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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三多三少”杜润生

更新时间:2012-06-14 22:59:10
作者: 徐庆全 (进入专栏)  

  

  2003年7月18日,为杜润生90大寿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杜老有一个答谢辞,他诙谐幽默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90岁”,“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90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全场笑声和掌声不断。

  在答谢辞中,杜老还对自己70年的经历做了总结:“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以我对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条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第二条实实在在。我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如今,十年快过去了,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百岁为颐寿;再按照“逢九庆十”的老规矩,今年就是杜老颐寿之年了。

  

  “苦劳多,功劳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润生”的名字,是在上学时看到一个内部资料对“四大自由”的甄别文章,内中提到了提出这个观点的“杜润生”。其时,正是杜老主持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时。但因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都在上学,对杜老在这场引发中国深层次变革的农村改革中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说不甚关注,“杜润生”三个字,只是随风飘来或者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已,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杜润生”三个字在心中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当然还有另外三个人:于光远、李昌、李锐。记得我当时在整天学习中央精神但也常常无所事事的氛围中,还泡过几天图书馆,专门查这四个人的资料,特别认真的看了杜老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书。

  从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润生”这个名字在媒体上逐渐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所看重。这种看似有趣的悖论,其实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悖论还在于,这个人名字愈被遮蔽,他在民间的口碑中传得就愈响亮。譬如,杜老的同乡杜导正,以及他身边的朋友们,就经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见杜老,就是和杜导正一起去的。

  少杜老10岁的杜导正,在我眼里当然也是“老”。他一谈起杜老,就常常话题收不住。杜导正自称是“农民记者”,他称杜老为“农民干部”;俩“杜”俩“老”俩“农民”,关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

  “我这山西老乡很了不得啊。”杜导正说。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署长退下来后,已经当了七年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一天,杜导正告诉我,要带我见一个人:杜润生,请他担任《炎黄春秋》的顾问。一路上的话题,就是关于杜老的。

  杜导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说:“老杜这个人:(1)大才子;(2)大节不亏,站得住;(3)改革开放有大功劳。”

  杜导正说,老杜是“一二九”时代的大学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时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秘书长,资历相当老。

  1948年中南土改时,他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没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就因为他在土改的表现,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老杜两次被毛泽东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泽东开始逐渐偏离“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针,准备推行农业合作化,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老杜调北京,担任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但是,在合作化问题上,熟悉农村现实的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不主张急躁冒进。老杜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土地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啊。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是生产上有困难的贫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让出去。

  老杜和毛泽东的分歧逐渐表面化了。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邓子恢和老杜,只好分别做出检讨。

  这样,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老杜则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个人生关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老杜遭遇的第二次大考验,是“反右”和“文革”,他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反右”时,他当秘书长,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整个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好像没有一个人划为“右派”。“文革”时期,他也挨整,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保护科学院的科学家,使他们免受批斗。这个人是才子,也爱惜人才。

  农村改革时期,老杜当国家农委副主任,主任是他在中南局的老搭档王任重。王任重对“包产到户”不赞成,当然,那时中央有些高层领导也不赞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产到户”。这样,他这个副主任就很难当。不过,老杜很有智慧,也很沉着,一步一步寻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产到户”的口子给撕开了。后来又陆续主持起草五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广起来。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这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退下来以后,他思考的问题很多,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动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我们请他当顾问,可以让老人多发表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个“政治高参”。

  杜导正所罗列的杜老的“履历”,那样生动,简明扼要,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当我听到杜老在90寿辰答谢辞中说自己“苦劳多,功劳少”时,不禁莞尔:这老人家真是太谦虚了。

  砖塔胡同杜老的办公室,不宽敞也不明亮,台灯需要常明才能融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拥书城,倒显得他有些矮小了。办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比较贵重的物品是一把镶嵌着玉石的躺椅。杜老说,他不知道是玉石还是石头,但很珍贵,因为这是与他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这是农民对我老杜工作的一点肯定吧。”老人家淡淡地说。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黄春秋》的邀请,从2000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我们的顾问。他不是那种“顾而不问”的人,大到为我们办刊出谋划策,小到约稿子,兢兢业业。以至于有人说是他在办《炎黄春秋》。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杜老还特意说:办炎黄的,不是我这个杜,是我的同乡,那个杜(他指着杜导正说)。“那个杜”说:“是俩杜。你是顾问嘛。”俩杜孩子式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而对我来说,自从这次与杜老相见之后,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历史“活化石”。无论是自己写作还是编稿子,遇到问题就向老人家请教。此外,关于农村改革的历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采访。

  在杜老90寿辰时,杜老的老部下刘戡在发言中说,国务院一位领导说过,杜老一生是不顺的。1955年不顺,1980年代后期不顺。在这“两个不顺的年代”,杜老“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说的“苦劳多,功劳少”的话。所谓“苦劳多”,大致是指这两个不顺的时期,付出劳动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苦劳”又何尝不是历史进步的一份“功劳”?至于“功劳少”,但就他十年不遗余力的进行农村改革,就是杜导正所说的“大功劳”。

  

  “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参加革命后,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与中共的历史相伴随。而就中共历史来说,“左”、“右”之间,往往成为一条评判这个组织成员的一条线,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应当说,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权后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风审干以及土改时“左”倾之风盛行过,其他历史阶段还基本平稳。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来,就“左”风不断,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过结论的。

  作为中共的成员尤其高级领导干部,身处“左”、“右”漩涡中如何取舍?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人在回首往年的时候,大致会有一个“党正确我正确,党错误我错误”的总结;换句话说,是党“左”的时候我“左”,而党“右”的时候我“右”——这是组织对成员的要求的结果,不必以“事后诸葛亮”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加以苛责。但是,唯独杜老能够说出或者说敢说出“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这样的话,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于他人的亮点,值得后人铭记。

  1947年开始的土改运动,“左”倾之风开始抬头,尤其是消灭富农的政策为甚。杜老却提出“四大自由”,这是太明显的“右”了。多年后杜老反思土改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这是对当年“左”的做法更深切的反思。

  接下来就是1955年。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所下的“小脚女人”的断语,是对杜老“右”倾的最好的注解。那时,杜老对毛的做法有意见,就跟农村工作部副主任陈伯达说,却遭到了陈的批评。杜老说:“陈伯达批评我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而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6年,杜老因“小脚女人”的“右”被贬到中国科学院,1957年就迎来了给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反右派运动”。杜老不长记性,还是继续“右”。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吴明瑜在他90寿辰的发言中,着重追述了杜老在中国科学院这一段的历史。他说:

  1957年反右斗争时,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要保护自然科学家。这个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下发。在中科院北京地区,贯彻得很好。当时中科院在北京地区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打成右派的。当时很有名的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牵连到六位教授:钱伟长、曾昭抡、华罗庚、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驹。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曾昭抡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一个都没有被打成右派,都保护下来。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勇敢的。

  因为反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归入到“资产阶级”那一类了,成为接受改造甚至人民专政的对象。杜老对这样的定论有意见。他在反右那年访问苏联,年底回来后即给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吴明瑜说:杜老在报告中“认真地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训,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对知识分子大量的残酷打击,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

  但是,从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红专大辩论、大跃进,一路下来,知识分子全方位的遭到歧视、打击。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属性的定论。杜老一直想尽可能的改变这种定论。

  1961年,杜老在主持“科学工作十四条”起草时,为了能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结论改变打开一个小口子,他煞费苦心的提出了一个“初步红”的概念。吴明瑜说:“初步红”,“就是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那时候红透了不能说,初步红了,所以他不是资产阶级。用了这个概念,叫初步红,这个概念非常好,在那个条件下,极不容易啊。最后中央通过,叫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都要执行这个政策,就是这个道理,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初步红了。有了这一条,才有1962年周总理、陈老总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了这一条,才有1978年科学大会邓小平重申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是我们自己人”。

  鉴于1958年、1959年的状况,杜老还提出学术工作、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政治问题上升为敌我问题,这一下子就搞乱了。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暂时归于学术问题,先把它稳定住。当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政策来,极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不断在创新的理论家。

  即使“文革”开始后,杜老还是尽自己所能,来保护知识分子。经历了十年“文革”,杜老依然不改其“右”。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那时,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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