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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华:对历史本性的若干哲思——附带对中国历史谈些想法

更新时间:2012-06-23 23:30:47
作者: 郭小华  

  

  一、对历史本性的哲思

  

  何为历史?从字义上看,它指谓的是历经过去的事情。从这个对历史的解释来看,历史无非由以下两部份组成:一是时间的过去,二是历经的事情。从字义上对历史进行如此解释,显然只是对历史二字的概念分析。用分析哲学的话来说,这只是一种纯形式的语义分析。历史终究是要有意义的,因而对历史还得进行语用学分析。语用学分析,亦即分析历史在使用过程中的具体意义。要对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尝试着先回到构成历史概念的具体内涵即时间的过去和历经的事情这二者上来。时间的过去和历经的事情这两个词组跟随着不同的谓词,但由于这二者却可用来定义历史这个共同得的抽象名词,表明指称它们的主词肯定要一致。由此,便可这样提问,是谁的时间的过去?是谁历经的事情?解答这样的问题非常简单,可以轻而易举的知道这里谁所指代的是人。当明了构成历史概念的两个内涵背后所隐藏的主词是人时,便可顺利的推出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历史的意义是对人而言的。如果历史不是对人才有意义的,那历史便永远停留在空的语义分析上。历史一定要建构人的主体性,要从人的实践中找寻历史的意义。既然历史的主体的是人,这也就要求对应的历史研究要对人负责,它应该尽量准确的记述人在某一具体时间内所做实践的种种。准确的记述事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准则。

  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对历史进行的上述分析,不免显得枯燥和无聊。但恰是通过这个分析过程,知晓了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研究的核心准则是准确记述事实。有这两个论点做支撑,接下来再来深入分析历史所关涉的其它内容。依上所述,历史的主体是人。依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说,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人只有依靠自我意识通过历经昔在、今在、将在三种时间状态,才能觉察到自己的存在。在这里,必须坚持胡塞尔所说的意识向度内的内时间观念。因为只有将具有意识能力的“我”看成是时间的尺度,才会产生客观的可测度的外在时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计时方法是为了便于人们合理安排作息才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秒种、一分钟,一个小时等概念若离开人对它的内在感觉,便会是没意义的。概言之,时间只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内在感觉,它本质上不带有分、秒、时等这些人为规定的性质,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意识绵延体。通过这个论述,易可这样推论,既然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本质上所探讨的是时间性存在中的人,而时间中的人又是依赖于绵连的意识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因而历史变化的根源在于意识的作用,历史研究的核心在于尽量记述真实的意识。当然,在这需要交代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具体指称。从常识来看,历史所涉及的是某一具体时间内某一具群体的生存实践。所以历史之所以具备可描述性和适用性,根源于它所关联的是类概念的人。因为只有概念下的人的意识(即群体的意识)才是可观察的。群体的意识通过外化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观念,进而形成更具稳定性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观念结合体,从而使得群体的意识可供观察。这样,便使得历史事实可因探究这些稳定性较强的观念而保证自己的可描述性、并由此体现自身独特的适用性。综论之,历史所关涉的是内时间观念下群体意识的流变。从这点来看,历史所探寻的应该是群体意识外化出的观念史。用韦伯的话来说,这便意味着历史研究只能从某一理想模型出发,用历史事实合乎逻辑的证明这一理想模型内部的因果关联便可。而由于群体意识是多向度的,因而由此而外化出的群体观念也是多种多样的。认识到此,便可知道无论是记录何种时间状态下的历史,它所所描述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完全的,它所做出的各种价值判断都是有局限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记述而来的历史不可能还原历史事实发生过程中多种群体观念的具体作用。发生在绵延时间内的历史事实,只有单向度的呈现一次的可能,它一旦在时间中显现后,它完完全全的真实便永久的向旁观者隐藏起来。有此可看出,作为旁观者的历史研究者,只能在尽量准确的描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用某一理想模型分析来做一个相对的价值判断。

  概言之,对于历史,受限于人的有限性,人只能尽量准确描述历史事实,只能对历史事实作出相对的价值判断。明白了这点,便可轻易知晓那些想在历史中发现所谓客观规律的历史哲学的谬误。事实上,当这样的历史哲学宣称是抽象的规律支配历史变化时,它已悄悄偷换了人在历史之中的主体性。在这些历史哲学的主张中,抽象的规律成了历史的主体,人被动的成了被这些规律支配的客体。对历史主体的这样一种偷换,带来的结果是可怕的。首先是狂妄悖谬得出的天启式的历史真理所造成的伤害。这些哲学主张认为,人类漫长的历史是被某一抽象规律决定了的,因而一旦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规律,便可使人成为历史的主宰,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符合历史规律的新历史。带有这种特性的哲学主张无一例外的对昔在持批判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对今在充满抱怨和不满,对将在报以狂热的向往。因而,从这些哲学主张的核心见解中,不难看出它们是将所谓的历史规律视为天启示的历史真理,以一种歇斯底里的宗教迷狂将其付诸实践。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历史在本性上呈现不了所谓的历史真理。因而当有人在实践中以上述哲学主张中所提出的历史真理来重构历史时,无一例外的结局是彻底的失败。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人类实践普遍带有乌托邦色彩,最终都难逃自食其果的恶运。其次,对历史主体的偷换,带来另一种可怕结果便是消解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自由能力和责任能力。这些历史哲学在宣称某一抽象历史规律是历史的主宰时,也就意味着人因顺从这些历史规律而失掉了自由。而非常显然的是,基于自我独立而来的自由既已失掉,随之相伴的自我责任便也消失了。由于信奉所谓历史真理而产生的实践活动必然的会在实践中普遍释放罪恶,但它却会相信产生这些罪恶是基于历史真理推动的必然结果,因而它不会带着罪恶感来面对这些罪恶,反而会吊诡的相信只要历史最终产生的是美好便可不顾这些罪恶。在这样一种逻辑中,罪恶也是一种美德。但在现实中,由于信奉所谓历史真理的实践活动都难逃乌托邦的恶运,因而只会制造惊人的罪恶,不会滋生丁点美德。在这类狂热的实践活动中,所有人都迷信某一的抽象规律会对这些罪恶负责,由此导致他们在自己制造罪恶时不会有丁点罪恶感,反而会应迷信历史真理的最终实现而疯狂的制造超出常人所想的罪恶。在这种状况中,最大的悲剧就是所有人都在造恶但却浑然不自知,失掉了人之为人最为可贵的自由与责任,卑贱的成为的了某一抽象规律或是某一领袖圣言的炮灰。

  历史记述的是过往发生的事情,由于人是历史的主体,因而真实的将先前的历史呈现给后世最为重要。故人和今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内,但由于在实践活动中彼此所经验的具体内容大多类似,因而真实的记述先前的历史,易于今人从故人身上学到智慧、少走弯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史为镜继往开来。从更为纯粹的角度来看,虽然故人和今人存有差异,但共同的是彼此都是用自由的生命在书写历史。而由于历史以研究类概念下的人为基本特征,因而对于今人而言,准确知晓故人用生命书写的历史,对启发今人作为一个群体实现更好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更由于故人昔在活生生的生存是故人生命在今在的继续呈现,今人对故人昔在的记忆又构成了今人生命的组成部分。这样来说,今人和故人是彼此相连、不可分割的。今人和故人都在用自由的生命书写历史,故人的昔在是今人今在的构成部分,因而必须真实的记述今人和故人的历史,这体现了对故人和今人生命尊严的同等尊重。只有从尊重生命尊严的角度,才会滋生出对待历史态度的严肃性甚至是神圣性。因为历史经验总是昭示这样残酷的事实:许多无辜的生命被非正义的侵害、杀戮。当这些生命肉体的存在被伤害甚至是消灭之后,唯一能够给予他们尊严的就是还原历史的原貌,用真实的历史事实证实他们的无辜,从而使得正义得以彰显。人类内心的一个普遍信念就是:历史终会显示正义的最后胜利。由此可看出,对于今人而言,更应有义务毅然决然的还原故人历史的真相,尤其是要为那些遭受非正义对待的生命洗刷屈辱。只有这样,才能确证出故人屈死的意义,才能给每一个生命以尊严,才能使正义得以伸张。

  事实上,今人必定也要成为故人,每个今人必定也希望后人能够用真实的历史还原真相,用此来确认今人在今在中遭受到的非正义对待以使正义伸张。从本质上来讲,在以昔在、今在、将在三种存在状态的时间中,每个人必然的会在历史中兼有故人、今人、后人三种身份。正是因为每个人在今在的生存中,都不能确保自己完全能够避免非正义的对待或能够在今在中求得对一切非正义对待的偿还,因而最为可靠的方式就是保持历史的真实性,用真实的历史使得正义终能得到伸张,使自己的生命尊严得到尊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每个人都觉知到这点,便都会这样行。它是一条义务性的定言式道德命令,激励着每个人为了自己最佳利益别无选择的只有这样做。概言之,只有每个时代的人都出于尊重生命尊严的认识,由此而真实准确的记录历史,历史才显出了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二、对中国历史谈些想法

  

  以上是从哲学思辨得来的对历史本性的认识,虽较为抽象晦涩,但总算得出了这几个重要的论点,即历史研究需准确记述且对历史事实只能做相对价值判断,应该出于尊重生命的尊严的角度真实的还原历史。达到这些要求,是一个人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更是一个民族保存自己良心的必然之任。根据这点,来考察中国人、中华民族对待历史的现实态度,反思这些现实态度存有的问题与改进之法。

  先来看具体的一个中国人对待历史的现实态度。大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国的人民能像我中国人这样如此关心历史。中国人大多喜爱听历史故事,谈及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总能如数家珍。鸿儒与白丁之间在知识上最有交集的便是历史。在中国经常所见一事就是:鸿儒们总在将白丁们熟知的历史吵热饭,用推陈出新的新版故事“重解”或“正解”历史。巧合的是,白丁们也乐意听信这类新历史,总也乐此不疲的刚当鸿儒们的小学生。但在鸿儒与白丁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象中,可以观测到的就是:鸿儒们所讲述的历史、白丁们所知晓的历史大多带有虚构的成分,绝多部分都非事实。表面上理解这个现象很简单。因为鸿儒和白丁在对待历史时,都报的是以历史为乐的态度,他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否真实对他们取乐不影响。鸿儒们以历史为乐,用自己的理解重编历史,以求能够博得白丁们的乐趣,而他自己也通过这样的行动为自己赢得了名利。白丁们以历史为乐,听信鸿儒们个个百八正经所做的对历史的“正解”,为鸿儒们特意刻画出的喜剧而引得哈哈大笑。这只是从表面上对上述这一现象做出的解读。事实上,鸿儒们和白丁们之所以大多时候只能以历史为乐,知晓不到历史的事实,这根源于每个时代的鸿儒和白丁不能对现实做出真实的表达。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待自己所处时代群体生活状况的优劣,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看法。每个中国人都深知“勿谈国事”这一在中国任何朝代都颠簸不破的“真理”,对现实保持沉默。由于每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真实保持沉默,大多不会言说和记录真实,因而使得每一代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就这样被遮蔽。在每个时代,虽有大量记录当时事实的史书,但由于编著这些书的大多是最强最坏的当权者,因而这些史书大多是伪书。而当今人想去了解故人历史的真实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故人留下的史书。少部分今人知道这些史书中大部分是伪书,因而要去伪存真,采用考据训诂之法尽量去还原历史的真实。但大部分今人并不知道这点或是明知而有意为之,故把伪书中的记载的史料当做真实来接受和传扬。上文所描述的鸿儒和白丁,便是对应后面这种情形。

  概言之,中国人大多时候难以知道真实的历史,根源于每个时代在“勿谈国事”的国家方针指引下,每个时代的真实都被有意的遮蔽了。有此,在具体的某一时代过后,中国人才有机会去了解故人历史的真实。少部分有良心有智慧的人,会知道历代流传下的史书不可全信,用辨伪存真的去重解历史。大部分糊涂或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不管不顾史料的真伪、偏信全信,甚至是把这样的历史当做真相向后代传扬。在现实中,总是劣币驱逐良币,大多数吃掉少数,因而最终的结果是上述的后半部分人的做法取得了成功。上文所描述的鸿儒和白丁便是这后半部分人中的典型。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是主流,颠倒是非黑白,干着骗人骗己的勾当。知道中国历史如此典型的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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