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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逻辑学还是伦理形而上学

——费希特伦理学的“知识学原理”研究

更新时间:2012-06-25 16:47:50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号重要人物,他像后来的谢林和黑格尔一样,宣称并坚信,自己的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发展,而且只有按照自己的这种发展,康德哲学才能变成“真理”。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费希特、谢林都是在康德仍然健在时就成了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正是在康德去世的1804年,他们的哲学发生了向“后期”的明显“转折”,[1]而康德本人恰恰完全拒绝承认费希特的知识学是对他的哲学的发展,并于1799年8月28日在耶拿《文汇报》上发表了批评费希特的声明:“我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不多不少恰恰只是逻辑,靠逻辑原理是上升不到认识的内容的”,断然否认费希特的《知识学》和他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辩护的立场有什么关联。而谢林在看到康德的这个声明后写信支持费希特,明确反对康德并鼓动他做出回应:“显然,康德只知道您的知识学的名称,所以他是对自己完全不理解的东西表示了非议”。而费希特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他答复康德说:“按照我的用语,知识学一词所指的根本不是逻辑,而是先验哲学或形而上学本身”。他回信给谢林说:“我当然完全相信,康德哲学如果不像我们接受它那样予以接受,就是十足的胡说八道”。[2]

  我之所以在此特别提示他们的争论,是因为这涉及到本文的核心,如何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康德开始的“哥白尼式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革命,即将知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转变为实践哲学的“行而上学”[3];费希特自以为他的“知识学”就是康德所需要的这种“行而上学”,因为它是以“本原行动”(或“事实行动”)使知识学的绝对起点“主客体的本原统一性”——自我——成为自明性的“原理”,但康德却根本不认可他的知识学。因此,在我们具体考察费希特的伦理思想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分析他与康德的上述争论,以期弄清他的“知识学”何以能够成为其伦理学的“原理”。

  

  一、康德和费希特之争的根源

    

  当康德说,你的知识学不多不少恰恰是逻辑时,费希特说,不,我的知识学根本不是逻辑,而是先验哲学或形而上学本身。表面上看,这是对“知识学”理解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对“形而上学”理解上的分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先验幻相”的揭露,把“旧形而上”送上了“断头台”,因为旧形而上学是按照理论理性的“知识学”路径,以“表象”的方式,以“知性”概念的“规定性判断”去把握“自在之物”这样的“本体”。本体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它既不可“表象”,也不可以知性概念来规定。“本体”可“思”,通过“思”,通过“思”其“范导”(即“规范”和“引导”)的“意义”才呈现出来。但这种“思”不是知识论上的“思”,而是“行动”(原则)之“思”,因为是出于“实践”并为了实践的“思”。“本体”不是因其“是什么”的“经验实在性”、而是因其作为“理念”具有“先验的理想性”才对“行动”原则的确立呈现出“本源的”“范导”意义。因而,真正的“形而上学”在康德这里只是作为对确定行动原则的最终根据(奠基),即“行而上学”才能成立,因而是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即对一般实践理性以意志的表象为立法根据的否定和排除,最终以形式立法而得以完成的,不可以道德的自傲和自大再对作为实践立法之最终根据的“自由”、“不朽”(来世)和“上帝存在”有“知识上的”宣称和要求。

  康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在表达上,他仍然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致力于使形而上学未来能够作为“科学”而出现。所以,麻烦和误解就是出现在“科学”这个词上,本来古代的“科学”都包含在“哲学”的名下,但康德看到,近代以来,物理学等“科学”都获得了巨大进展,成为“严格的知识体系”,而唯独“形而上学”这位古代的“科学女王”如今变成了“遭人唾弃的怨妇”,所以他立志使“形而上学”变成“严格的科学”。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康德依然是在“逻辑”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即全部的“论题”(或知识)要成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可以从惟一的一个“自明的”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所以康德所言的“科学”只能是从纯粹理性出发“严格论证”的哲学,与“知识”是有不同含义的。因为“知识”除了有知性概念所赋予的形式普遍性之外,必须要有经验性的质料,这是“形而上学”提供不了的。这样,康德就形成了他的一个独特而具有伟大意义的论断: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出现是可能的,但决不可能作为“知识”出现。

  费希特确实领悟了康德哲学的使命:促进“形而上学”成为“严格的科学”,但他恰恰是在“科学”和“知识”这个词语上触犯了康德的大忌,把康德要严格区分开的东西视为同一个东西:“知识学”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科学学”。这就怪不得康德要发个申明,说费希特的知识学与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辩护的哲学立场毫无干系了。因此,他说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在康德那里是未完成的,他的知识学是对康德的所谓发展,也就是康德无法接受和承认的了。

  

  二、费希特的“知识学”是否仅仅是逻辑?

    

  费希特承认他的知识学是形而上学,但不承认康德所指派给它的“仅仅是逻辑”的标签。实际上,在《论知识学的概念》中费希特就对知识学和逻辑的关系作了说明:“不是逻辑学为知识学奠定基础,而是知识学为逻辑学奠定基础:知识学完全不能从逻辑学来证明,而且,没有哪个逻辑命题,也包括矛盾命题,可以先于知识学被视为有效的;相反,每个逻辑命题,甚至整个逻辑学都必须从知识学来证明;…所以,逻辑学借助于知识学取得它的有效性,而不是知识学借助于逻辑学取得其有效性。”[4]话虽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作为“知识学”基础的三条原理,恰恰是“三条逻辑原理”[5],在《伦理学体系》中,费希特也说到:“从这里开始,普通逻辑确实对于我的命题的正确性给我提供了某种保证,因为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能够怀疑普通逻辑的普遍有效性”。[6]在此意义上,难道能够仅仅说,“逻辑学借助于知识学取得它的有效性,而不是知识学借助于逻辑学取得其有效性”吗?费希特一定是被康德的“申明”逼急了,才说出那么前后矛盾的话来。因为他确实是非常真诚地把自己作为康德正宗的学生,把发展康德的所谓未竟事业:使形而上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出现,作为最崇高的伟大使命,自己作为伟大哲学家自立于世的这一新的学说,恰恰遭到了自己敬重的老师的“当头棒喝”,确实让人无法接受。但客观地看,康德说他的“知识学”单纯从逻辑原理是上升不到知识之内容的,这本来是对的,因为根据康德的知识概念,任何真实的知识,都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即概念提供普遍形式,经验提供的新内容,而“知识学”从三条逻辑原理出发,无论如何是推论不出什么经验内容的。在此意义上,既然产生不出真实知识的“知识学”,当然就只能是逻辑了。不只是康德,后来叔本华也不认为作为形而上学的知识学具有知识的内涵。许多人都提到过,叔本华曾通过文字游戏,恶劣地讽刺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是“知识之空白”(Wissenschaftsleere),只改变了一个字母,读音相同,而意义全变,就一般的知识概念而言,这也不完全是挖苦,还是有些道理的。

  不过,站在费希特的立场上,他仍然宣称他的知识学是“一切知识的知识”或“一切科学的科学”,这样的“大话”只有在相信“形而上学”的时代,还有人听得进,而在当今“反形而上学”的处境之下,很难让人相信,它有什么真实的意义了。

  但如果我们不把“形而上学”当作“最高的知识”(所谓“一切知识的知识”)或“最基础的知识”(所谓“一切知识的基础”),而是回到形而上学原始的意义,即“存在之为存在”的意义,那么,它对于人这样的存在者探讨“人之为人的意义”依然具有某种“规范的有效性”,所以,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必定具有某种“逻辑”的意义,而不一定非要是某种“逻辑学”。实际上,许多诠释者都是在“规范有效性”的“逻辑”意义上来理解费希特“知识学”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的,我国著名哲学史家王玖兴先生就说过,“知识学”“在费希特的哲学体系里”,它的地位和作用“约略相当于《逻辑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的地位和作用”[7]。

  我们现在就从“存在的意义”进入费希特的“知识学”。

  

  三、知识学的原理只有从伦理的形而上学才可理解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费希特“知识学”的“三条逻辑原理”,他就是靠这三条逻辑原理的“正确性”为现代的伦理、政治(法权)、宗教乃至整个现代生活“立道”。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具体地对之进行分析。

  我们先从费希特早期的《知识学的观念》和1794/1795年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谈起。

  在这两本著作以及以后的所有知识学著作中,费希特心中特别思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把哲学提高为一门不证自明的“科学”。这也是康德对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形而上学不仅整个必须是科学,而且它的每一个部分也都必须是科学,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8]。但费希特提出这个问题,决不意味着他跟着康德旧话重提,相反,乃是认同康德的批判者雅可比和怀疑者舒尔策的这一看法:康德通过其理性批判既未为知识奠定基础,也未能完成使形而上学(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任务。因此费希特才说:“理性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自己那个将哲学作为科学加以发挥的伟大目标,但至今都肯定尚未达到这样的目标”[9]。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他们与康德在对“科学”的理解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费希特如何认为他的“知识学”原理能够完成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任务呢?

  费希特当时秉持的是自笛卡尔以来的几何学知识观念,所谓“科学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第一原理(如同几何学的公理)的自明性,二是从此第一原理推导出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因此,当费希特说他的知识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时,他要求知识学“不仅必须由一个唯一的原理组成,而且必须由许多命题组成”,这就是说,“它必定具有系统形式”[10];当他说“知识学必须是一门关于一切科学的科学”时,他要让那些在一般科学内不能证明的原理获得自身的明证性,从而担保知识学的体系“不仅论证了一切迄今已知的和发现的科学,而且也论证了一切可以发现的和可能的科学,并且能完全穷尽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11]。

  这简直是一个绝对自信的全知型哲学,人类的理性哪堪担此重任?怪不得罗素要说费希特“把主观主义发展到一个简直像沾上某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了[12]。实际上,理性和非理性常常只有一墙之隔,尽管康德前后的哲学家大多都像康德一样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如果有一位思想家指出过理性总是人的理性,那么就是康德了”[13]。这就是康德并不因不断被后人“超越”而损抑其伟大之处。

  我们还是回到费希特自己设定的“知识学”“三条逻辑原理”上来,看它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一看起来人类理性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第一条原理,他称之为“绝对无条件的原理”;

  第二条原理,费希特称之为“按其内容为有条件的原理”;

  第三条原理,费希特称之为“按其形式为有条件的原理”。

  我们着重分析费希特的第一条绝对无条件的原理:A=A。这是一个逻辑同一律的等式,费希特说,它是完全确实无疑的,人们会不加丝毫的思索,直接就同意,无需再凭任何别的根据或理由,它就是最终的根据或理由了。

  但费希特同时说,A是A就是A=A的意思,因为这就是逻辑系词(是)的意义。[14]但这个“是”(ist,is)没有“存在”(Sein,being)的含义。A是A,不表示有一个A存在着:“A是A这个命题根本不等同于:A存在着(A ist)或者它是一个A(Seyn是,不带宾词与带一个宾词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含义)。[15]但形而上学总的说来就是要研究SEIN的意义,因而不是作为逻辑系词“是”(Ist)的含义,而是存在本身SEIN的意义。所以,A是A,要能作为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不能从其逻辑含义中引出,而要从其形而上学的意义中引出。

  费希特接着问,在什么条件下有一个A存在着呢?那就是A这个X就是“自我”的情况下。因为当说“自我=自我”时,表面上,即形式上这个“等号”还是逻辑系词“是”的含义;但当我说,“自我就是自我”时,它同时“设定”了有一个“自我”存在,而且这个“自我”拒绝了“是”“自我之外”的任何东西,即不是所有的非自我,它只是“我是”(我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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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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