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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中 陈雅凌:法律异化研究

更新时间:2012-06-20 17:20:30
作者: 周世中   陈雅凌  

  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法律的异化在历史上经历了法的神本化(法以神为本,匍匐在神的脚下)、法的物本化(法以物为本,拜倒在物的跟前)两个阶段,并将经由社本法律观--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即强调法律的社会经济基础,回到人本法律观--以人为本,完成被异化的法律的回归与扬弃的历程。{11}29-60四是一些学者运用异化的理论研究法律异化内容中的一部分或法律运行过程中异化的部分环节,如王永杰博士以刑事冤案和刑事司法程序为视角来研究法律程序的异化、郭富青教授研究法权形态的异化、韩德强博士研究法律方法的异化、刘萍与刘振磊研究法律执行的异化、汪习根教授与桂晓伟博士研究司法的异化等[1]。

  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把法律的异化仅仅限定在阶级社会里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无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哪怕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可能存在异化的法。这不仅是因为异化理论中没有明确提到异化是专属于阶级社会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法律作为主体人的创造物,因为主体及其价值的多元等因素完全有可能对主体背叛。第二种观点只是例举性地罗列了现代社会的一些法律异化现象,这就一方面不能明确法律异化的完整内涵,另一方面也看不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法律异化现象,同时这种例举性的罗列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嫌。第三种观点不仅找到了阶级社会里法律异化的两种主要表现,而且分析了其异化的原因,同时作者还完整和详尽地论证了被异化的法律经由社本法律观到人本法律观的回归之路,对有关法律异化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我们认为持该观点的学者只看到法律异化的两种表现和产生原因而忽视了法律异化的其他表现和产生原因,甚至没有看到或表述出法律异化的真正根源--人本身的异化,同时作者没有或者说是回避了法律异化在无阶级社会里的可能表现和产生原因。第四种观点是一些学者运用异化的理论或者说是借用异化这个词来研究法律内容中的一个部分和法律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其中虽不乏详尽的理论论述和相关的案例论证,但是这些学者只是考虑到了法律异化诸多内容中的一个部分和侧面,而没有从整体上分析法律的异化。这就不仅没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法律异化图像,而且客观上还可能会给人留下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印象。

  我们认为,说法律异化应该是看站在什么立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阶级社会里法律本来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和服务的,它对统治阶级显然不能说异化,但是对被剥削和压榨的被统治阶级来说,这样的法律当然是异化了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法律是人民制定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如果它不为人民或相当一部分人们所理解,甚至因为一些原因成为侵犯人民利益的帮凶,那么这种异己的法律肯定也是异化了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法律异化(包括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法律这种人类创造出来的本用于服务人类的社会规范因为一些原因反而成了走向人类对立面的一种异己力量的转化。具体来说,法律的异化是指法律背叛了其主体--人,变成不以人为本,不以人为主体、为目的和动力,而是以人之外的因素如神、物等为本位与归宿,并与这些因素一道成为压迫和迫害人的力量。{11}36-37

  

  三、法律异化的外延探析

  

  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本来就应该服务于人--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价值,然而现实生活中法律这种无生命的客体因为一些原因时常会走向主体人的对立面,成为侵犯主体利益的帮凶。

  (一)依“法”迫害

  人类之所以选择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除了法律在形式上具有的先定性、稳定性等特征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法律能承载人类的许多追求和梦想,即法律是有价值性的。现代社会人们一般也总是把法律当作秩序、自由、民主、人权的代名词。这是法律的一种理想的或应然的状态。然而事实上,法律有时会成为束缚自由、限制民主、迫害人权的刽子手和帮凶。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希特勒在依法上台后通过其控制的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实现其个人专制、满足独裁欲望的充满血腥和种族歧视的法律,然后经由司法机关付诸实施,完成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合法”蹂躏与践踏。二战结束后,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们在经受正义法庭的审判时竟能恬不知耻、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当时是在执行国家的法律,并以此主张自己无罪。

  尽管人们围绕“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进行了长久的争论,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有些恶法在历史上,甚至在当今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当然的、权威的行为准绳,再加上总是与法律形随影至的暴力,恶法就成了强者或统治者迫害人们的“合法”依据与幌子。这样的法律当然是已经异化了的法律,而且是一个异化得非常严重的“法律”。

  (二)合法伤害

  法治是一种规则之治,其内在要求一种理性之法,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然而,因为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和社会行为的丰富多彩性,使得法治往往会对人们丰富多彩的行为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处理,以求能符合一个个业已成型的法律模式,从而进入法律程序予以法律处理。法律追求的这种形式合理性如韦伯所说的那样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也正如韦伯所担忧和揭示的那样,法律在追求形式理性的过程中可能会忽视或放弃实质合理性。因为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人的思想与行为也是多姿多彩的,进行任何一种整齐划一式的处理都难免会放纵一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哈贝马斯以有关男女立法为例论述到,如果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而不顾男女在诸如生理等方面的差异,则势必会使女性在竞争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实质合理性,但是实质合理性也并不是没有缺陷的,相反它可能就是侵害人们合法利益的另一种方式。同样是哈贝马斯,同样是以有关男女性别的立法为例,前面提到了,如果无视女性在生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将会导致女性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为追求一种事实上的平等,主张对女性在一些特殊的时期(如孕期、经期)给以一些特殊的关照,然而就是这种出于善意的举动却可能给女性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伤害。例如某些用人单位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情况和法律的特别关照,而在招聘工作人员的时候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招录女性。这两个例子使我们看到了法律出于善意却对其意欲保护的当事人利益的合法且善意的伤害。

  (三)非法侵害

  法律是人民权利的圣经。法律因权利而设定,为权利而存续和服务。不仅如此,现代法学更是把权利作为这门学科的基石范畴,作为该学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常常会被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被异化为侵害人民权利的刽子手和帮凶。媒体揭露的一系列看守所事件(如躲猫猫死、冲凉死等)和司法实践中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就是很好的证明。一定程度上,这种悲剧仍在上演,并且屡禁不绝。不幸被之击中的人可谓是含冤受屈、悲苦难言,而他们能沉冤昭雪更是希望渺茫。被认定为河北保定曲阳县党城村一场爆炸案的肇事者,并在狱中含冤度过12年之久的杨志杰面对新近沉冤昭雪的赵作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咱也说不清,国家有法律,被冤枉了”,“老百姓也就自认倒霉呗”。{12}再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是有法律的,这法律也不应该是滥杀无辜的,然而面对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剧,不管是身受其害的当事人,还是静观其变的旁观者,无不在心惊肉跳、胆战心惊的同时记恨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利用的法律。

  的确,法律是为保护人民权利而设定的,也禁止刑讯逼供等非人道手段的运用。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一系列的悲情事故几乎都是本应代表正义的司法机关为追求高破案率、命案必破或平息众怒或为其他目的而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但是不管其目的是多么的卑劣,其行径是多么的令人发指,办案人员都会给之带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理由。面对这种情形,老百姓也就只能认命,期盼那种概率极低的奇迹出现了。这时的法律成了被人操控、非法侵害人们权利的工具,说其异化似显无辜,却也无奈。

  (四)人们对法律的异己感和积极寻求法律的替代品

  现代社会的法律理应是民主、自由、人权的表征和保障,然而一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被制定的法律本身可能是恶法,出于善意的良法也可能对人们进行合法的伤害,为不正当目的可能对人们的利益进行非法侵害,再加上法律程序运作的繁杂、司法成本的高昂等形形色色的原因,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人们对法律是不信任的,对法律所保持的是一种生疏、敬畏、惧怕的情感。不到万不得已大部分人是不会与法律正面打交道的。普通老百姓自不必说,就是许多法律专业人士也是如此。徐昕教授在其《论私力救济》一书中提到的那位法律专家刚从中央电视台做完要依法维权的法制节目开车出来不小心与别人的车相撞,不依法维权却主动提出要求私了以求息事宁人、减少麻烦。笔者的一位朋友系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某地基层司法机关工作,他面对自家的合法权益被侵,在明显可以依法维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他选择了通过熟人打招呼的方式来减少自家的损失,同时他很有“心得”地对我说:“在中国,司法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如果我坚持诉讼,尽管能维护我家的合法权益,但那可能会给我以后的政治前途带来不好的影响……”与人们对法律的这种异己情感相对应的是,多数人对道德、宗教、习俗等非国家规范心悦诚服的遵守,发生矛盾后,人们也更愿意去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寻求救济。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比法院更有权威和可靠;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法外途径解决纠纷省却了许多麻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目的。其中的私力救济更是普通百姓经常用到的维权之道,对此,徐昕教授在其博士论文《论私力救济》中有着全面、详尽、深入的论述。{13}制定出来的法律被人们高高悬挂,或置之不理,或用之无益,或弃之求他,这无不说明法律本身的异化。

  

  四、法律异化的成因分析

  

  促成一项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的原因既有该事物本身内在的原因,也有该事物之外的外在原因。法律的异化也不例外。法律是人所创制和操作的,作为主体人的异化是法律异化的人为因素,法律本身的异化是法律异化的客观因素。

  (一)法律异化的人为因素

  法律异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原因也各有不同,但是在其众多的原因中我们认为法律异化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是人的异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法律是应人的需要而为人所制定的,法律的性质怎样,作用如何,是否是良法都是为作为主体的人所决定的。其次,制定出来的法律如何运作,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操控着这一切的。再次,法律实施的效果如何,实现的程度怎样,以后如何进行改进等都是由人来进行评估和主导的。换句话说,无生命的法律作为主体人创造的客体在绝对意义上是俯首听命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基于此,我们认为法律的异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异化,是人(主要是指适法的当权者)对人的背叛。上文中我们所分析到的法律异化的种种表现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那么人为什么,又是如何背叛自己的呢?或者进一步说,作为主体的人又是怎样利用法律来背叛自己的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的多样性追求导致的法的价值冲突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有用性的指称。人的主体性使法律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客体,法律是为实现人所欲求的目的和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人为了实现自由、平等、人权、秩序、效率等价值目标而设计、利用法律,法律因此受到人的尊重,同时也注定法律难以完成使命。因为人的需求和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使得法的目的价值呈现出多元性,致使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地域和同一国度的人们的价值要求也会发生冲突。同时,多元存在的目的价值因为时间和地域范围等因素的影响,对人的意义又是不同的,即价值是呈有序排列的。当这些多元的价值以相互冲突的形式摆在法律面前时,法律就必须对这些价值进行权衡和取舍。于是有些价值不得不被人们放弃,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舍弃的价值不重要或对人没有价值,只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域和国度,它与高位阶的价值发生了冲突。正如埃尔曼所说的:“如果正义、功利与安全三方面充分地表达了法律的近乎普遍的目的,那么我们必须同时明白法律的这三种价值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并且可能引起很多冲突。每种政治体制都必须决定,怎样解决或缓和这种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对功利的考虑应优于正义,或对安全的考虑应优于功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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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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