我选职业,我选中学教师。

  财新《中国改革》:对于被打成“右派”,你是何感受?

  张思之:整个1957年和以后的较长时间,我的思想状态基本上是消极的、投降的。划为“右派”之初,我甚至觉得“划得对”:毛主席还有错吗?肯定是我错了嘛。

  我是从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才觉得很多问题都应当重新考虑了。这些想明白了,到平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开什么平反座谈会,我也不去。

  我一不喊万岁,二不随便骂娘。我这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改,而是受愚弄。

  财新《中国改革》:“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被彻底砸烂,中国陷入癫狂。你怎么看“文革”与当今时代的关系?“文革”与当今法治建设的关系?你认为“文革”的根子去掉了吗?为什么时不时又会滑向极“左”的泥淖?我们又需要保持怎样的警惕,从而防止“文革”再来?

  张思之:“文革”其实是用“武化”的方式打了一场内战,其特点在于用领袖的思想一统天下。

  这样做,必然要反对原来的秩序,而公、检、法一方面是维持统治的手段、机构,另一方面毕竟代表一种程序,所以“文革”一定要砸烂公、检、法,口号就是“无法无天”,就是为所欲为。

  “文革”对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实体的破坏还易恢复,可怕的是对全民精神的破坏,导致长时期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是非颠倒、正邪不分,甚至影响到现在。

  现在按原来的模式再发动“文革”,可能性确实没有,但用暴力手段打破原来的秩序造成社会混乱,这种条件仍然存在。

  现在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很难排除某个环节上引发一场“武化式暴乱”。

  防止“文革”再来,就必须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给予正确估价,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但不见得所有人都这样认识。此前的重庆唱红,很简单,就是只颂扬,不反思。

  因此,现今中国启蒙还是很重要,不过不再是仅让人们“睁眼看世界”,而是应该让人们认识与把握这个世界了。

  

  为异端辩护

  

  “两案”重启律师生涯

  

  把律师辩护喻为“敲边鼓”,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未畅,不过,经过多年磨砺,律师工作“敲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镜鉴作用,敢不铭记?

  财新《中国改革》:“文革”后你如何转入律师岗位?

  张思之:1979年8月,我正参加高考评卷,学校派人通知我第二天去市委开会。当时的市委书记是李立功,后来做了山西省委书记。

  他告诉我们,这个会是审判“小四人帮”的准备会议,要审聂元梓、韩爱晶等所谓高校“五大领袖”。我被分派去审韩爱晶,并称是市委的决定,明日开始工作。

  我不干,说我已经20年不审案子,不会审了。关键是我对法院非常反感,那个门我不愿意进。他们看我态度如此,只得称这是党的归队政策,你不愿意回法院,就归到律师,总还合情合理吧?于是我回到了律协。1980年,北京市选举律师协会领导班子,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同时领导法律顾问处,任顾问处主任。

  财新《中国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律师制度经历过怎样的波折?

  张思之:中国律师命运多舛。从党内指示《废除国民党伪法统和六法全书的指示》,到《共同纲领》废除伪法统,国民党的律师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一个突出现象是,解放初各地根据不同情况,旧法官、书记官还可有所留用,但律师却被彻底消灭。作为欺压百姓的反动角色,有的律师被判了刑,还有被枪毙的。

  1950年,出身律师的第一位司法部部长史良提出要恢复律师制度,但没有得到响应。1952年、1953年,她又不断提出在几个大城市搞律师制度试点,仍未能形成政策决定。

  “五四宪法”颁布,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律师制度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正式要求在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展开试点。1955年试点效果显现,律师一露头便很受欢迎,司法部随即要求在30万人口以上城市成立法律顾问处,这是沿用苏联的名称,其实就是后来的律师事务所。

  1956年,我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当时,中国律师制度仿效苏联,被纳入国家公职范围,接受政府统一领导,其实就是政权的一部分,归司法局领导和管理,完全处于从属地位,一些民事案件、小的刑事案件还有点自主权,但像“反革命”这种案件就完全得听司法局的。到了“文革”期间,公、检、法都被砸烂,小小律师当然不会幸免。

  当时首先是政治挂帅,政治上可靠的才有资格做法官、检察官,政治上不太可靠的去做律师,其次,有点文化就行了。我当律师时办案子,上面有要求,必须指定一个可靠的共产党员给我做书记员,搞监督。

  财新《中国改革》:这律师不成摆设了吗?

  张思之:中国律师制度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中国传统来看,从清朝末年搞变法、搞宪政开始,最后的结局都是暴力代替了法治,暴力代替了宪政,革命代替了改良。法治一直是个象征性的东西。

  到1949年,非常重要的一项革命,就是废除伪法统、“六法全书”。“五四宪法”实际上也不是毛泽东自己想搞,这是斯大林的主张,给西方人看的。当时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能自己用法律这个绳索来捆绑自己的手脚”。

  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到那时,法律仍被一些人视作专政的工具,对百姓来说还是一个治理的工具。同样,律师制度基本上是摆设而已。

  财新《中国改革》:你回到律师队伍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任“两案”辩护组组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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