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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伟: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事实与偏见

——再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2-07-18 10:07:11
作者: 李德伟  

  

  劝君莫葬凯恩斯,学术研究贵慎知。

  激愤杀人罹药案,轻蛮误国惹微辞。

  红楼北向无新德,青壁南移有旧诗。

  最好潜心谈学业,大国发展正当时!

  

  张维迎将“中国模式论”与“改革失败论”放在一起,加以批判,使人感到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众所周知,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几乎囊括了所有涉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各种思想流派,作为一种改革实践的结果,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否认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模式,即使张维迎本身也曾有过自己的“中国模式”---“双轨制”就是作为中国理论创新获的奖,虽然“双轨制”事实上是创造“官倒”经济、为腐败提供制度保证的创新模式。

  

  一、“中国发展模式”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坚持“中国模式”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市场取向、民营化基础上,来规范“中国模式”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充满信心,坚决反对否定改革和“改革失败论”。他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仅仅是从中国所处条件出发,探索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和结果,他们深知中国由于其后发展国家性质,没有西方先发展国家的先发展优势,不是不想走西方发展道路,而是因为没有西方当年的优越条件,不得不走自己的更为艰难的道路,从而留下自己的烙印。中国模式甚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瓜葛;后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中国模式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就像市场经济本身一样,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与政治概念无关。

  

  在这里稍稍谈谈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中国模式可以上溯到1840以后,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国民开始自救振兴的近现代化运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关于中国振兴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例如“中体西用”“变法维新”“三民主义”都是中国模式的实例。“前苏联斯大林模式”引入中国后,至今也以失败告终。

  所有历史事实都证明中国作为人口巨大的东方后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取向、民营化,基本上得到承认,但是如何搞市场经济,是一蹴而就,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值得研究。当然一部分顽固不化的极左派总是要将姓资姓社问题卷进来,把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引向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那只是一小股改革场外投机者的梦呓说法,改革的中国模式论没有必要对这些搅浑水者负责。

  

  80年代初期,我们和所有的坚定的市场取向和产权制度改革派学者一样,不顾极左横行,在中央决策机关(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研究推进改革发展政策。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我们提出政策建议通常是不讲姓资姓社,只讲实事求是,只求如何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

  

  从1987年开始,我们在《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多次发文(此前内部的、未发表的不包括在内)指出:中国改革是中国近代160多年发展道路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展的东方人口大国的具体条件,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小国,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发展道路,只能走新的发展道路。即:坚持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市场化、民营化,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实行科教优先发展和内外双向协调发展战略,走跨越式的、由高新技术产业引导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我们论证了中国人口大国改革难点主要是结构(包括经济成分、产权、产业、区域结构等等在内)问题,要实行“全要素资本化”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由于我们避开了姓资姓社问题,只讲实事求是,因此,尽管受到一些挫折,但总体上还是促进中国改革悄悄地、平稳地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实践上促进了作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学理论原则的改革,促使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领导,童大林先生对我们大加赞赏,多次签字赠送书籍。

  

  具体说来,我们在80年代,独立地、创造性地在涉及产权制度改革、微观基础、宏观调控和发展战略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营化”“全要素资本化”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和实施方案;以及以结构调整为主、宏观调节为辅,走高新技术产业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政策体系,已经成为被实践检验证实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组成要点。在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改革创新奖》的公示榜中,三十年改革的十四项创新成果,我们提出并实施的有上述三项。

  

  正是基于我们研究的基础,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寒流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停滞甚至崩溃的时候,我们预测“中国经济将继续以9%速度增长二、三十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GDP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中国改革报》1997年8月21日) 而国际上多家著名预测机构只是在近年来才不约而同地作出上述同样的预测。当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带着他的新著《世界经济200年回顾》来到北京,委托我们翻译时十分赞同地说,“中国必将重新回到170多年前世界第一的位置!”

  

  我们最早首创并界定了“民营化”概念,预言“民营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制定了实行“国有民营、民有民营”的政策方案,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和核心,独创性地将结构调整作为人口众多的后发展大国发展的基本内容,指出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老路,而应直接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将工业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并实行内外双向循环发展战略,以免陷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传统经济自给自足造成的市场需求不足增长陷阱和“逆工业化”(《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9月28日)。

  所有的这些理论研究被具体化为可行性的政策体系:“微观改革为主,宏观调节为辅;存量调节为主,增量调节为辅;结构调节为主,总量调节为辅”,得到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在实践证明中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们认真研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人类既有的知识和经验,但从来反对照搬书本,我们根据对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创立了发展经济学的“大国封闭模型”,从而解决了困惑世界的“中国增长之谜”。这一理论认为,在人口不多的小国,经济发展中偶然性、主观意志发挥作用的机会比人口众多的大国大,在后者的场合,提供了大数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因此是发展经济学最好的实验基地(《管理世界》1999年2月)。

  

  我们认为:谈中国的发展问题,应从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具体国情来考虑,正确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从自然经济走向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过程。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经济走向现代化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其外部条件是有殖民地作为产品销售市场、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基地,更重要的是充当剩余劳动力输出的场所;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走西方道路已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没有海外廉价原材料供应基地,没有海外市场,剩余劳动力无处可转移。照搬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将引起严重的“逆工业化”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事实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自发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没有将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重新购置土地,回到封建主义经济;也预见了中国在二十世纪末以来直到今天遭遇到内需不足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

  

  因此,中国的发展,不能先工业化,而后才搞现代化,必须将工业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改造传统产业,全面发展服务业,实现现代意义的新型工业化。

  

  中国不应忘记,对于中国这样拥有巨大生产潜力的国家,其进出口足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不可避免地将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因此,一个人口以亿计的大国应当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双向协调发展模式。中国应当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注意沿海先进地区与内地的内部循环,启动内需,这样一旦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中国不应当忘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经济中可开发智力资源从比例上虽然低,但从总量上则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而人力资源是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中国可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直接利用、掌握了现代科技的人才,发展以知识、技术为本的高技术产业,以此迅速积累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改造国内现有企业,大踏步进入世界市场。因为,信息化特别适合中国大国发展的条件:“信息化是上帝给中国崛起准备的礼物。”

  

  我们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研究(见《中国发展模式与失衡预警机制------大国发展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现代经济增长与大国封闭模型》《管理世界》1999年2月。《大国崛起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是目前少有的历史地、全面地总结中国自1840年以来近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的结果。这不是抄袭、背诵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而是独创性成果。其基本内容包括:

  

  1.大国发展的必然性

  

  人口众多大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提供了大数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使得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趋于自然性和必然性;而在小国,偶然性、主观意志常常能够发挥较大作用。

  

  2.大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正如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在经济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与小国发展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大国是世界市场的价格影响者,当大国从其现有国际环境考虑发展政策并加以实施时,这些政策本身又改变了国际环境,以至于使既定的政策失灵。比如大国的出口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并激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大国对粮食和石油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必然引起国际市场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增加大国的进口成本,从而影响大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这一点从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可证明。与此相反,人口较少的小国对于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小国可以假定外部环境不变而从容地制定发展政策。

  

  3.大国发展的自主性

  

  大国基本上无法依靠外部援助,必须立足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国的发展如果完全依赖外援,那么,这注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没有任何外国能够提供一个巨大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帮助,如:粮食、资金、技术、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与此相反,小国的发展基本上对外部环境不会造成影响,并且可以相对容易地得到国际的援助。因此,大国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向性。这种内向性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可能成为封闭性,特别在它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4.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大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通常是多样化的,内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大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通常是不平衡的,这就决定了大国发展有较复杂的内部结构关系,其发展必须以结构调整为基础。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后发展国家,在发展之前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传统经济中循环,内部连通、外部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发展平台。其特点如下:发达的传统农业养育了巨大的人口,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达到低水平的马尔萨斯均衡;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支持着传统农业的发展和扩散,内部连通外部封闭的交通环境,便于内贸,但又制约了海外贸易,导致经济的内向性;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持着巨大的人口,人口众多支持着传统文明的强大惯性;传统农业经济以共享经济形式,抵御着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冲击;通过血缘+政治关系维系社会的统一,其表现形式是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和政经合一的中央集权制官有经济的混合形态。

  

  我们解释了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中国增长之谜”,第一次揭示了后发展大国的发展障碍:增长陷阱--逆工业化。当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还处于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在这种外部环境中,西方国家具有先发展的各种优势:例如,它们可以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种种优势,打开世界市场,从外部取得发展必需的资本、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将本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殖民地;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但是,中国不具备这一条件。所谓“中国增长之谜”实际上是与发展对立的“逆工业化”的表现。这一现象在宋朝甚至秦王朝就已出现,其特点就是由工商业积累的资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回归土地和传统农业。究其原因,实际上就是大国封闭模型的规律: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使得本来就不发展的工商业边际利润率递减,农产品则因贸易条件的改变而持续上涨,因此,投资土地和传统农业反而更有利可投。另一方面,工业化首先需要的是巨大的工业产品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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