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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公知”是一个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

更新时间:2012-06-25 17:10:20
作者: 朱大可 (进入专栏)  

  

  凤凰网文化:您个人理解的“公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知?

  朱大可: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通常具有这样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但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所有问题都是广义概念惹出来的麻烦。对后一种“公知”,按不同的标准,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比如可以按是否有良知、是否独立、是否具有批判精神等等,否则,就会出现不必要的认知混乱。

  凤凰网文化:“公知”为什么现在成了骂人的词?在相对变得贬义的过程中,媒体、政府、群众等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朱大可:公知挨骂的原因有点复杂,其中既有公知本身的原因,也有公众对公知的误解。跟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约数的,因此“公知”就成了一个无比复杂、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由于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共语法”,各人的准则、策略和言行就会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民众对公知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在许多人看来,“公知”进了报馆,就成了“媒体”,当上了官员,自然就是“政府”,而跟粉丝一道起哄,也就变成了群众。

  

  “公知”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 焦虑不该成为常态

  

  凤凰网文化: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你认为,中国当代的“公知”在所谓“启蒙”的道路上为何充满暴戾之气?

  朱大可:在“一切都在变坏”的时代,面对生存环境的“总体性危机”,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为存在的焦虑所困,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

  凤凰网文化:公知所谓被“污名化”,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第一,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令人雌雄难辨;第二,即便是真公知,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丧失独立立场,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第三,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第四,公知是寻常人,而并非圣贤,公知也会犯错,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将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国内公知和国外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是否有中国特色?

  朱大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源于“知识分子”一词,而这个语词天生就包含“公共”的意思。中国人加上“公共”二字,原本是想跟“知道分子”划清界限,谁料现在还得再加上“真正”二字,实在是件很滑稽的事情。

  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为了伸张正义,以作家左拉为首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抗议宣言,要求当局平反这起冤案。这份文献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是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重大标志,也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源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则应当追溯到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还有,批判政府外交政策的“五四运动”。但从理论上说,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遵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设定的国际标准,使用相同的“公共语汇”,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中国标准”和“中国特色”。

  凤凰网文化:有人说这个群体离专业知识越来越远,公共的部分全成了一种“姿势”,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这也是我的忧虑所在。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年龄层,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这个说法准确吗?如果准确的话,那怎么看70和80年代的那群人?

  朱大可:大致如此,也不排除有不少例外。像我熟悉的王晓渔、羽戈和魏英杰等,都是公知的“第二梯队”,他们的出现,正在改变你说的这种状况。公共知识分子年轻化是一种趋势,只是来的稍慢一点。基于年龄的关系,五、六十年代生人很快就会退出历史,中国的未来,必然取决于更有活力的一代。

  

  公知失势源自自身退化“士”的精神已不多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也流行跨界,学数学的去点评政治、学物理的去点评文化等等。如此,公知的可信性在哪儿?

  朱大可:跨行是知识分子“公共化”的必然后果,对此无须大惊小怪。对于其中出现一些知识性偏差,发言者无疑应当学会更加审慎,但只要不是蓄意误导,公众就应该给予宽容,否则,公知就没有生长空间,而中国的公共言论平台,也会变得更加寂寥。

  凤凰网文化:公知群体在大陆出现仅仅数年,为何崛起如此迅速?现在的瓶颈在?

  朱大可:中国公知的迅速崛起,跟这几年“中国问题”大爆炸有关。我们突然面对来自体制和环境的危机,变得不知所措起来。在这样的价值迷津中,公知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现在的瓶颈是,人们对公知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而原因不仅在于公知自身的退化,也在于“粉丝群”的反叛。任何人一旦有了主体发言权,就不再需要“代言人”了。这是“知识分子终结论”的基本逻辑。这种状况也会构成公知发育的瓶颈。

  凤凰网文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在当代已经消失了吗?如何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朱大可:我看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果然已为数不多。在我看来,当代知识分子使命同时负有两种使命:第一是用批判的声音来推动现实改造,第二是利用专业知识和才华,去重构新的公共文化体系,这两种使命看起来是互相纠缠的,但终究有一些微妙的分别。

  

  “公知”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

  

  凤凰网文化:“公知”如果真正赢得大众信任,短期内需要做什么,长期内需要做什么?

  朱大可:说这些恐怕没啥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诉求,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名单上,我偶尔被列为“公知”,但绝大部分时候又被排除其外。我是游离者和身份不明者。我自己笨想,假如我是一个公知,那么我短期内会保持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关注,同时也会尝试在文化建构上做一些专业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来源: 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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