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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

——专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

更新时间:2012-07-12 08:52:32
作者: 李强(北大) (进入专栏)  

  它们都是在西方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下思考发展模式,基本不触动自由资本主义的框架,基本接受有限政府这个前提,都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不过,二者对公共物品的界定显然有很大差别。新自由主义只接受政府的基本公共物品,而国家主义则希望政府在发展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依我看,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主张各有其内在价值,也都有其理论困难。新自由主义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国家问题。以前,经济学几乎不关心国家问题,国家是一个黑箱,只要需要就诉诸国家。许多经济学家鼓吹国家干预的意义,似乎国家永远公正,国家干预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免费的午餐。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证明,国家可能成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这种主张对于打破国家神话是有意义的。

  但是,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不包含任何公共性。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国家可能有公共性。第一,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看,在特定时期,个人利益依赖于整个国家的安全,人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国家利益。第二,更何况,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行为。人性事实上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特征。人一方面追求利益,另一方面追求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由于追求承认,希望得到公众的承认,政治家、公务员完全可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是相当丰富的。

  在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还应提及依附理论。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将传统的阶级剥削理论应用到分析世界秩序,描绘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一些国家主导,另一些国家无法摆脱这一秩序。一些国家的贫困构成另一些国家富裕的前提条件,反之亦然,少数国家的富裕构成多数国家贫穷的原因。依附理论在描述、揭露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呼唤建立新型国际秩序方面显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譬如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构建一套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如果我们沉湎于这种理论,我们就会无休止地抱怨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抱怨历史对我们的不公平。这些抱怨无法帮助我们的发展,从长远讲,也无法帮助我们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秩序。

  

  ▲近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有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如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失败。有学者认为,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内涵的“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并不是现代人所期待的那种“公共理性”或人类公共性,而是一国政治意志的普世化,是美国的一种“软战争”战略,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来谋划的。美英在其所倡导的这套规范化政策的药方中,有意识地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长期历史经验,系统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其真实目的乃是为了释放难以驯服的市场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悲剧,人为制造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锻造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威胁其全球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是造成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呢?

  ●对于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的失败,我想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新自由主义。前苏联的改革路径即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有问题的。

  上面提到,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国家,它接受国家在提供基础性设施(infrastructure)方面的功能,如法律、安全。读过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布坎南《自由的限制》一书的人都会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一种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需要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提供法律制度。我在一些文章中曾将现代国家原则称作新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hiddenagenda)。或者,借用霍尔姆斯的话来说,它们是自由主义埋在土壤下面的(theundersoil)原则。新自由主义这一隐含主题,在西方是老生常谈。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进行经济社会政策争论时,都将这一隐含主题作为“预设前提”。

  一种文化在接受、移植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理论公开昭示的原则,而且还得分析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揭示这些理论隐蔽的主题。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些预设在某种文化与社会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言而喻、无需讨论的因素,但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却全然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生搬硬套特定背景下出现的理论,而不去同时创造实施这些理论的背景与条件,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前苏联政治家与西方自由主义顾问们在为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时,罔顾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天真地认为只要消除国家控制和干预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健全的市场经济,结果却使前苏联的改革弊端丛生。苏联政治家和学者忽视了新自由主义运行的环境和机制。西方的学者、经济学家也只是过了若干年后,才了解了苏联制度的复杂性。前苏联改革并不能证明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的失败,但它确实表明在那些缺乏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背景条件的社会中,径直引进自由主义是窒碍难行的。

  我在此并非批评英美新自由主义者的疏忽。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与特定的社会需要有关。英美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忽视更多地反映了其特定社会的情况,而并非意味着理论上的无知。大家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都有暗含的共识,即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必须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二)

  

  ▲20世纪90年代,拉美各国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获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大量增加,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社会保障不断削减。巴西于2000年爆发金融危机,而阿根廷于2001年爆发了经济危机。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呢?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标识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外,我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对拉美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而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惟一合法性源泉。这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中。20世纪60-70年代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南美洲在庇隆、阿连德和瓦家斯等人的领导下,推行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改革。民粹主义特征比较强调人民大众选举的至高无上性,拒斥政治结构中任何政治精英的成分,完全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为了取得普通大众的最大支持,政治领袖们向下层阶级许下种种难以兑现的诺言,无限制地扩大政府开支,开出许多空头支票,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当民粹主义领袖将其政治主张扩展到经济领域时,民粹主义政治便转为民粹主义经济,或者称作“经济民粹主义”(EconomicPopulism)。经济民粹主义意味着一整套经济政策,旨在调动有组织的劳工、中下阶级和内销商人的政治支持。典型的政策是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价格控制增加名义工资以影响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汇率以降低通货膨胀。民粹主义政策能带来近期经济利益。实施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后,在特殊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在短期内能戏剧性地得以改善。而且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所潜藏的危险要到后来才会被人们发现。例如,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预算和收支情况的恶化以及国际储备的枯竭等。

  拉美长期为民粹主义所困扰,这也是拉美政治缺乏稳定性的原因。良好的政治家必须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应仅仅考虑民众的当前利益。拉美的精英引入了新自由主义,但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受制于民粹主义这个大环境。拉美的失败除了新自由主义外,民粹主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成熟的民主制都抵制民粹主义。以民粹主义所热衷的公民投票为例,英国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公民投票,目的是决定加入欧盟问题,而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有公民投票。英美成熟民主制是一种共和主义的政体,这种共和主义政体容纳了大众民主参与的成分,容纳了稳定的文官制度或其他精英统治,容纳了领导型的政治家。这三个方面结合的政体能够比较平衡地协调长远发展和近期利益之间的关系,比较平衡地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质需要与政治家和政党的选举需要。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有研究表明,拉美贫富的扩大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与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联系并不明显。2003年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专门研究拉美的不平等的问题。2003年11月6日5经济学人6杂志刊登了这一报告的基本结论:在最近20多年,即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拉美的不平等没有多大的变化,拉美的贫富不均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并未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而缓解或加剧。

  实际上,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发展有多种原因,如文化原因、工作伦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有时采取一定经济政策如新自由主义可能会有一些意义。但是,相似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结果,将某种经济后果笼统地说成是某种主义的结果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但无论如何,我们今日国际秩序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国际秩序的呢?是不是应该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摧毁现存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充满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呢?

  ●从理想的角度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沃勒斯坦所讲的世界体系的不公正当然有深切体会。如果进行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遐想,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希望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建立一个能够缩小富国与穷国差别、消灭国际强权的秩序。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际秩序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沃勒斯坦式的国际秩序毕竟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就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倾向而言,我们可能面临的选择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理念:新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或国家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是以近代以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为基本制度结构,以民族国家为最基本的行为单位,以多元文化并存为最基本的国际现实,以全球自由经济贸易为基本交往手段,这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的框架。新自由主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主张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某种乌托邦主义色彩,一些人甚至以为通过经济与贸易自由化可能实现长期的国际和平。我记得前几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经济与贸易自由化可能消除战争的根源,二战时期日本与德国寻求资源与市场的野心在战后轻而易举地通过贸易自由实现了,而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得到的利益就不必诉诸战争手段了。

  与新自由主义相区别的首先是新保守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由于某些译著的影响,一些人混淆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一种相当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在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巨大影响。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基本特征是强调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的普遍价值,蔑视多元主义文化的价值,不接受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企图冲破以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框架,追求单极化,追求帝国的理念。新保守主义不相信单纯依赖经济与贸易自由就能够实现和平的国际秩序,他们相信实力、迷信武力,企图用军事手段实现新帝国。很显然,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相当不同的理念。当然,在现实政治中,有时这两种理念也可能在同一政党或政治派别的纲领中出现,如里根以来美国的共和党似乎既在国内经济政策中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又在外交政策中受新保守主义影响。但二者的结合并不是必然的,例如,在卡特政府后期与克林顿政府期间,经济政策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但在外交政策上与新保守主义大相径庭;欧洲不少国家的中右政党在经济政策中奉行新自由主义,但在外交上丝毫没有新保守主义的痕迹。

  除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外,还有一种在西方有巨大影响的理念,我们姑且可以将这种理念称作国家主义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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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0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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