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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政治意图的虚构抑或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乔·诺瓦克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清理

更新时间:2012-07-18 20:39:08
作者: 孙亮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已经不能够仅仅地以“文本”对抗“文本”的方式来反驳,因为论争的双方都能够在经典中寻找到理论支撑,如何走出这种论争的困境以及真正找出论争的目的,这些问题在乔·诺瓦克那里进行了客观的清理。在他看来,“对立论”思想逻辑的根本之处是一致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中“共同持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开火。然后他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四个方面给予了佐证。他在整个清理的过程中,始终地贯穿着科学与政治性原则以此在反击“对立论”。这一点,将给“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个客观的结论,即这种“对立论”并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是富有政治意图偏见的虚构。

  

  关键词:“对立论”;乔·诺瓦克;政治性、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问题一直以来存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如“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特瑞尔·卡弗、悉尼·胡克等人努力在版本学的工作中为两者界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i]二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以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来驱除恩格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肇始于卢卡奇便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问题上开始一系列的工作,[ii]这两种处理“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方案直接影响到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生发出的种种解读景观,[iii]上述的“批判恩格斯”的理论逻辑也同样蕴含在一些学者的思想之中,诸如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是从传统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理解并叙述唯物主义的。他把承认自然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哲学观点称之为唯物主义的观点,反之则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忘记了,马克思试图建立的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传统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实践唯物主义”。[iv]对此,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展开了一些的讨论。[v]现在我们需要慎思明辨的是,这种做法的历史效果将导致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局限性被“人为”的无限放大,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谱系上将马克思本身的“阶级性”、“革命性”、“科学性”等基本的理论硬核慢慢地“祛魅”,滑向了一种纯粹的“哲学语境”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塑立起一座与恩格斯解读路向不同的、却正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之理论雕塑。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既然不能是一种纯粹的“学术问题”加以处理,那么,作为“靶子”的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真实关系该如何去加以解读呢?这一点只有真正地深入到这种“对立论”话语之中,寻找其理论的逻辑,并给以前提性的批判,才能够阐释一个更加亲近我们的马克思,这些问题西方学者乔·诺瓦克[vi]曾作过全面、有力的回答。

  

  一、“共同持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对立论”的挑战核心

  

  坦诚地讲,那种将澄清“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纠结在“一致论”、“差异论”或者“一致下的差异”来反对“对立论”的做法只不过是将结论当作了无须反思的前提罢了,于是,出现这样地说辞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主导思想一致的,不过在哲学思维上,马克思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则是一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这种说法的悖论性质在今天依然没有得到说明,反而更是以“哲学思维方式”为据点不断地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开火,以试图真正地轰开两者“思想锁链”。这一点,乔·诺瓦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中为恩格斯辩护时首先让人们注意这种“分割策略”,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这种被伪造出来的对立,不符合他们的关系的基本事实,直接了当地说,这是一个骗局;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应该警惕不要上当”。[vii] 那么,诱发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容易上当?显然,这是一个学者不能够认可的说法,都已经是一个从事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如果是错误的,我们能够不知道?当我们这样对乔·诺瓦克发问的时候,答案可能真的就排查浮现出来。这个“分割策略”一定是隐性的,而且是在逻辑上又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当然,我们不排斥那种对于恩格斯含有陈见的“标新立异”的做法。

  

  按照乔·诺瓦克分析,这些“分割策略”并没有直接地指认两者思想的对立,而是在以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方式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慢慢地将其“对立论”的观点展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唯物史观、辩证法等方面。乔·诺瓦克指明的这种手法实质上在今天依然被广泛征用,诸如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恩格斯的贡献”一节中指认恩格斯表面上看来是与马克思一致的,并且“对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有着权威性的独特见解”、[viii]可是他自己又认为,“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缺乏深厚的学院式的训练”,并且当时英国和德国的自然科学也深深地影响了恩格斯,而且从恩格斯最后二十年都将时间奉献给钻研自然科学也可以认定恩格斯是倾向于将马克思的思想阐释为一种“科学”,这“可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的,是恩格斯经常使用的‘物质’这一概念,对马克思的著作来说,这一概念完全是‘异己’的”。[ix]这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放置到了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了,所以,对于“物质”概念的批判,特别是对由物质这一概念型构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国内一些学者形成了“共识”,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关于自然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支配着马克思哲学的最初阐释者们的大脑,以致他们看不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在对自然观的重新理解上的划时代的意义”。[x]这种思维方式的对立,直接造成两种阐释路向的“对立”,一种阐释路向是,“恩格斯-普列汉洛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到今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者”,但是,由于认定了恩格斯开启的是过于倾向科学的传统哲学(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于是得出,“我们认为,正统的阐释者们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判定,显然是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按照我们的看法,根本不存在能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告别‘推广论’这一长期以来支配着理论界的哲学神话,祛除正统的阐释们附加在马克思哲学上的种种不正确的、甚至错误的见解”。[xi]

  

  乔·诺瓦克对于上述利用哲学思维方式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关系的做法批判之前,首先给予了一个前提界定,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以前的哲学思想中保留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逻辑,使之成为透明的系统思想的基石”,表面看来,乔·诺瓦克似乎只是讲了一个常识性知识,实质上,他是要将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必须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石上。我们知道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中,持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学者看来,恩格斯的思维逻辑不过是,“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样一来,的确我们将马克思思想过多地与以往唯物主义进行质性区分的时候,却忘记了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所以,乔·诺瓦克说,“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有不同的哲学观点的毫无根据的说法,把恩格斯当做代替马克思本人受罚的人,对恩格斯的立场提出反对意见,实质上是针对他们两人共同持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xii]假借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以一种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这样一个被乔·诺瓦克说成是“暗处钻出来”向马克思挑战的做法,的确不易辨明,所以,乔·诺瓦克“不要上当”的告诫是富有深意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在批判“辩证唯物主义”时,通常采用的“折衷主义”的方式,即“躲过先有自然界还是先有社会和精神现象整个极其重要的问题。”[xiii]乔·诺瓦克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所认为的这种折衷的理论“优于他们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或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然而,他们的观点未敢面对对确定实践同外部世界的基本关系需要。当被逼得很紧时,大多数实践派往往用下述这种说法来摆脱这个问题,即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不需要确定的回答,因为自然界和思想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xiv]熟悉国内对“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的人,大概对于这个逻辑非常赞同,无疑他们也是一直如此来摆脱追问的。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和“实践唯物主义”[xv]的倡导者实际上遵循着同一逻辑,那就是,以“实践”的中介悬置掉“唯物”的本体意义,有学者在分析实践这一概念时曾指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源始性。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源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源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xvi]但是,这种理解被乔·诺瓦克彻底的否定了,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向唯心主义作了一半让步,因为唯心主义认为,没有无主体的客体,客体只是主体所投下的影子或‘反思成分’——这个主体在哲学史上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如上帝、精神、心、我们、词儿等等”。[xvii]

  

  二、“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对立论”的挑战路径

  

  诠释学的现代成果,令人十分难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理论情势是,我们在回应“对立论”的同时,如何能够证明我们是切近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换句话说,迷信相对主义诠释学的人似乎已经认为客观主义的诠释成为了“历史”。这一点,拿伯恩斯坦这个马克思恩格斯一手培养起来的人,都认为恩格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那么我们依凭什么解决我们理解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这个批判的基础不牢固的话,批判莫非就沦落为发牢骚。这一点乔·诺瓦克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一书中,乔·诺瓦克认为,这种反驳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如果对恩格斯的所有批评都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没有多少能完整保留下来”。[xviii]这种说法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诠释的合法性根据的理由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维度,即思想史、逻辑史与传播史、应用史、效果史,[xix]乔·诺瓦克这句话正是从我们一再缺失的效果史意义上说的,说白了,就是“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可以明证,承认与为恩格斯辩护本身就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于是,乔·诺瓦克持守了一种“科学与革命”、“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考原则来处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而分别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四个方面展开了反击。

  

  首先,本体论上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理论方式是,马克思“被认为”是一个只关注“有人介入”的社会历史领域,而对于那个恩格斯一再作出的自然领域毫无兴趣,甚或“对人来说,是无”。于是,在以人的关系本体论之外的自然界是否客观存在被认定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应当予以拒斥。表面上看,这种哲学的讨论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实际上在理论上造成的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拉到了一切从主体角度考察,一切以人为中心。其文本依据的论断诸如,“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xx]“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xxi]当然,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来看,从客体到主体再到话语的转变,直接的影响到了我们如此这般地解读马克思。对于,将马克思界定为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或者“关系本体论”,而将恩格斯界定为一种旧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的判断,乔·诺瓦克认为,“唯物主义哲学从它在古代发端的时候起,一直是建立在一种对现实性质的独特解释的基础之上的;它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最高表现也毫不例外。唯物主义认为,唯有建立在运动物质的基础之上,自然界才有自足的存在;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从客观世界中产生出来并且依赖于客观世界的”。[xxii]这将自然界的客观性作了肯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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