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何路社:敦请国人们醒悟

更新时间:2012-06-12 21:51:12
作者: 何路社  

  

  不创新毋宁死。

  

  ——题记

  

  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则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于此吾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早就一直在为中国政治改革写下一些文字,先贤屈原之名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便是我的座右铭。这也正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决心要“以不可为而为之”。而至于能做到什么样子,则一如曾经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之说:“知道要做的事有‘历劫不磨’的价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许‘终身不获见’,但是费一分气力,也就深一层发现。”相信其终又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桂源铺》中道:“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历史上的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五四运动时期,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当今。变局在即,这是一个已然处于变革的前夜,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在这历史的关口,执政党在思考,社会各方人士也在思考,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中央到地方,从左派到右派,一大批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各自寻求良方,廓清基本理念,提出改革方案,其有助于引发全民讨论,以达成广泛共识,合力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推动历史进步。但实践与理论之信息,二者均要能进入政治家视野,才可供选择和产生影响。现在可以通过网络这样的平台把各种思想意见反映出来,其已形成一种巨大的思想意见场域,使政治家能够看到她而进一步从中再比较选择,最终找到一条最佳路径来推进改革,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希望和进步所在。

  

  思想是顺应时代需要、响应时代召唤的产物。如洛克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理论辩护士,其《政府论》旨在为新生的政府提供理论依据,个人权利只是作为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来表述,重点在于构建一个人民同意的有限政府。洛克主张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当政府的所作所为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采取行动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将权力收回。并且基于每个人都有独立自由的劳动权,洛克进一步的提出了每个人都是自身身体的拥有者,这种人身所有权是能够创造财富的的唯一源泉。从这个结论出发,洛克特别推崇个人财产对人权的作用,他明确的指出了个人财产是人权的物质载体和发展根基。一百多年后,英国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立宪已见成效,人民的权利极少受到政府的恣意侵犯,生命权、财产权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密尔生活的时代,个人言论自由、个性多样化发展的自由都凸显出来,但在实践中受到了政府、社会以及公共舆论的压制打击。他认为这些自由才是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部分,让民族永葆青春的核心部分。密尔对日渐僵化的英国政治法律制度感到忧虑,与洛克强调财产权不同,他更珍视思想言论和个性自由。所以他写出《自由论》这部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可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他这样写到:“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当到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思想界面对的是极权主义的幽灵,各种民主旗帜下的独裁专制政体,所以才有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划时代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对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体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书中阐述道,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权。他认为,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个小团体无从得知正确的情报,也因此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分配资源和产品。由于经济计划在实践中必然的不同意见,还有计划、分配上必然的不断失误,最后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进一步则是社会大众会感觉计划的失败是因为国家权力不够、无法有效推行目标所造成的,这样的感觉会使大众开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权,并会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让计划付诸实现”的“强人”攫取政治权力。在经过这一连串的恶化后,一个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转变为极权主义。最终从国家进行计划经济为开端,随着自由市场制度的瓦解,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

  

  的确,人类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正如哈耶克所言:“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事务受思想指引……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但如果观念之争只是停留在学术思想上的争议,没有具体介入思想意见场域中公共政策的辨析,那么思想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哈耶克还在《自由宪章》中写到:“美国人好运独得,他们的领袖人物当中有一批对政治哲学深有研究的人。或许没有一个国家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这个新的国家在别的许多方面仍然十分落后,但却可以说,仅仅在政治科学方面美国才独占鳌头。”在现实中政治家与思想家往往确实不可兼得,所以,毛泽东对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用也就有过这样的表述:“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理论是思想家对实践之回应,政治家则对二者再回应。但理论上的各种学术观点往往截然相异,政治有真理吗?有!只是要经由政治家去判断、选择,并最终靠实践来检验。许多学者之间则往往勾心斗角,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学术利益决定立场观点,其比政治家又少了政治责任与利益担当的压力制约及导向。现实中有多少“文曲星”,不过是“同党”们捧起来的而已,某类学者们实际上比政客更不值得信赖。这便是所谓的“文人相轻”与“党同伐异”。当然,真正有才华、有良知的学者不在此列。

  

  朱熹曾在《观书有感》中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则于《冬夜读书示子聿》中言:“古人学问无遗力, 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检验于实践,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实践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就都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家,他们不是钻在书斋里去构想一个逻辑非常严谨、层层递进的知识体系,他们所有著作几乎都是在解答一些重大历史实际问题中来表述出自己的思想,即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批判他们那个时代人类的困境。脱离实践需要,脱离人民群众,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从书本到书本,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的创新。

  

  就此我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出,许多当代中国学者所谓的政治学术理论,只不过是西方政治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阐述(本土性的吹喇叭者这里不提)。似如《晋书·阮籍传》云“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举例如:即有人认为:“托克维尔肯定对‘后八九’时期基于中国问题意识而广泛传播开来的‘告别革命’的主流叙事有重要启示。在近二十年里,不仅在学界,而且在企业界和政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不要革命,不能革命。这个话题在去年底韩寒的‘韩三篇’中又被再次提了出来,他的《论革命》可以看作是对托克维尔的一个简短通俗表述,思想和知识几无增量,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以他的人微言重再次激活了革命这个敏感话题。”再如,近年来被某些人炒得沸沸扬扬的华炳啸先生《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更是典型一例,它理论上仅是西方宪政、民主、自由政治思想的一些老生常谈。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中,被萧功秦先生认为很具创新性的一些提法(如“以政策竞争来代替政党竞争”),却是来自我《论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权力天然优越进而必然竞争”之政治哲学思想,同样与其来自西方宪政、民主、自由政治思想的诸多观点一样是流非源。可其非简单照搬,而是改头换面。极像是偷了人家一辆汽车,使用前重新喷喷漆而已。对于华炳啸先生的这种行径,我早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论及:

  

  “或有必要一提:一种理论之源是简单独一的,其流则丰富多彩无穷无尽,应如俗话所说‘饮水思源’。最近从江平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8日第24版(阅读)上的书评‘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中发现,我曾经早就寄赠过本书稿(电子文本)的西北大学学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华炳啸先生在该书中已具体采纳阐述了我的一些重要观点(不过换件“马甲”而已):“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并不要求这些国家抛弃传统的一党制,而是要求他们革新传统的一党制,以使这种政党制度具有新的适应和吸纳现代化变迁的能力,从而在‘参与’‘竞争’‘共识’‘多元化’‘二元化’‘一元化’,以及稳定、发展和改革之间达致新的平衡,获得新的生命力。”(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2010年6月第1版,第24页)“政治改革的明智方向就是在保持其一元战略共识层面的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建构体制内的二元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即首先把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治权领域,试行政府治理团队的二元竞选组阁),同时发扬人民政协(议政院)传统优势,借鉴法团主义理论成果,积极培育体制外的多元利益表达层面,建构公民社会,弘扬公民精神。”(同上,第455—456页)“在我们看来,这种复合式民主政治结构非常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这种新的民主政治结构不仅是民主实现的新形式,而且在多元与一元的两极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成长度、结合度与自由度。”(同上,第24页)从这些理论出发,作者认为党政分开问题也即党权与治权的区分问题,党权(主要管信仰系统)追求一元统一性,而治权(主要指行政与司法等政治系统)讲究分权制衡性,并进而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战略共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战略稳定力量)的前提下,着眼于国家的宪政民主化,积极推进分权与放权,从而克服原来的斯大林式“集权社会主义”模式的集权顽症。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我从权力天然优越到权力必然竞争,再到一党宪政民主及现代行政组织之间的竞争……其是一脉相承,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华炳啸先生的观点及语言尽管故作抽象深奥,却显得突兀,似流非源。但这错不在人,错在我们尚未有一个思想自由鼓励创新的科学政治制度。对此,我只能‘搬起岩石打天‘(湖南邵东俗语)。若不行思想专制,我的理论创新成果或许早就出版面世,至少会引起思想界与上下的注意了。仅是网络上的文字,往往因’鱼龙混杂‘或“曲高寡和’,很难被人们发现,除非她触动了现实政治的表层神经,如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下子引起‘轰动’,但我这本书不是,其是直接透视政治现实的权力道德化核心深层。”

  

  对此,华炳啸先生先是说:“殊途同归或不谋而合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篇文章似有谁引用谁的思想之说,不符合实际,也是因为何先生没有读我的书。”后又言:“你指责我用了你的观点的那篇文章,我觉得不能接受,而且从那篇文章所谈的问题来看,您是缺乏专业的学术训练的。就你所指责的问题来看,我是在1996年的我的第二本专著中就系统提出过的问题,那么,按照您的逻辑,您一定是用了我的思想却没有注明出处的。在我的书里,凡是我利用到或对我有启发的他人著作和论文,我都是详细注明出处的。我的专著没有受到您的任何影响,这一点确凿无疑。我理解,你也许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您能对此问题做出道歉,因为它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声称否则“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澄清这个问题”。我则心存善意地回复:“奉劝你不要躲在书斋和象牙塔(小学术圈子)里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拾人牙慧(不管是洋人、名人的或改头换面)是创不了新的。建议你走出书本到现实中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426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