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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伟: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事实与偏见

——再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2-07-18 10:07:11
作者: 李德伟  

  然而,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内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对现代部门的产品需求极其有限;国际市场对中国急需发展的现代部门的产品是封闭的,即使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有一定海外需求,但对于大国的输出,也是不足的。

  

  特别是,与当时的低水平的生产技术水平有关,既然新的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没有出现,打破“低水平的帕累托均衡”将危及传统农业本身,资本向工商业流动又造成大量失去土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国内需求进一步萎缩,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剩余劳动力又无法向国外转移,因此,他们对于新的生产方式是反抗的。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外向型发展模式,使其廉价劳动力与国外资本结合,并成为世界工厂,从90年代开始,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经历了迅猛的增长,促使中国成就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GDP总量甚至迅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向世界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进军。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已经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进发,从比较利益出发,高新技术产业的垄断利润远远超过传统制造业,而昂贵的劳动力成本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将传统制造业向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持续发展到进入与发达国家同一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平等竞争。一旦发达国家感受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他们必定会以“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再度陷入“增长陷阱”。事实上,目前,远未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中国的巨大需求和供给能力释放出来,已经引起国际市场的强烈抗拒,从而引起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信仰在各国民族利益的左右下彻底动摇了。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大国发展的市场壁垒和技术壁垒一直顽强地存在,发达国家给中国留下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它们只愿转让在它们已经是夕阳产业的空间,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中国必定会遭遇到发达国家的限制。

  

  事实上,当中国越来越想要挣脱传统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向先进技术大国进军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坚决地阻止中国发展。在这时候,发达国家教给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也失灵了。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政府干预和技术壁垒将是对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大障碍。根据商业部调查统计数据[1]:在2002年,中国各行业遭受技术性壁垒的直接损失为170亿美元,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遭遇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欧盟、美国、日本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95%。

  

  剩余劳动力。当资源从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转移时,将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政治性的——失去生活条件的剩余人口将通过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政治上反对(统治者的改良和农民起义等),迫使工业化终止,并向传统小农经济回复。

  

  根据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的分析,我国就业形势趋向严峻,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给压力空前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艰巨,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大幅增加,产能过剩、贸易摩擦对就业存在负面影响等。据统计,2008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5万人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而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到4.1%,比2008年高出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2]认为,2011年中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外界经济环境仍然不稳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将达2400万人左右,而目前只能安排1200万人就业。同时指出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大幅增加,2008年559万人、2009年611万人、2010年630多万人,而国家同期经济发展所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甚至出现下降波动,高校毕业生总数与社会新增加就业岗位相比较,已超过社会新增加就业岗位的半数。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中国每次发展阶段启动后,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逆工业化”现象:“逆工业化”现象是指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由于遭遇到市场壁垒、剩余人口的出路、以及人力资本的缺乏等问题,导致从现代产业向传统产业的回归。之所以向传统产业回归,是因为正如舒尔茨所说,传统自然经济是一个“低水平的帕累托经济”,其生产要素按传统结构是均衡的[3]。所以,每当中国出现工业化进程的障碍以后,向传统小农经济回复就成为稳定措施的不二选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和邓小平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政策都是政治家们在面临人口出路问题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解决办法)。

  

  上述分析准确、清晰地解释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度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没有先于西方国家发生产业革命并诞生市场经济?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自发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将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重新购置土地,回到封建主义农业经济?为什么中国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时候就过早地出现了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为什么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措施总是遭遇到“贷款发工资、花钱买安定”的应急措施的否定?

  

  当北大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出 “产权关系无关紧要,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引入市场竞争”的说法时,我告诉张维迎和易纲:这是不懂经济、特别是不懂中国经济的观点。西方现在不讲产权关系是因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产权关系问题,而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关系不明确。竞争机制来源于健全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就是明确产权关系。民营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只有明确产权关系才能建立市场经济,这一观点在任何地方,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历史证明,我们多年来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中国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中国模式是以市场化取向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是历史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区别,就像东亚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一样。特别要值得指出的就是,“民营化”是这一模式的基础,这是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取向的最坚定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反对中国模式的张维迎直到去年还在为争夺“价格改革派”的“双轨制”发明权而争吵。当然,至少到90年代,张维迎已经曾经成为民营化的拥护者,并一度以实际行动,参加我们主办的民营化国际、国内研讨会;还在我们的支持下,以产权制度改革派和民营化支持者名义与林毅夫产权关系无关紧要的观点论战。

  

  当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模式仅仅是对现状的描述,我们一直主张:必须深化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本身还在发展,这包括几个要点:

  

  1、必须实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方面涉及广大农民的生计和出路问题,这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轨的基本难题。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工业化也必然中断。另一方面是因为现行土地承包制没有解决如何集中土地以便引入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问题。两方面因素都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2、改革的方向和实质问题是民营化问题。因为经济本是由民间公平竞争的事,政府只是裁判者。

  

  3、解决推进工业化的市场问题。市场取向必须有市场,但是中国内需不足,外需有限。虽然赶上西方国家后工业社会,传统制造业外移机遇,采用外向型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但是,与中国巨大人口的巨大生产能力相比,市场仍然有限。本次金融危机出现的面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无法回避的障碍。

  

  上述理论和政策,作为学者的张维迎应该是很清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张维迎不愿意提到,而是无视事实,利用不负责任的媒体,采用“语言暴力”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塑造出一个反对改革的“中国模式论”。他在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任上,还大声呼吁“民营化”和“结构调整”(这显然包括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调节经济,与现在他要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有关)。当有人提出,这有抄袭之嫌,张维迎立即转口“国退民进”,近来又说要分掉国家外汇储备。有专家提醒外汇分不了,张维迎又提出要实行私有化和埋葬凯恩斯主义。

  

  中国走上市场化、民营化和民主化改革道路,是几代老中青学者和实践者不屈不饶的结果,这一趋势,至今已经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实践,不可逆转。可以说,张维迎说过的有关民营化、市场化、对外开放、民主化的种种未经变换的言辞,都是大家的共识,并非张维迎独创,即使是对立于产权改革派的价格改革派“双轨制”,也早有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先,迟有毛泽东延安时代、刘少奇60年代屡试不鲜的权益政策。不知道张维迎怎么能够将其打造成他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特别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事实上正是这个“创新”,是导致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倒爷经济”和当前腐败普遍化、制度化的制度保障,至今人们和国家还在遭受其流毒之害,而且其危害很可能断送中国改革和发展,使其夭折。

  

  关于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是教科书说的“货币现象”,还是输入型,只有我们早已提出通胀是结构性的,主张大幅度减税,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和社保、教科文卫支出,启动消费,等等,这已经被中央采纳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一直反对单纯以紧缩货币来解决结构性通胀问题。

  

  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因为历史证明:从长期来看,市场产生的问题市场会自己解决,但是,每一个人却要在所有的短期中生活,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短期波动中,政府不能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即使在美国不要政府干预是对的,但在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府,管理着很多的事的现实条件下,要求它突然撒手不管,其局面只能是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律发生作用!人民肯定起来革命!(理解这一点十分容易:由分散决策决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受类似于自然规律一样的经济规律作用,其自发的调节从长期看是趋于均衡的、正确的,但从短期看却是不讲人性的、不道德的、痛苦的。)

  

  深化改革本来就是推进市场发展完善,就是要求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顺应市场规律,加以适当调节完全是应该的,例如上面提到的减税就是重要的办法。即使就本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不是运用积极的干预政策,美国经济早就崩溃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实例。

  

  张维迎在反对凯恩斯的时候,将凯恩斯主义与国有化、国进民退联系起来,似乎凯恩斯就是“中国模式”,就是反对西方模式,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就是反革命派,这有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现在全世界都在认真研究这次金融危机,这个危机究竟与什么有关,还很值得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次危机是对全部现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并非仅仅挑战凯恩斯主义。尽管如此,我们也不主张全盘埋葬西方经济学,而是要促使西方经济学改过自新,往前推进,而这是所有科学发展的正常途径。

  

  问题是张维迎单单挑出凯恩斯一人,为的是证明他拥护的哈耶克。其实,凯恩斯也没有反对市场经济,也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进行调节。就算是凯恩斯不该在此前存在,那么在凯恩斯没有出世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要怪谁?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出了毛病,是凯恩斯和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凯恩斯不行,亚当斯密、马歇尔、哈耶克等也未见得行。直到今天,经济学研究还没有找到绝对真理,被顶礼膜拜的西方经济学也未必尽善尽美。后人批判继承改造前人是人类科学发展的规律,并不是要埋葬哪一个的事。当前有一种观点就很有道理: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是世界金融制度的问题,几个金融大鳄控制了全世界金融,实体经济成为了虚拟经济的打工仔,世界金融制度需要改革。

  

  其原因很简单:经济是一个主客观混合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大系统,现行经济学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假定是不完善的。事实上每一个理性的人,都是在一定偏差范围中实现其理性,都有正负误差(大多数人不聪明,误差更大),因此,就像物理学的布朗运动一样,每一个分子都处于无规则运动中,这些无规则运动的分子在整体上就构成系统的运动。为了研究的方便,个体的很多特点是无法一一提到整体上来研究的,在起点上就要被舍去。因此,关于整体运动的统计学规律上即使大致符合长期实践结果,也会在短期实践中出现左右摇摆,出现与整体运动背离的系统性偏差。因此,经济系统总是处于不断地动荡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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