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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象: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杜润生

更新时间:2012-07-13 08:48:32
作者: 吴象  

  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意义重大,而且深远。

  那时,推进包产到户形成了“上面放,下面盼,中间有个顶门杠”的局面。“75号文件”发出后,耀邦找杜润生研究如何改变几个省对包产到户“死堵”的态度。他们分头到河北、东北几个省搞调查,解决问题。后来杜还几次到福建、广东、山西等省宣传做工作,所到之处领导层没有再反对包产到户了。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1981年12月,杜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因为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优势,而且态度强硬。起草的文件送中央书记处审已来不及,就作为中央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不料得到全国农民特别强烈的拥护,说我们农民的事业也上了中央的红头文件了!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连续五年照此办理。“一号文件”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干,它是总结农民的经验,非常尊重农民,杜在写第一个“一号文件”时,请了两个地委书记,一个是安徽滁县的王郁昭,还一个是浙江湖州的沈祖伦,我和他们都很熟。这两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杜把他们请来,不是征求一下意见就算了,而是参加文件起草,使当地农民主要意见能够确切地表示。起草“一号文件”内部争论得也很激烈……如此,五个“一号文件”相继诞生,成为中国农村的改革指路航标。

  万里对杜润生很尊重,认为他是农委负责人中最了解农民、替农民说话的。还说,当年被批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和杜润生其实是中国两位“农民问题”真正的大专家。

  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作风比较民主,使农口各部门常常扯皮的事反而处理得较好。同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密切了与各省市及农村基层的联系,及时能听到群众的呼声,促进了上下互动。更重要的是与各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大量增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起了带头作用。对中国改革事业和整个经济出人意料的大幅度连续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大家都认可的一句话:关键时刻,关键岗位上用对一个人,就等于事业成功了一半。中国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称杜润生为“改革之父”。我们机关和省农口的同志们都认为,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有这样一位无时无刻都“情不自禁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参谋长”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幸事,也是中国农民的幸事!

  

  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杜老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特别善于在复杂的矛盾中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实现农民的利益。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很有理论水平的老共产党员。早在太行山时期,他就是一个出名的秀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处理问题,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有群众观点,会走群众路线,是做群众工作、农民工作的能手。我认为,杜老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不仅是80年代的农村改革时期,也不仅是50年代合作化时期,早在战争年代他就重视农民利益,懂得农民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了。

  杜老一生很坎坷,他说自己没有功劳,苦劳倒有一点。这当然是他自己的谦虚,实际上不少时候他有功劳,却被人为地一概抹杀了,甚至当做错误来批判。建国以后这一段,“左”不断地发展,杜老一次又一次地挨批评,甚至加上莫须有的可怕罪名。杜老屡遭挫折,积极性始终不倒。经得起考验,受得了委屈。这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开始,他返回家乡,组织了一个抗日游击队,不会打仗,也敢指挥作战,这不是很好嘛。不知为什么,后来就挨整了,降到《胜利报》去当编辑,他不在意,不计较这些,照样努力工作。后来才发现了他,承认他是个人才,才又让他去当领导,是太行六分区的专员。老同志中有不少人有过类似的遭遇,都能表现出革命者应有的气度,但是他更不同的是,有独立思考,受到错误的批判也不停止思考,事后证明正确的是他,还要继续思考,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深,想得很透,因此比较客观,比较公正。他善于思考,也善于表达,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很有魅力。我1943年听过他一次讲话,他当然不会认识我这个听众,可是我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一直佩服得不得了。可算是“一听钟情”。

  他不整人,却原谅整他的人。被整的时候不垂头丧气,正确了也不趾高气扬,心胸特别广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这个“容”字,而且这不完全是由于性格宽厚,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他认为自然与社会本身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要善于处理这种多样性。所以什么意见都听得进去,什么人都容得下,都能调动其积极性。

  他还有个最值得学习的特点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新知识。他早就是公认的大知识分子,越到晚年,学习兴趣越加浓厚,认真的程度,领域的广泛,是许多好学的青年学者都自愧不如。他对事物往往采取一种学习、研究的态度,喜欢找人探讨。他的许多老朋友,更多的是“小朋友”都是可以促膝深谈的。仅仅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远远不够的。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指示别人,教育别人,总是平等的讨论。倾听,真心实意地想从对谈者那里发现、吸收有益的新思想、新观点。哪怕只有点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料,他也不放过。使人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原来的看法慢慢心悦诚服地改变了,或者说提高了。

  同青年人交朋友,虚心学习青年人的新思想,使他心情愉快,变得更豁达,有益健康长寿。从生理上说,人总是要走向衰老。从心理上说,却出现了越老越年轻的特点,这很了不起。

  最后重复一句。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教条式的、更不是官僚式的,不妨说是开创了一种越老越年轻的模式,越到晚年越成熟,学问越大。

  他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大学者,大专家。

  祝愿杜老健康长寿!

  

  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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