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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亭:山大走出的财政部长之三·辉煌的业绩

更新时间:2012-06-23 23:04:43
作者: 王长亭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项怀诚凭借改革开放的“好风”,在他的部长任期内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这又和二十年的“蓄势”是密不可分的。二十年的“科员”生活,项怀诚戏称自己修炼“成精”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无深意。他的确“成精”了,这个“精”是人之“精华”,干部之“精粹”。二十年的历练,项怀诚不仅成为财政业务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夯实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何以见得?证据有三:第一是在张劲夫1976年至1979年任部长时,项怀诚还不是党员,更不是干部,但张部长认识到他是个人才,特邀他参加“务虚小组”,从事财政的理论及财经形势研究;第二,1979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合著一本专著《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详细论述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并展望了未来。第三,1980年起,他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给大学生开讲经济课,1982年还带领学生到江苏实习。试想,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能写出专著吗?能给大学生上课吗?笔者敢肯定地说,项怀诚此时已是财经方面的高尖人才,是人之“精华”。这样的人才,一旦有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就会大放异彩,创造出惊人的成绩。果不其然,到1984年6月被提升为综合计划司副司长,他就要崭露头角了。他在司里的责任是研究宏观经济、财税改革及管理预算外资金等重大任务,号称部长们的“参谋部”。项怀诚以锐敏的才思与探索精神,总是站在理论的前沿,紧跟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潮,以超前的目光,及时向部里提出意见和建议。常常是部长们刚从国务院领回指示精神,准备找综合计划司研究,这时综合计划司早已准备好了一份有情况分析、有实施措施的研究报告。这不能不使部长们对项怀诚刮目相看了。再举个他任副部长时的例子:1992年1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项怀诚备受鼓舞,他也从中捕捉到了一些新的信息,他感到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终于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便召集几个年轻人,口述自己的观点,由他们记录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著作,并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出版了。这是一部被理论界认为最领先、最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著作。温家宝副总理听说后,急电项怀诚:赶快给我送20本来。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的就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可见项怀诚的睿智的头脑和超前意识。像这样能高瞻远瞩的人才得到重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1986年6月提升为副部长,党组成员(1984年入党),1992年5月又升为财政部党组副书记。1994年7月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党组书记,正部级。财政部长刘仲藜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但他来了个高手骑车“大撒把”。项怀诚组织观念很强,他对部长说,我一个月给你汇报一次工作。刘仲黎说,你别来,我不管,你大胆地干就行。项虽为副局长,但税务总局的工作由他全面主持,全权负责。这时税费改革的重担就落到他的肩头上,他义无反顾地走在了改革的最前沿,全程参与了财税体制改革的设计。

  当时财经形势是怎样的呢?那时的财政体制是包干制。包干制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激励机制不足,在没有完善的法制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过渡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1980年至1990年GDP平均每年增率为9.5%,可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3年的12.6%;更严重的是中央财政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1984年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是41.5%,到了1993年下降到22%。中央掌握的钱太少,话语权也就跟着小。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政治上的权威,中央政府的职能就难以维持。有人称这时的中央财政是“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一碰就会掉下去,用朱镕基的话说,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央两次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到处都在呼喊缺钱:粮食收购亏损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项目卡着了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当时有些中央机关都到了靠借钱发工资的地步,中央财政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改革迫在眉睫,那就是废除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简单地说,分税制就是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两个体系,说白了,就是把一个税务局分成国税局和地税局,凡是国税都要上缴中央,这样,中央可以掌握更多的资金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进行重点建设,从而加重了中央的话语权。同步进行的工商税制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取消产品税,实行增值税,立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是:(1)完全改变了中国工商税制的面貌,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2)从制度上制止了地方政府任意为某些企业减免税的行为,从而大幅度地增加了财政收入。

  笔者对财税工作是个门外汉,几乎一窍不通,叫我详细地讲这方面的大道理或制度上的细则,我一点也讲不出来,再说,这也不是本文所必须写的内容。但我必须讲的有两点:

  第一,项怀诚的价值定位。如果说这场税制改革是一出重头大戏,参与这出戏的制作者有策划、编剧、导演、主演、配角等等,项怀诚应是一个什么位置?笔者以为他是策划、编剧的主要人物,同时又出任主演,或者说是领衔主演。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新中国六十年的财政史他熟烂于心,是他最早提出分税制的设想,嗣后又参与各项具体政策的制定,这不就是策划和编剧吗?当全面推行分税制时,他唱的是主角。分税制改革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上下级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也可以叫做上下级的博弈,彼此之间必然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要想顺利地推行分税制,必须打通地方领导的思想,叫他们心悦诚服地执行中央政策,为此必须全方位多层次地去做工作。1993年下半年,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在北京龙泉宾馆主持召开了一次体制改革座谈会,会上,由常务副部长项怀诚作主题发言,全面讲解了分税制,包括了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这次会议对统一思想至关重要。随后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这出大戏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1993年下半年项怀诚还亲自主持召开了许多座谈会,其中有纳税人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专家学者的、海外人士的等等。用项怀诚自己的话说,“就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次可能是历史上历次改革中听取意见最充分的一次了。”项怀诚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就可见一斑了。最关键的是说服各路诸侯(省市领导)接受中央的方案。主管经济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带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十三个省,去讲解分税制,项怀诚是主要随行人员,而且要担任主讲,回忆那段日子,项说“每次随行都不轻松,经常加班加点,有的时候通宵达旦,车轮大战”。朱镕基说,“有时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从这些描述中可见这一过程是多么的艰难,项怀诚说他这两个月掉了五斤肉。再举一个小例子。1993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珠海宾馆召开中南和西南两大区十个省的书记、省长座谈会,会上有位省长对分税制提出一些意见,其中涉及分税制的许多具体政策,中央领导说不清楚,就急电召项怀诚,叫他乘坐飞机当夜到会前来讲解。这个小故事不也充分说明项怀诚是这场财政体制改革大戏的主演了吗?项怀诚有深厚的理论修养,熟练的业务知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他的讲解叫听者不得不服。

  第二,这场改革的效果如何?请原谅我不讲过程,那势必增加文章的篇幅,读起来也会感到沉闷。还是简单地讲一下结果吧。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行分税制,中央决定以1993年为返还基数年。当时身为分管预算的常务副部长的项怀诚可以说是忧心忡忡,寝不安席。这个心胸宽广、容纳百川的人,已到了不吃安眠药不能入睡的地步。他的担心不无根据,自宣布1993年为返还基数年的后四个月,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共增长756亿,的确有些反常,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提高“基数”与中央争税收。如果分税制改革不能使中央财政收入逐步增长,就要宣布此项改革失败。但事实证明,项怀诚的担心是多余的,到1994年2月8日,一月份收支报表出来了,中央财政一月份收入277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个亿,增长率为62%,项怀诚高兴了,一块石头落地了。分税制的改革是成功的,有效地调动了两个积极性。财政收入显示,1994年每个月都比上年同期增加,全年增长869亿元。增长率为20%,这是以往历史上少有的。1993年至2007年的统计,中央财政收入由4349亿元上升到51300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9.3%,14年的检验,它成功了。2004年,身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的项怀诚说:“这两项改革应当说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两项。这段历史是很可以大书特书的。”朱镕基总理也说过这样的话:“对财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那么应该怎样评价呢?第一,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场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第二,它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今后的任务是深化,是完善。

  由于项怀诚杰出贡献,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朱镕基提名并获人大高票通过,出任财政部长。

  当项怀诚坐上财政部第一把交椅的时刻,面对的却是国际和国内十分险恶的形势。国内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华中、华南大水灾;国际上,金融风暴席卷整个亚洲,全球经济都在滑坡。1998年第一季度,国内工业生产出现了负增长,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职工下岗人数增加,内需严重不足。城市里商店门口到处张贴着“大减价”、“跳楼价”的海报,商品卖不出去,生产过剩,银行放着钱也贷不出去,而这时根据十五大精神,执行的却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力图缩小财政赤字,要求1998年的财政赤字要比上年减少120亿元,即由580亿降至460亿。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呢?这是摆在财政部长面前的一个严峻命题。项怀诚是个办事十分谨慎的人,轻易不敢冒险,但他又是一名头脑睿敏、与时俱进的人。他认识到1994年以来,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机制已初步建立起来,收入方面的改革是今后不断完善的问题,应当把财政改革的重点放在支出方面。这时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财政启动经济增长。1998年6月1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提出我国应适度扩大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货币投放,以基础建设为主要投资方向,如水利、机场、农村、电网、高速公路、粮库等,货币投放的多了,就能刺激消费,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型,即由紧缩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不能缩小财政赤字还得扩大赤字,财政部手里没有多少钱,必须加大举债,经中央批准,发行1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财政部的这一举措遭到理论界的质疑,政界也不乏反对之声:投放多了会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会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等等。项怀诚为此要花费很多精力对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进行解释和说服。他虽然要说服别人,但自己内心并非没有压力:一旦引起物价上涨,或者经济无明显效果,就将宣布这项改革的失败。自己引咎辞职是小事,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是大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得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茶饭不香,身体明显消瘦。但是他一旦认准了方向又是毫不动摇的,他表示,“哪怕以我的下台为代价,也必须坚持。当一个官员,要想不受攻击,不受反对,是不可能的,真正立志于改革的人,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人这一生能够做点事情是最重要的。”看看项怀诚说的和做的,可以下个断语:他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人,是一位胸怀天下、敢想敢干的人,是一位与时俱进敢于担当的人。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它迅速带领中国走出了经济发展瓶颈状态,并以每年7.7%的速度大幅度增长,财政收入也逐年上升。1998年项怀诚上任时财政收入为九千多亿,到2003年他离任时增加到二万多亿。项怀诚作风稳健、眼光敏锐、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紧跟大的经济形势,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业绩。

  除上述财政政策的改革外,项怀诚在他的部长任期内还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搭建公共财政框架,建立了完善的财政支出制度,并进行了相应的机构调整,从而杜绝了小金库、灰色收入以及化公为私等腐败现象。二是完成了朱镕基总理交给他的“费改税”这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朱镕基总理评价说:“这届财政是最辉煌的一届。我对老项不能再表扬了,再表扬,他就上天了。”幽默的话语中充满了赞许和喜爱。

  在任期间,项怀诚出席国际性的会议20余次,或谈判,或协商,或研讨,每会必有发言。他谈锋甚锐,论证精辟,充满着机智和幽默,不时爆发出笑声,人称“项氏幽默”。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坛上,处理各种复杂纷繁的问题,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赢得了国际的赞誉。被人称为“世界级的财长”。在他的努力下,与世界各国建立了财政方面的稳定的双边或多边对话机制。

  项怀诚还被公众认为是学者型的官员。笔者了解到他的著作有下列几种:

  1、《中国财政通史》(共12卷,主编)

  2、《财政管理学》(获国家图书奖)

  3、《九十年代财政发展战略》

  4、《中国财政体制改革》(1979年)

  5、《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1993年)

  6、《坚持“两手抓”,促进税务系统的廉政建设》(1997年7月11日《经济时报》)

  7、《四架马车奔坦途——谈税收工作的“两个转变”》(1997年7月17日《东方时报》)

  8、《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9、《只留清气满乾坤》(1999年9月2日《人民日报》)

  10、《十羊九牧的思考》(2001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11、《新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2001年第5期《求是》)

  12、《从历史盛世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2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13、《增加社会保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2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这是笔者了解到的几部著作和几篇文章,肯定不全面,但这些就可以充分证明项怀诚是学者型的官员,它比任何文字介绍更有说服力。特别说明一点,项怀诚写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不假手他人。项怀诚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几所著名大学做过兼职教授,如今他还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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