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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恒: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渐进性改革

更新时间:2012-06-25 10:01:00
作者: 朱立恒  

  

  【摘要】由于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成本高昂、内容深刻、对于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设事业进步的依赖,需要对国外经验进行创造性地改造以及需要协调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因而其改革应当渐进地展开。我国应当针对两审终审制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分别制定近期、中期与远期改革目标,并根据目标制定不同的改革措施,分阶段、有计划地加以实施。

  【关键词】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渐进性

  

  一般认为,两审终审制是我国长期审判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需要的一种审级制度。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两审终审制的预期目标与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1]尽管理论界对刑事审级制度的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修改和完善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问题尚未解决,讨论仍在继续。笔者拟以本文提出关于刑事审级制度的渐进行改革思路,与学界商榷,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希望能为立法修改提供参考。

  

  一、中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的渐进性

  

  从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来看,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必然是一项内容复杂、任务艰巨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测的困难。这决定了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注定不会一蹴而就。为此,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应当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量变到质变,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之所以具有渐进性,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是一项成本高昂的改革。从我国两审终审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来看,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无疑是一项内容十分丰富的改革。例如,为了改变两审终审制过于强调私人目的的倾向,需要对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进行改革,以便使其能够通过上诉程序的审理对具有争议的法律问题进行权威的解释,并确保法律的统一实施;而一旦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发生转变,就需要对法官选任制度、审判管辖制度等进行相应的改变;为了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需要对冤狱赔偿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案件审批制度、案件请示制度、法官考评制度等进行相应的改革;为了确保司法的被动性,必须将上诉程序中的全面审查原则修改为有限审查原则,而一旦确立有限审查原则,就必须对刑事第一审程序进行改革;等等。由此可见,为了建立科学、高效的刑事审级制度,我国显然需要对现行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法律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而基于改革成本方面的考虑,我国显然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这么大规模的修改。

  (二)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是一项内容深刻的改革。从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此项改革显然涉及诸多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甚至比较敏感的课题,如司法独立、法院功能、法律监督、法官角色、诉讼构造等。由于诸如此类的改革必然对整个司法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制度的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改革之路,而不大可能期望它们能够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例如,法官角色或者法院功能问题。在西方国家,法官或者法院的最重要功能就是解决纠纷,并在需要的时候通过上诉程序进行法律解释、法律创制或者制定公共政策等。但是,我国长期以来不是从解决纠纷或者裁判的角度来理解法院或者法官的角色,而是从司法工具主义角度来看待司法权的本质。[2]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法院或者法官不仅需要承担纠纷解决功能,而且需要通过审判活动,实现一些与其他国家机关面临的共同任务,如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等。[3]正因如此,我国的法院或者法官不仅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完成解决纠纷的功能,而且有权通过非司法化的手段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如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官僚化的管理模式等。尽管按照审级制度改革要求,我国应当对法院或者法官的功能进行调整,但在目前情况下,恐怕并非易事。

  (三)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的进程依赖于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进程和法治建设事业的不断进步。刑事审级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应当与司法改革的进程保持一致,而不大可能完全脱离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孤立地进行。毕竟,刑事审级制度的进步离不开司法制度的整体进步,刑事审级制度改革的诸多内容有赖于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司法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目标、成效、进程又必然受制于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和法治发展的水平。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样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具有渐进性。

  (四)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审级制度并非唾手可得。我国作为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法治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造,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尽管别国的法治经验有时能够与中国国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注意别国法律制度的生存环境和中国国情,直接照抄照搬别国的法律制度,很难逃脱“南橘北枳”或者“东施效颦”的命运。毕竟,“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4]因此,我国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制度必定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摸索的渐进过程。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如何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审级制度的成功经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级制度,不仅在理论上难以形成定论,进而需要不断地加以摸索,而且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地进行试验,走渐进改革之路。

  (五)如何协调刑事审级制度改革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比较棘手的重大课题。如前文所述,刑事审级制度改革不是一项孤立的改革,它必须结合其他相关司法制度的改革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从改革的内容来看,刑事审级制度改革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刑事司法改革必定是一项内容丰富、涉及广泛的重大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刑事审级制度之前,必须处理好刑事审级制度与其他司法制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是,如何协调刑事审级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促进整个司法制度的发展和进步,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的。

  

  二、中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及其措施

  

  既然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那么我们对两审终审制的改革就不大可能一锤定音,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路径。笔者认为,我国应该针对两审终审制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分别制定近期、中期与远期改革目标,并根据上述目标制定不同的改革措施,分阶段、有计划地加以实施。[5]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就是在维持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尽量克服两审终审制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一方面,基于前述审级制度改革的渐进性,我国目前难以完全抛弃现行两审终审制。另一方面,尽管我国近期范围内很有必要保留两审终审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审终审制是一种运转良好的审级制度。为了实现上述近期目标,两审终审制的改革措施应当着眼于当前亟需改革而又能够做得到的一些措施。结合两审终审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当采取如下一些改革措施:

  (一)关于刑事一审程序的改革。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第一审程序仍然十分粗糙,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从而给第二审程序带来了较大压力。为使第一审程序彻底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为第二审程序奠定良好的基础,笔者建议继续进行刑事庭审方式改革,提高刑事第一审的案件质量。就目前而言,刑事第一审程序改革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制定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针对违法的程度,制定不同的排除规则,如对于违反宪法权利的行为所获得的证据,采取绝对排除规则,对于纯属于技术性的违法行为所获得的证据,原则不应当排除,而对于侵犯被告人一般性诉讼权利的非法证据,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况实行自由裁量排除规则。为了加强刑事庭审的功能,提高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的比例,减少笔录中心主义或者卷宗主义的弊端,保障被告人对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的质证权,我国应当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禁止控方将各种传闻证据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与此同时,应当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情形,如在传闻证据满足可信性和必要性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控方使用传闻证据。

  2.实行证据开示制度。为了提供诉讼的效率、防止证据突袭、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增强控辩双方之间的平等对抗,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抗制的做法,制定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应当确立控辩双方互相开示、以控方开示为主的证据开示制度。而且,控辩双方应当在庭前准备程序中在法官的组织之下进行开示。

  3.改革辩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如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开始聘请辩护人的权利、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取消对辩护人会见权的不合理限制、扩大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权、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规定辩护律师职业责任豁免权、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增大法律援助的投入、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机构等。

  4.完善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制度。在刑事第一审程序中,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之所以普遍不出庭作证,与我国缺乏完善的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制度存在密切联系。为此,我国很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制度。以证人作证制度为例,我国应当改革现行证人保护制度、建立证人作证补偿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裁制度、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等。

  5.改革庭前准备程序。为了避免法官在法庭审判之前因为接触控方案卷材料而产生庭前预断,我国可以设立预审法官,专门对是否将案件交付法庭审判问题以及某些程序性的问题进行审查,或者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

  6.改革法官庭外调查制度。为了增强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和公正性,防止法官滥用庭外调查权,我国应当规范法官的庭外调查权,明确规定只有在控辩双方同时到场的情况下,法官才能够进行庭外调查活动。

  (二)关于二审程序的改革。针对二审程序的缺陷,应当进行如下如下改革:

  1.取消全面审查原则,建立有限审查原则,明确规定第二审法院的上诉审查应当受上诉理由或者抗诉理由的限制。笔者认为,基于全面审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缺陷,我国应当取消全面审查原则,没有必要保留全面审查原则。这是因为,首先,从理论上讲,我国全面审查原则违反了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与诉讼经济原则以及上诉程序的救济性质不符,为了确保程序的公正性,增加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提高司法的效率,我国应当废除全面审查原则,建立有限审查原则。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全面审查原则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第二审法院不堪重负的情况下,第二审法院很难对第一审裁判进行全面的审查。最后,废除全面审查原则并不会给第二审程序的救济功能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上诉理由进行限制,当事人既可以就一审裁判的全部内容提起上诉,也可以就一审裁判的部分内容提出上诉。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将抗诉的理由限定于“确有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仍然是开放式的,既包括事实错误,也包括法律错误,还包括程序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因为审级过少而无法对一审裁判进行全面纠错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6]

  2.改革上诉程序的审理方式。只有当第二审法院需要调查核实证据时,才有必要传唤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与第一审程序相比,第二审法院在通常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开庭审理方式。因此,为了确保第二审程序的公正性,第二审程序至少应当实行最低限度的开庭审理方式(控、辩、裁三方同时到场),是否传唤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取决于是否需要调查、核实一审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

  3.改革上诉不加刑原则。将《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2款规定的“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修改为“不得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变更”。对于数罪并罚的案件,补充规定“数罪并罚案件,被告人只对部分犯罪提出上诉的,既不能对提出上诉的犯罪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变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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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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