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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

更新时间:2012-07-15 08:18:19
作者: 肖瑛  

  譬如,在转基因技术等问题上,对技术风险后果的思考往往停留在学术探讨和内部话题领域,其影响力远比“解决中同人吃饭问题”这一当务之急所释放的力量弱得多;在环境保护与就业、技术风险与经济增长之间,大多数地方政府和民众都会选择后者而非前者。前几年一个关于煤矿工人的调查所得出的“贫困比死亡更可怕”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特别是贫困地区和社会底层是有代表意义的,其彰显了当下中国民众对于现代技术—经济发展的风险的感知、意识和定位。即使有一些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其拉动经济的后果而非取决于其降低环境风险的功能。换言之,在中国,财富分配远远重要于风险分配,或者说,财富分配逻辑完全支配着风险分配逻辑。

  其次,从风险生产动因角度看,与贝克等人认为风险社会是科学技术依其内在悖论而建构出“人造化自然”之后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贝克是一位制度主义者——不完全一样,今天中国各种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扩大再生产,主要是由于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同GDP主义的政策安排合谋的结果。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人类可以依据理性让自然臣服于人的需求的理念不相关,我国今天掌握经济权力、技术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利益群体虽然已经认识到“人定胜天”观念的荒谬性,但并不改变他们大规模破坏自然环境的初衷和行动,也不改变他们生产各种有害于人体健康物质的努力。譬如,不法商贩有意识地、疯狂地、大规模地生产有毒食品;虽然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节能减排技术和防护手段,但许多工厂和矿厂为节省成本,拒绝采取任何防护和处理措施,肆意地排污和破坏生态;地方政府从税收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降低环境评价标准,对各种制造环境污染的生产和开矿活动听之任之;缺乏公众监督的少数政府官员与上述社会风险的制造者沆瀣一气,助长上述各种风险的生产和蔓延等。这些现象都不能直接地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角度得以有效分析,而完全是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驱动的结果,其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以个别利益牺牲公众利益,以自然和社会风险换取私人利益和地方利益。

  同时,一些风险生产也是经济落后、制度安排不合理、政府行政能力弱的结果。譬如,地震虽然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范畴,但如果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以及恰当的防护和处理措施,其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破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高铁之类的科技风险从风险社会角度来看是不可规避的,但其发生的频率、破坏性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控的,事故发生后的各种后续风险只要处理得当,就可以控制甚至规避。但在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管理能力、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后续风险或者说连锁性风险,恰恰变成了不可控制的持续再生产。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风险社会从环境和能源角度看,更是高能耗、高污染、贪大求全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府能力过弱的结果,而不能完全从风险社会理论角度分析。

  再次,虽然中国正处在个体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和其他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一样,一直在积极地促进将更多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的体制改革,倡导有利于个体选择和创造性但不会挑战国家垄断权力的社会变化”[11];另一方面是个体既拒绝国家对自身的过多控制又要求国家建立基本的福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个体化在中国的命运与在欧洲、美国的境遇是不一样的,只是一种“被删减的制度化的个体化”[12]。

  第一,中国的个体化没有一个早期的个性化历史作为基础,即缺失自然权利的文化基础和自由民主的制度保障,是一种没有“解放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空虚的“生活政治”。这种背景对个体化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表面上看似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但实质上是个体对自身特权的追求[13],如单位制时代的工人对单位制时代的怀念,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排斥,特殊利益集团对“个人权利是挣得的,而不是天赋的”强调,其本质都是特权主义和利己主义而非尊重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这种畸形的“个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风险生产和规避的部落主义,即不是从全球或者全国的风险规避出发,而是从个体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来选择风险生产和规避的路径。

  第二,虽然历史上属于同一阶级或者阶层的成员,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中在社会地位、贫富差距等方面日益异质化,但总体上看,个人的身份还是经由个人与某个集体特别是国家的关系来界定的。[14]譬如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依然存留,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把人分成两个悍然对立的等级。这表明财富分配逻辑在中国仍然占据支配地位,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直接导致中国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社会不公平的风险类型。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这类风险主要存在于工业社会中,而在风险社会阶段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从个体化的制度性约束角度看,一方面,这一点的确已经在中国显现,在教育、就业等方面标准化日益明显,个体必须接受这些塑造自身生平的标准化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并对选择和决定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通过艰苦努力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拥有一份国家安排的稳定工作,获得一份可观的福利;但在此后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中,高等教育与稳定职业之间的必然联系成为偶然,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及其后果完全由选择者个人来承担。另一方面,在欧洲,贝克所谓的个体化的风险表现在西欧国家建立在古典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福利制度,被流动的劳动市场冲击的七零八落,无法帮助个体对抗由自己的决定带来的各种风险。而在中国,这种福利制度尚未充分建立,个体化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个人机遇的增加,而且还有风险的完全个体化,即在选择和决定失败后,社会不能为个体分担哪怕一丁点的负担。

  最后,正因为“中国式的个体化”的上述独特性,在中国,要发展超越风险社会的亚政治、生态政治以及基于环境权利的新社会运动也就步履维艰。社会理性是以个性化和个体化为基础的,是具有公民权利和反思理性的个体,为把握自身生平或者说自我价值实现和超越风险社会而展开的公共性和集体性行动等生活政治意义上的新社会运动,对抗经济—技术发展理性,推动民主化在传统的非政治领域如经济领域、科学研究领域的实现。但已有经验研究表明,在我国,特别是在“维稳”和GDP主义支配下,基于风险的社会运动多是不被允许的,只有极少数的一些由社会中层引导和参与的成功个案,如厦门的PX事件、上海的磁悬浮事件;一些环境保护运动主要也不是由利益直接相关群体引发的,而是由外来的知识分子和环保人士推动的,如怒江水利开发事件;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反抗,不仅是在既有体制内展开的,不会质疑现有的风险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后果,而且往往基于具体的个案,不具有可传播性和可复制性。在反抗的方式上,最常用的体制内途径是“上访”,最激进的道路是“暴力”,不是欧洲“法团主义”[15]的和平理性方式。在反抗的目标上,不以推动整个政治、技术—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政治化为目的,而以个别的风险项目之停运或者获得符合反抗者心理预期的利益赔偿或者责任分担为终点。[16]当然,笔者在这里的论述并不是要为中国在对风险现象的反抗上指定一条欧洲的道路,只是想指明中国背景下的这类行动同贝克笔下的超越风险社会的努力方式有多么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本文并不否认如徐勇、项继权所述“我们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或者如李路路所做“高风险社会”的判断,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风险社会”非完全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虽然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多的一致和重叠,更多的只是表象上的差异以及形成逻辑的本质区别。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风险社会”概念到中国,也不能完全遵循该理论的逻辑来分析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和规避机制。笔者更愿意用“中国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来指称当下中国的风险状态,并区别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念。

  

  如何在中国开展风险研究

  

  既然“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和运行逻辑不同于贝克所建构的风险社会研究范式,那么照搬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或者简单地使用“风险社会”来界定当下中国的风险状态,就不是科学和严谨的态度。但是,借鉴一些抽象的概念工具作为中国的风险社会研究的切入点,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应区分世界风险社会与中国风险社会,并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中国的风险社会,前提是区分“世界风险社会”与“中国风险社会”,厘清二者各自的发展逻辑,更重要的是分析世界风险社会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成和运行逻辑,及其对中国风险社会构成的影响。既然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又是全球化进程最快的时期,因此,世界风险社会对于中国风险社会肯定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相应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对世界风险社会之形塑势必也产生重要作用。这种双向关系从世界气候大会的剧烈争论中可见一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大而化之地讨论这两种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对二者相互纠缠的具体机制做入微探幽的研究,从而阻滞了中国风险社会的研究进路。

  探讨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逻辑,既要将之置于全球化即世界风险社会的背景之中,亦应从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最近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路径来讨论。同“风险社会”指称晚期现代化时期的整个欧洲社会状况一样,“中国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指称的也是当下中国的社会构成,因此,将之分别放置到中国90年、60年和30年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情境下进行分析是不可规避的研究路径。换言之,研究中国的风险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研究整个中国的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后果和表征。如果脱离这个背景简单地讨论某些局部的和个别的风险现象,就难以洞察中国风险社会独特的构建和运行机制,也难以把握其基本结构。

  风险不仅是客观存在,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建构,亦跟人们的社会认同联系在一起,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下民众的风险感知、选择不完全一样。因此,从民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意识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风险社会的构成和变化具有必要性。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认为,不同社会组织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取向,“组织之间的巨大分化对应于它们所规定的期望和价值的巨大分化”[17],不同组织的风险感知各不相同,习惯于选择对他们所倾心的制度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风险类型。就当下中国而言,一方面是城乡二元分割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社会结构分化和重组的剧烈变动、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些因素既是社会风险的一部分,又使得处于不同地区、阶层的人们的风险感知出现差异;另一方面是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中,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在同一个时空下汇聚和叠加,影响民众心性的因素不断增加且相互激荡,民众的社会心理出现高度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局面,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情绪也是复杂的、多样的和变动的。在这个情境下,要认识中国风险社会的构成和运行逻辑,需要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来洞察民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意识,而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模式或一个标准来言说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与风险选择和认知取向。

  与风险感知相关的还有风险交往等因素,而在风险交往中扮演角色的是媒体,媒体对民众的风险感知影响深远。因此,要认识风险的社会建构逻辑,必须研究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在风险交往和风险感知建构中的作用和运行机制。在西方,媒体的风险放大效应已经被研究得比较透彻,学者们普遍认为,生活中与危害事件、物质和科技相关的危险感知,更多的取决于所接触的媒体信息而非日常现实[18];媒体的风险建构具有政治重要性,并能够影响科技市场的发展[19]。在中国,人们在阅读媒体所报道的各种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危机时会忍不住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社会的风险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关于媒体对于民众的风险感知、选择和交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少之又少,无疑妨碍了对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状况、构成和运行逻辑的整体性想象。

  风险治理是风险社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治理技术,更指涉政府在风险社会中的制度建设、价值观确立等根本性问题。西方的风险研究中成果最多的领域是风险管理和治理,而这个主题在国内风险研究中恰恰是最为薄弱的领域。前文指出的地震、高铁事故所衍生的各种后续性风险,应该说是政府和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滞后的结果。研究风险治理,需要同整个国家的政府执政能力提升、公民社会建设等宏大的因素联系起来,首先在价值取向上探讨风险治理的发展方向,其次在制度上寻求公民参与风险治理、政府与社会力量在风险治理中协调合作的路径,最后需要构建具体而微的风险治理技术。

  本文关于风险社会与中国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方法论角度看是理论如何本土化和中国化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今天,本土化和中国化在一定程度已经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所有人都可以用以拒绝各种外来理论和概念的武器。在笔者看来,要求本土化和中国化本身无错,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或者抽象的层面来使用这两个概念,不仅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理论的经验化和本土化进程,而且会妨碍人们的思维。因为如果没有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我们不仅会丧失参照对象,甚至连思维也难以想象。

  要促进外来理论和概念真正地迈向本土化,需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区分这些理论和概念的抽象程度,对于纯粹形式的概念,如本文所使用的“风险感知”、“风险意识”、“媒体”等,完全可以无条件地拿来使用,因为其抽象化程度使之具有了普世性。但对于那些有具体内涵的理论和概念,如本文的“风险社会”,则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因此应该在做此甄别的基础上,再对这些有具体内涵和价值指向的理论和概念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和反思,即努力还原其价值取向和出现的社会情境及原因。这样,我们才能走向第三步,即以这个理论为参照,对本土的社会境况与知识做切实的解读,开展条分缕析的对比,找寻二者之间的异同,确定其对本土研究的具体价值。最后,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化的概念工具,如本文所谓的“中国风险社会”。但这并不意味到了我们可以抛弃外来概念的时候了,事实上,对外来概念之生产背景及其内涵的还原性努力,始终是我们建构研究本土社会的参照系的工作的一部分。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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