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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一段历史插曲 ——第三帝国时期的秩序自由主义经济体制

更新时间:2012-07-04 21:04:48
作者: 孙传钊  

  正是对这三个领域市场进行一种“变革”,也是对付大萧条经济危机的一种对策,通过国家直接干预、控制这三个领域经济,约束、限制其市场化。纳粹上台后马上宣布所有的 工会为非法组织,禁止罢工,成立了“德国劳动战线”统一管理劳资关系,劳资双方都失去契约自由,本来占主导地位的各资本家之间也失去竞争自由,等于关闭了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几乎同时出台了一个“劳动力信托法”、“国民劳动秩序法”,由国家负责劳动力信托官员来控制工资幅度,也避免工人工资过低失去劳动积极性。这些政策与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魏玛时期工会力量过大,主导工资水准、工资水准过高,导致经营者失去投资积极性的观点吻合,于是纳粹政府通过立法人为地把本来“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宏观控制、调整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除了让劳动力退出市场,政府还出台“世袭农场法”“农民保护法”、“防止森林荒废法”、“自然保护法”“国家狩猎法”“土地评估法”等法案 ,从管理、控制土地市场入手,控制农民收益、农业规模、农产品进出口的“合理化”,但是实际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抑制国民日常消费。其三,关于金融政策,纳粹也出台了“国家信用法”控制货币商品化,稳定马克对外的汇率、信用,拒绝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无限扩大方法来克服经济危机。秩序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纳粹时期的实验,得到结果是彻底埋葬了民主主义。

  

  2008年以后,伴随着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出现破绽,欧美理论界不仅注意到即使政府放手把经济交给市场,“看不见的手”也不一定能制造出一个接近合理的、完全的市场,还会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控制市场。秩序自由主义这段纳粹时期历史插曲使得哈耶克的私有制主体自由主义必然摆脱“奴役之路”的理论也受到了质疑,人们发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不一定导致民主政治体制;历史上的完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乃至纳粹实施秩序经济体制,都是夺取政权以后改变政治体制的结果;人们都注意到卡尔?波兰尼提出的政府干预和控制的议题的关键——是谁来干预、控制?如何干预、控制?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即民主和法治如何保障自由经济?多元的资本主义模式,最后是谁居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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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何梦笔主编的有《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秩序自由主义:德国秩序政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雨宫昭彦,《競争秩序のポリティクス:ドイツ経済政策思想の源流》,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雨宫昭彦?J?シュロレープ编著《管理された市場の生成:介入的自由主義の比較経済史》,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W?アーベルスハウザー著、雨宫昭彦?浅田進史译《経済文化闘争:資本主義の多様性を考える》,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雨宫昭彦,“システム理論で読むナチズム”,《UP》,2009年第五、第六期。

  

  3,二战前、二战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左派政治学者内部也曾为这个论题产生过论争。即法兰克福学派诺依曼(Franz Neumann)、基尔希海姆(Otto Kirchheimer)都否定战友弗伦凯尔(Ernst Fraenkel)1938年写成的《双重国家》(The Dual State)中的主要观点:纳粹经济体制中保留了合理性部分,经济法领域法制依然部分存在,是一个双重体制的国家。诺依曼、基尔希海姆认为纳粹经济体制及活动都是从属于其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非体制的本质。从近几年德国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以及最近伊安?布莱默(Ian Bremmer)在《自由市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中提到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浪潮中以政治效应、民族主义为中心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来看,似乎政治学领域也需要重新评价弗伦凯尔的《双重国家》。《双重国家》这样的学术名著耐读的魅力也就在于此。

  

  4,1980年以后西德从事相关研究得出雷同结论的研究者还有:Ludorf Herbst、 Christina Kruse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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