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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

更新时间:2005-01-15 15:49:21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这一全球性的学术园地里,海内外各方学者之间的分歧似乎当首推关于革命结局的估价与革命性质的确认。争论各方关于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固然与概念、评判标准与方法的差异密切相关,也同各自对革命结局的估价不同关系甚大。本文拟在已经硕果累累的学术起点上,以探究辛亥革命的结局为切入点,重温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进而就革命的性质问题略陈管见。笔者以为,就“破坏”的情况而言,反满的民族主义任务可谓大功告成;就“建设”的层面而论,民权主义的任务虽然不是那么十分令人满意,但还不能说革命只意味着失败。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可知,就辛亥革命的实质或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是以反满为主题的国内民族革命与变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的政治革命的有机结合。

  

  一、反满思想的普遍认同与国内民族革命

  

  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革命志士宣传得最多也最无歧义的无疑是其中的民族主义,即革命排满。随着清帝宣告退位,清朝的历史命运由此终结。若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了,革命先驱们大致完成了国内民族革命的任务。

  不少论著为了突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反满只是手段 ,是革命者为了发动群众而从策略层面提出的,创建民国才是目的。倘若根据孙中山等人反满的实际意图及其实效,此论似乎还可进一步推敲。

  

  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反满言行尽管是在为创建民国开辟道路,在客观上具有手段的作用,但他们并非只把反满当作手段,而是同时视为目的。《民报》的主要代言人汪精卫当年就曾郑重宣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 《民报》的另一位重要作者朱执信针对梁启超误解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遗书中关于政治革命的见解,也强调说:“星台(陈天华字星台——引者)对于种族革命之观念,实为最后决心,一定不摇,以为目的,而非以手段。”

  

  革命者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及至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即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汉族出身的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将于下午通过形式化的选举接任之,孙中山即于“11时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赴明孝陵行祭告礼,军士数万”, 向“我高皇帝”祭告推翻清朝的“光复”之功 。此举至少也反映了孙中山等人的一种潜意识,表明他们就是把反满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之一,而且非常重要。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认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尤其我和葛尔诺都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方说,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的神话。” 此论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可谓一语中的,对地域辽阔和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近代中国却未必适应。由“夷夏之辨”所派生的既成观念与满洲军队入关后镇压汉人所留下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极端性的故事,以及清朝统治者在吸收汉文化与重用部分汉族官员的同时对绝大多数汉人所采取的压制与防范政策,就容易积蓄和强化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且不乏历史优越感的汉人族群情绪,并且随时都有激活的可能。

  

  自满洲劲旅直捣幽燕以降,满汉矛盾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是否就一定是趋于缓和,似乎还有待专题探讨。“一般而言,我们都颇能透过文献去了解知识分子的想法,可是,我们却很难透过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穿平民百姓眼中的世界” 。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许多文献资料不难证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的反满口号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国内民族主义颇有市场。震天价响的反满声浪并非全属人为地造势所致。

  

  在反清革命大本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尽管并非所有的“种族”观念就是反满的同义词 ,但反满民族主义所获得的共鸣的确非同一般。还在同盟会成立不久,浙籍官费留日学生沈祖燕致清朝军机大臣瞿鸿禨告密函即称:“盖受业痛恶该党,暗中略有布置,凡有举动,颇先知之。……查革命党之阴谋,至为险毒,专以排满为主义,其中有虚无党专主暗杀。……近两月来,其党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注意在谋逆,并与政府为难,不可不严加戒备。平时出入,固宜多设拥护,晚间尤须加意巡缉。……更有甚者,该党平时蓄意与政府为仇,而尤切齿于汉大臣,以其辅政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则更有大反对我函丈者,何则?若辈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难,为残杀同种,斥为罪魁,今于吾师之辅政,实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机时伏,实有确知,并非耸听” 。

  

  同盟会骨干汪东的一段回忆也能说明问题。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 尽管成书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书》与早在1901年8月就已停刊的《国民报》之间不可能有何直接关联,很可能是回忆人误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当做《驳康有为书》,或者把刊载《驳康有为书》的《苏报》误做《国民报》,但并不影响我们了解汪东的祖父这一类士大夫从内心深处认同于反满的思想动向,值得关注。章太炎也说:“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 。

  

  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华兴会起义事泄时,堂堂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的家中就匿藏着革命元戎黄兴这样的“钦犯”,黄兴得以从长沙安全转移上海,也离不开龙家子弟的精心打点。四川按察使赵藩非但同情川籍同盟会会员谢奉琦,还斗胆营救他。及至营救未果,他又愤而辞职。此举固然反映了皇权的神圣灵光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下已所剩无几,也同行为人潜在的民族意识不无关系。

  

  曾经在《新湖南》中公开主张“离绝满政府”,“以排满与排外二重之刺激力,进入于汉种之心目”的杨毓麟虽已作为清朝考察宪政5大臣之随员,不再明显地站在反满革命立场,但他仍未忽视“满汉种界”这一基本事实。他在致出洋5大臣之一端方的私函中,即谈道:“夫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黄、白、棕、黑而已,即生物界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当其未浑融之时,从历史事情而称之则曰满汉种界,固不必其无界也,历史事情之痕迹使然也。及其既浑然后,所谓界者何在?且复成何种意味?惟当其欲浑融而未浑融之过渡时代,乃有此种有无两见之辩说,一则欲以为有,一则欲以为无,以为有者固有,以为无者亦未见其浑融也。此则生心害政之根据所为潜伏者矣!三百年来,渐趋浑合而痕迹未净者,坐此害之也。”

  

  此类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连声嘶力竭为清朝辩解的梁启超也并不完全否认。他在笔战正酣时还口吐真言:他之所以反对种族革命,“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只因他认定排满并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反而会遭来内乱与列强干涉,导致“亡国”,才反对种族革命。 可以说,“接近康、梁的人士如杨度,即已见到‘排满革命’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的宗教;而革命党人,更知道民族主义乃源于一种感情,一种根性”。

  

  正是基于满汉矛盾的存在,瞿鸿禨案头的一份关于预备立宪的分析材料就对清朝预备立宪的前景感到悲观。这份材料为江翰所寄,它出自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之手。作者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伙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满人若以为籍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 中村进午的这一番话固然不无夸大清末满汉矛盾之嫌,但他提前道出了慈禧太后特别是慈禧的后继者载沣等人的后顾之忧,对于我们了解慈禧太后等人为何对国会请愿运动异常警惕,认识国内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许不无启示。

  

  二、政治革命与民权政治的开端

  

  通过辛亥革命,孙中山等人还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国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端。孙中山用左手托起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之际,就用右手托起了人的尊严。一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的政治三角戏都是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场的,不是“私了”。南北议和中的最大赢家袁世凯虽然念念不忘专制独裁,也不得不在这个新生而脆弱却又不可轻视的民权政体之下做文章,最终弄得身败名裂《军政府宣言》中关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庄严号召,已逐渐化为广大国民的共同理念与行动,作为新的传统去规范国人。透过政治斗争的云雾,后世研究者不难从民主革命的先驱们那筚路蓝缕的足迹中看到历史前进的脉络。

  

  无庸讳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政党政治的舞台上,常见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清末的贪污腐化现象似无根本的好转。况且,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抗衡立法机关的权力和程序(如解散议会的权力和程序),这种偏向于扩大立法机关权力的做法不合乎西方民主政治中三权分立制度所蕴含的制衡原则,不利于政治对抗的合法化。” 动辄发火,吵吵闹闹成为家常便饭,给专制独裁者与帝制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不无怨气。凡此种种,均可从当年革命的历史条件中找到解释,似乎还不能作为认定孙中山等人的政治革命就只意味着失败,除非我们同时认定革命者应该迅速成就一个包你满意的民权政体。

  

  平心而论,无论就武力反满而言,还是就创建民国而论,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都并不理想。如果说在完成反满任务的层面上,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不够成熟但客观条件已相对成熟,那么,欲期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基础的国度里创建优质高效的民国大厦,快速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并不成熟 。

  

  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是为人之常情。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政治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其成效反而谈得很少 。曾经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制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他在1912年归国时面对北京报界发表演讲是如此,10年之后仍然照旧。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结局的认识差异,主要反映了恨铁不成钢的职业革命家与学者型政论家之间的差异,后者的学术含量自然较前者为多。因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当另文专述。倘若有人以为梁氏是从安于现状与讨好当局出发而设论,那就未免后诬前人了。

  

  革命固然应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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