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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欢:代课教师群体与村落社会变迁

更新时间:2012-07-11 10:44:27
作者: 张欢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十五年前,想必会影响到更多的家庭。可是,当2010年初,西部一些省份突然清退代课教师的时候,对于东部省份的家庭来说不过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并未产生多少可供茶余饭后讨论的素材。即使东部省份,在十几年前也存在这些群体,可是那些曾经是代课教师,现在已经转正的老师们又有多少会关注尚未转正的同行们呢!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求全责备,毕竟教师这个群体并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各自也是身不由己,时常为一些待遇问题呼喊,甚至走上街头。我很奇怪,几乎听不到这些被清退的老师有什么怨言,我权且当他们都是活雷锋了。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群体与一个时代紧密联系了起来,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村落社会变迁联系了起来。后人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底层社会变迁的时候都难以回避这个群体。

  笔者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文献有些阅读,喜欢考察那些人们常识中认为的十恶不赦的社会中的一些故事:

  李敖小时候听父亲说起关于张作霖的事情。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都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又打躬又作揖,谦恭地说:“我们这些当官的,军人,全都是些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中国传统社会私塾教育中,乡村教师这一群体是由读书人构成,其中不乏秀才、举人,是乡绅阶层的一部分,也就是基层社会的精英,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些人是村落共同体的组织者和维护者,对于村落社会经济常态发展贡献颇大。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革命年代,这个群体也广受尊重,其中很多成为各种政治组织的领袖。一个重要的细节便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这些群体向城镇流动,农村走向了衰败,农村黑社会化越发严重,从而不断加剧社会矛盾,为大规模农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经常到村里的学校玩,对这个学校还算了解。这个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都有,那里很多也是代课教师,但是因为公办教师与代课教师的工资差距不大,因而显得很和谐。学校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日书声朗朗。这里也是一个村的政治中心,村委会就在附近,村民大会都会在学校操场上举行。这里还是全村的文化娱乐中心,电影下乡,送戏下乡活动也会在这里举行。九十年代初,村里的初中全部集中到镇上,村里就冷清了许多。这几年,随着各种教育改革的深化,村里的小学也被取消,集中在镇上。老家那个村的学校已被废弃,操场长满了青草以及堆放着建筑材料。教室窗户的玻璃已不见踪迹,教室内落满了尘土……曾经的喧闹已经远去,换来了有些孤寂的清静。这里也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了,村里的年轻人多数出去经商和务工,常年在外,整个村子偶尔见到一些老人和牙牙学语的孩子。

  想必这种村落在国内已不是少数了,或已然是一种普遍的形态。东部地区的代课教师大部分早在十几年前就转正了,其他的人也都陆续转行了。近几年,随着观念地革新,即使是在镇上执教的老师,也陆续在县城买房安家。结果,村落中的精英群体逐步流向城镇,导致了村落的萧条。有农民朋友这样形容现在的村落:有老人去世了,找个有力气的年轻人帮忙抬棺材都难。

  在中国历史上,村落中的老师始终是一个村落维系思想道德文化的主体。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村落精英群体的迁移导致了当时中国农村的衰落。20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迁移(这次包括农村老师在内的大部分青壮年群体)又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变迁。

  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其中很多与农村政权的黑社会化有关。很多特征与20世纪前半期基层社会政权的黑社会化相像。当年的袍哥和会党很可能会萌芽,这将会给中国社会转型造成难以预料的结局。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将推动基层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定位在农村教育的发展上,通过全国统一的教育规划,实施公平教育,以农村学校为载体,将其作为民智开化、文化宣传、民风重塑的载体,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可以说,日本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其将教育作为对传统信仰的替代物关系甚大。然而,我们是否考虑过,贸然清退已经为那些村落开民智而奉献了青春的代课教师们,我们的社会所要承担的代价可能不仅仅是在贫困人口数量上增加了几十万人,而且这将改变那些村落的社会结构,会加速这些村落的衰落,而结果可能未必对这个社会转型以及改革稳定有什么裨益。

  中国传统村落的社会变迁尽管是静悄悄的,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是对这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却可能是决定性的。其积极的贡献是为未来社会提供政治空间和资源,而消极的影响则是在不断去精英化的情况下,村落可能会成为引发社会中断的主要力量。所谓“于无声处现惊雷”,这个社会要想不被雷倒,还需改革者更多的政治智慧以及社会更多的关爱。

   2010-2-4

  

  本文发表在2010年《青年文化评论》第四期:http://m.ycreview.com/node/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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